日軍砸門抄家，中國老人用日語開罵，日軍嚇得說：對不起這就走

1941年12月下旬的香港，街頭行人寥寥，電車停運，商鋪鐵門緊閉，空氣里彌漫著焦糊的味道。灣仔一棟普通的樓房里，忽然傳來一陣粗暴的腳步聲，緊接著是槍托砸門的沉悶響動。門內的老人緩緩扶住桌角，右眼已近失明，聽著外面用生硬粵語夾雜日語吼出的“開門”，只是冷冷吐出一句話，用的是純正的關西腔日語，讓門外一群士兵愣在當場。

這位老人，就是后來被許多人稱為“近三百年第一學者”的陳寅恪。那一天，他沒有拿起武器，也沒有驚慌失措，而是靠著嘴里的那一口日語，把一隊窮兇極惡的侵略者罵得“對不起、對不起”，灰溜溜退了出去。

有意思的是，能罵退日軍的，并不只是語言本身，而是話背后那個家族的脊梁、那個時代的氣節。要看懂這件小事，得從幾十年前的湖南長沙說起。

一、出身“官三代”，卻從小被教要“立君子之節”

1890年，湖南長沙陳家新添第三個孫子。因為生在虎年，又是“恪”字輩，祖母給他起名為“寅恪”。彼時陳家在湖廣一帶頗有名望，祖父陳寶箴正升任湖北按察使，父親陳三立也剛在前一年高中進士，入吏部任主事。換句話說，這個孩子，一落地就是實打實的“官三代”。

家里條件優渥，但陳家對子孫的要求卻很嚴。祖父陳寶箴性情剛直，搞的是“新政”，看重的是“仁德”“節操”。陳家小輩讀書，不只是背四書五經，還要學算學、地理，讀報紙，關心朝局變動。陳寅恪從小耳濡目染，不愛嬉游，更沒有紈绔習氣，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翻著線裝書不肯放手。

陳家幾個兒孫，個個有才。大哥陳衡恪后來改名陳師曾，是知名畫家、書法家，又通詩文；二哥成了武漢大學中文系“五老”之一，專攻古典文學；四弟陳方恪則入仕，先后做過景德鎮稅務局局長、國民政府秘書等職。晚清到民國的湖廣一帶，提起“陳氏五杰”——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和侄子陳封懷，普通百姓都知道這是既有學問，又有骨氣的一家人。

真正影響陳寅恪氣質的，是戊戌變法那一場大浪。1898年維新變法興起時，地方督撫中真正站出來支持變法的，其實沒幾位，陳寶箴算是其中最出頭的一個。他敢為康有為、譚嗣同之類“匪人”求情，敢配合光緒推新政。光緒皇帝曾經當面稱他是“新政重臣”，把一大堆改革事務壓到他肩上。

然而，朝局變化比誰想的都快。戊戌政變一爆發，百日維新告終，陳寶箴被扣上“濫保匪人”的帽子，跟兒子陳三立一起被罷官。陳家被迫離開原有的官場與生活，舉家遷往南京。沒多久，陳寶箴抑郁成疾，抱憾而終。

祖父的突然離世，對尚年幼的陳寅恪是一次重擊。他記得很清楚，祖父反復叮囑后輩：“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節。”這句話不算華麗，卻成了他此后一生行事的底線。陳寶箴的結局，讓陳家所有子孫都明白，走哪條路，是早晚要付出代價的。

祖父去世兩年后，陳寅恪與哥哥陳衡恪遠赴日本，到巢鴨弘文學院讀書。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出國門。他在日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社會風氣、制度和技術水平，也切身感到中國與列強之間的差距。那時候，他心里的愿望其實很樸素——好好把各國的長處學到手，將來有機會用在中國。

從日本起步，他的游學之路越走越遠。之后十多年間，他先后去了德國、法國、瑞士、英國、美國等地，又曾二度赴日。靠著驚人的記憶力和語言天賦，他掌握了英、法、德、日等二十余種語言，既能讀原文典籍，又能與各國學者辯論，這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是非常少見的。

二、“近三百年來僅此一人”，學問之上還有骨氣

1925年，35歲的陳寅恪結束海外游學，準備在國內長期發展。此時的清華學校正改制為大學，在胡適的建議下，開始施行導師制，大量延聘中外學者，以圖打造一流學府。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受邀入校，這一批人，在后來都被看作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中堅力量。

陳寅恪也是在那一段時間進入清華任教。剛開始，他并不是最顯眼的那一個。論名氣，梁啟超是戊戌以來的大名士；論學問，王國維已是經學、史學、哲學多方面的大家。陳寅恪性子偏冷，不擅應酬，很少主動“拋頭露面”。可課堂上的表現，很快讓師生另眼相看。

陳寅恪的課，只要一開，教室便很難找到空位。不僅中文系學生跑去聽，連其他院系的老師、學生也擠進來。朱自清等人稍有空閑，也樂意去聽他的講解。他講史料，不是簡單“按本宣科”，而是把中外文獻拆開來比，對照各家記載，抓到關鍵處一句話解剖到底。聽過的人都覺得過癮。

在課堂上，他極不喜歡“填鴨式”教學。學生問問題，他從不嫌煩，常常從更深的背景講起，再慢慢帶到具體問題上。有人向他討教古典文獻的細枝末節，他不急著給答案，而是先讓對方自己想一遍，標出疑點，再一起梳理。有學生私下說，聽陳先生的課，像被人帶著重新長了一雙眼。

在生活上，他也不是與人疏離的冷學者。學生的家庭狀況，他會留心；畢業去向，他也會打聽。有學生家里交不上學費，他會盡力幫忙牽線。許多后來小有成就的學者回憶起清華時，都承認曾受過他照拂。

就學術層面來說，當時中國學界公認，陳寅恪的知識面和研究功底，在國內很難找出第二人。向來自詡“高傲”、性格極直的傅斯年，就毫不遮掩地說過一句話：“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僅此一人而已。”這話看似夸張，卻也是很多同輩學人的真實感受。

然而，對陳寅恪來說，學問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陳家幾代人面對朝局變動都選擇了硬骨頭的路線，對他影響極深。他雖然為文謀生，卻并不把自己當成單純的“書齋先生”。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盧溝橋事變后，北方局勢急轉直下。八十五歲的陳三立已經年邁，本可躲在后方頤養天年，可當他聽到周圍有人說“中國難免要敗”“日本人強得多”之類的話時，卻怒不可遏。有一次，他拍著桌子痛罵：“呸！中國人難道只能任人宰割嗎？怎么可以像豬狗一樣貼耳俯首？那才是國之大恥！”

隨著北平、天津淪陷，日軍開始琢磨怎樣利用所謂“名門望族”為自己服務，拉一些中國士紳出來當“親華大使”。陳三立這樣名聲在外的老文人，自然在他們的“名單”之內。日軍方面通過各路人馬多次遞話，想拉他出山站臺，都被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他甚至吩咐家丁，遇到日軍來“勸說”，就用掃帚把人趕出院子。

為了表明態度，他干脆以絕食來抗議，整整五天滴水不進。最終，這位經歷了清末新政、民初變局的老人，帶著怒氣與憂憤離開人世。活到八十五歲，卻偏偏是死在不屈的拒絕之中。

父親去世時，陳寅恪正值中年。按照禮俗，他必須為父親操辦后事，向前來吊唁的人一一叩謝。那段時間，他幾乎天天跪拜，次數之多，連年輕人都吃不消，更不用說他這樣本就視力疲弱、身體一般的學者。結果，過度勞累疊加多年讀書損傷視力，導致視網膜脫落，右眼完全失明。

就在這雙眼睛愈發模糊、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的時候，胡適向他轉來了一個機會：英國牛津大學希望聘請他去講授漢學，此行還能順便在倫敦就醫，治療眼疾。對一個學者來說，這是不可多得的發展平臺。陳寅恪便帶著妻女，準備從內地輾轉去香港，再從香港起程赴英。

誰都沒料到，一場更大的風暴已經在路上。

三、香港淪陷，關西腔破口大罵嚇退日軍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對美國珍珠港基地發動突然襲擊，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原本因廣州淪陷而成“孤島”的香港，迅速被列為日本軍方眼中的“下一個目標”。日本陸海空軍配合，對香港島及周邊陣地不斷轟炸、炮擊。駐守的英軍無法長久支撐，短短不到二十天，香港便宣告陷落。

日軍部隊入城后，需要大量房屋做軍營、倉庫、辦公室，很快開始強行征用樓房。與此同時，頻繁的轟炸使得香港的海上航線全面中斷，去歐洲的通道被切得干干凈凈。陳寅恪一家原本計劃經香港轉赴倫敦，如今被困在島上，退無可退。

戰前，在友人幫助下，他還在香港大學找了教職，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開銷。然而，日軍占領香港后，大學也遭敵人接管，學術機構一概被迫為占領軍服務。陳寅恪不肯為日本人效力，干脆辭去職務。收入戛然而止，一大家子立刻陷入窘迫，連日常吃穿都變得拮據。

正當日子一天難過過一天的時候，又一件麻煩事壓了下來：他們租住的房子，被日軍看中，準備強征做軍用宿舍。那天，樓道里先傳來軍靴敲擊地面的聲音，隨后是粗暴的砸門聲。幾個端著槍的日本兵闖到門口，大聲叫嚷，用夾雜中文的日語吼道：“快點搬走，這里要當兵營！”

屋內，五十多歲的陳寅恪坐在桌旁，身形瘦削，右眼幾乎不辨東西，左眼視力也大不如前。他安靜地聽著外面的喝罵，沒有絲毫慌亂，只是將身子坐正，雙手扶住桌案，抬頭望向門口。家人心里揪作一團，生怕他與日軍沖突，引來大禍。

門一開，幾個日本士兵闖入，一邊比畫，一邊重復著讓他們立刻“滾出去”的意思。見屋里的人既不哭喊，也不匆匆收拾行李，一個個坐得端端正正，竟有幾分氣派，當頭的士兵下意識地停了停腳步。他們心里很清楚，香港并不是單純的中國城市，這里聚集著各國僑民、商人、外交人員，真要不長眼惹到哪國要員，很可能會惹麻煩。

就在他們猶豫的一瞬間，陳寅恪突然開口，說的是標準的關西方言日語。語氣不但不卑不亢，反而字字戳心。他用的是日本貴族、舊式官僚常用的那一套說法，偏偏句子里充滿譏諷，直指日軍此番行徑粗暴、無禮、不知羞恥。雖然具體原話已無法一一考證，但大意就是把對方的行為罵了個底朝天。

那幾個士兵明顯被嚇了一跳。一個年輕兵忍不住壓低聲音問同伴：“這老頭什么人？怎么說的口音像本國貴族？”當頭那名士兵皺著眉，四下打量屋內陳設，又看看陳寅恪的神情，有點拿不準主意。按道理，普通中國人如此大膽，用日語高聲呵斥他們的行為，本就少見，更不用說還用關西腔。這在他們的常識里，往往意味著對方不是一般人。

短暫的沉默后，領頭的士兵似乎在權衡利弊。香港剛剛占領，日本軍方對這座城市仍存忌憚，不清楚哪些人背后牽扯著英、美等國背景。為了避免平白惹出外交糾紛，他當機立斷，對陳寅恪略微鞠了一躬，用生硬的道歉語說了幾句，大意是“打擾了、對不起”，隨即帶人退出房間。

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按照軍中程序，他們必須弄清這棟樓住的究竟是什么人，于是改派軍官和翻譯上門，用較為“溫和”的方式協商。談判過程頗為曲折，日軍方面一度堅持要征用房屋，只是愿意給出幾天寬限時間，讓住戶慢慢搬離。陳寅恪和家人則寸步不讓，盡量拖延。雙方來回周旋，氣氛時緊時松。

有意思的是，事后日軍暗地里打聽這家的底細，卻總也理不出頭緒。只知道這位老者學問很大，會講相當考究的日語，但到底是什么身份，出過什么仕途、有什么國際背景，卻始終弄不清楚。也正因為摸不著底，他們不敢魯莽撕破臉。

更詭異的是，再往后，征用這棟樓的事竟被悄悄擱置，日軍撤銷了原來的計劃。陳家得以繼續留在原處。究竟是哪個環節發生了變化，檔案材料里并沒有明確記載。只能確定一點：那一天陳寅恪用關西日語罵人，確實讓這群侵略者打了退堂鼓。

陳寅恪三位女兒在回憶文章中提到，日軍后來還曾通過東亞文化協會之類機構，開出高價，想請他參與編寫所謂“中日親善教科書”。投入的數字非常誘人，據說高達四十多萬港元。在戰時的香港，這個金額足以讓一家人在物質上活得相當寬裕，絕不再受饑寒之苦。

面對這樣的條件，陳家一時也難免有動搖。畢竟一家老小都要吃飯，誰都知道那是一筆“能翻身”的錢。但陳寅恪態度非常堅決，不僅拒絕，還斬釘截鐵地表示不會為侵略者服務。家里有人勸他“寫寫書，未必要真站隊”，他只淡淡說了一句：“文字一出，便是立場。”

這一句話，算是把他對“學者”身份的理解表得很清楚。寫書教人，如果用來粉飾侵略，哪怕換來天文數字的報酬，也等同于出賣人格。對于自小聽著“立君子之節”長大的人而言，這道線，是不能逾越的。

那幾年里，陳家是真的窮得緊。糧食短缺，衣物也不能隨意添置。可是無論日軍怎樣繞彎子來試探，他始終不肯對占領軍做任何“服務”。在外人看來，這樣的堅持有點“傻氣”，但換個角度想，正是這點“傻”，撐起了他作為文人的風骨。

陳寅恪罵退日軍這件事，看上去像個小插曲，時間不過幾分鐘。可把背景、家世、他和父親的遭遇擺在一起，就會發現，這幾分鐘之所以成立，是幾十年養成的骨氣在起作用：會日語只是技巧，不怕拿來當面罵敵人才是關鍵；敢罵，則源于一輩子對“節操”二字的堅持。

陳寅恪后來繼續在困頓中從事學術研究，寫《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著作，已是另一個層面的故事。僅就香港這段經歷而言，一個五十多歲、右眼失明的老學者，在最危險的時候，沒有向占領者低頭，這一點，實在不比槍林彈雨中的軍人遜色。

日軍砸門抄家的情景早已散去，當年那句帶著關西腔的怒罵，也無人能準確復述。但有一件事倒是很清楚：他把“文人”兩個字，寫得非常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