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70歲從部隊離休，歇1個月后又接到中央任命，革命工作經歷72年

1949年深秋，華北的風已經有了些寒意，北京西郊的一處小院里，一群剛從前線回來的軍官圍坐在一張舊桌旁，正熱烈地討論著部隊整編的問題。有人忽然提到一個名字：“要說帶兵有門道，還是張震那路子。”一句閑聊，卻把一個身影推到眼前——這個從1928年參加革命、后來70歲離休、卻三次“退休失敗”的將軍，一輩子都沒能真正離開過“工作”二字。

他的一生，跨度從井岡山的槍聲，一直到共和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時間一晃七十多年，許多戰友早已離開崗位，他卻總是在關鍵時刻，被一紙任命再度推上前臺。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倒是一次又一次認真準備“離休”，每回都覺得可以歇口氣了，結果都成了空。

一、從廣昌戰場走出的“高參”

1934年，廣昌戰役進入后期，前線的火力咆哮不止。張震在陣地上奔跑穿梭，指揮部隊調整火力點。槍炮聲震得人腦袋發漲，他忽然發現，身旁的司號員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只瞪著眼睛看他。張震先是著急，用手勢比劃著催促吹號，司號員用力鼓起腮幫子，卻一點聲音也聽不見。

就在那一刻，張震才意識到不對勁——不是對方不吹，而是自己已經聽不見了。耳膜被震傷，雙耳暫時失聰，再加上前幾天剛中彈負傷，還反復發瘧疾，他的身體到極限了。沒多久，他被抬下前線，送往后方醫院治療，暫時離開了他最熟悉的戰場。

那時候，張震不過是紅軍中一名年輕軍官，卻已經在連隊里“有點名氣”，敢打、會打，還愛動腦子。傷員病房里本來沉悶，他卻拿著沙盤和樹枝，在床上比劃戰術，把身邊幾名輕傷員都拉著一起復盤上次作戰過程。戰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這是當參謀的料。”

不久后，一件小事改變了他后面的軌跡。紅軍長征前夕，時任師政委的黃克誠到醫院慰問傷員，逐床詢問情況。走到張震床前，他抬頭叫了名字：“你就是張震？”一句話，讓年輕的張震心里直發熱——原來在上級眼里，自己這些日子的帶兵表現，他們都看在眼里。

黃克誠對他的印象不錯，后來在干部調整中，專門點名把他調到第10團擔任作戰參謀。對張震而言，這算是一個轉折：從團一級的帶兵干部，開始正式進入到指揮謀劃的崗位。也正是從這時起，他逐步被人稱為“高參”，不再只是沖鋒陷陣的一線指揮員。

長征途中，部隊邊走邊打，環境極其艱苦。張震一邊適應參謀工作，一邊不斷琢磨如何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組織作戰。他后來回憶當年的情況時，曾感嘆一句：“那時想著的就是一點，要把兵帶到，不能白白損失。”話很簡單，卻透出一種當時許多紅軍干部共有的樸素想法——活著走到最后，才有機會打以后更多的仗。

二、從解放戰爭到朝鮮戰場

抗日戰爭勝利后，形勢急轉直下，全國局勢很快進入新的較量。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張震已經成長為野戰軍中能獨當一面的高級參謀，被調到華東野戰軍工作，協助陳毅、粟裕等老一輩軍事家指揮大兵團作戰。

1948年，豫東戰役打響，敵我力量對比錯綜復雜，戰役設計極其關鍵。張震參與戰役籌劃和指揮時，重點盯著一點：如何利用機動作戰，把敵軍各個擊破。當時，地圖攤在桌上，他和同事們反復推演，每變一條線路，就得考慮補給、地形、敵情等一大堆問題，常常一通宵不合眼。

豫東戰役之后不久，淮海戰役接續展開。那一役，對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有著決定性意義。上上下下都明白，淮海打好了，全國形勢就會發生根本變化。張震在戰役中負責的工作，主要是參與作戰方案的擬定和修改，根據信息變化不斷提出調整建議。不得不說，這類工作枯燥也累人，功勞往往看不見，但一旦出現疏漏，后果非常嚴重。

有戰友私下說過一句大實話：“你看張震，打仗不一定總在最前線冒頭，卻總在最要緊的地方把著關。”從結果來看也是如此，豫東、淮海等戰役的勝利，為解放全中國打下了堅實基礎，參戰的每一位指揮員、參謀員，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新中國成立后，和平并沒有馬上到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隨著戰爭進程推進，志愿軍需要不斷輪換和加強兵力。毛澤東親自簽發命令，任命張震為志愿軍第24軍代軍長，赴朝鮮戰場指揮作戰。

那一階段的戰斗強度，遠比許多人想象中更為慘烈。美軍裝備精良，空中優勢又明顯，志愿軍要在這種條件下打出氣勢，難度極大。張震帶領24軍入朝后，在五個月左右的時間里，組織部隊連續發起和抗擊多次戰斗。根據當時統計，部隊在這一階段擊斃敵人一萬四千余人，取得了符合戰略部署要求的重大戰果。

戰場上的指揮，既要膽大，更要心細。張震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非常看重情報和地形，常常親自拿著地圖，與前線來報的情況對照，一點一點摳。有戰士從陣地上撤下來，被他叫住問：“那邊的山梁，是緩坡還是陡坡？”戰士愣了一下，比劃了一下，他又追問：“一排人散開跑，多少分鐘能沖上去？”聽上去啰嗦，卻正是這種細致，支撐了許多關鍵戰斗的決策。

1953年停戰以后，志愿軍開始陸續歸國。張震回國后，繼續在部隊要害崗位任職。1955年，我軍進行首次授銜，他被授予中將軍銜。這一年，他49歲，已經有了二十多年戰場經歷。到了1988年軍銜制恢復時，張震又被授予上將軍銜，從資歷和貢獻來看，這個軍銜與他的經歷相匹配。

三、嚴于律己的“家里老張”

從軍這么多年，張震在部隊里的威望很高，但回到家里，卻是另一幅樣子。孩子們私下里都叫他“家里老張”，語氣里是既敬又怕。

他出身貧寒，父親早年在舊社會的重壓下積勞成疾，貧病交加中離世。那時，張震正在中央蘇區參加作戰，戰事不斷，根本不可能往返奔喪。父親的喪事辦得很簡單，連像樣的墓碑都沒有。等到1949年以后，工作越做越大，他仍舊沒有特地為父親“風光一回”。

1961年，他的母親因水腫病病重，在老家度過了生命最后一段時間。那時，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張震擔負著重要工作，事務繁忙，調動也多，最終沒能回鄉為母親守喪。親人離世，兒子不在跟前，從人情角度看，確實留有遺憾。但在當年的特殊環境中，這種情況并不少見，許多干部都面臨類似的兩難。

時間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件小事把這段往事推到前臺。1992年前后，張震的一位老同學回鄉探親，無意中去看了看張家的祖墳，發現墳地十分荒涼，幾座墳包破敗不堪，有的已經被人平掉，當成菜地在上面種菜。他回城后，感到過意不去，就找到有關部門，提出幫張震家修修祖墳。

這位老同學很熱心，還想著替張震考慮“身份問題”，提議由區里出面，申請一點公家經費，按烈士或高級干部的標準，把墳地重新修整一番。區里也算重視，專門畫了幾張設計圖樣，寄到北京征求意見。

沒多久，張震回信了。大意很明確：一，不同意用公家錢修墳；二，不贊成占用鄉親的土地；三，不需要另立新的高大墓碑，只要把原先的碑修一修，把字刻清楚就行。他還特地寄去1000元錢，讓家里人按這個思路去辦。至于已經被當菜地的那幾塊地方，他寫得很干脆：種菜就種吧，這樣對鄉親們也有點好處。

“種了也沒事，這樣還能為鄉親們做些貢獻。”信中這句話，看上去平淡，其實道理很簡單——個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不能動公家的錢，更不能侵占老百姓的利益。對于一個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老將軍來說，這種觀念，已經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

張震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他的四個兒子全部從軍，而且最終都成長為將軍。唯一的女兒嫁的也是軍人，對方同樣是少將軍銜。一家六位將軍，在全國范圍內都屬于極少見的情況。但在家里，子女們很清楚，父親從不允許他們搞任何“特殊”，更不會因為自己“姓張”，就覺得享有某種便利。

有人打趣說：“你這一家是‘一門六將’，在外頭可了不得。”家庭成員聽了，大多只是笑笑。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個“六將”的稱謂，不是一張“資格證”，而是一份壓在肩上的責任。尤其是在張震眼里，兒女從軍，是各人自己的選擇，能做到什么程度，全憑本事和紀律，不可能靠父輩“加分”。

四、三次“準備退休”，三次都落空

如果只看榮譽，張震的一生算得上圓滿；但若看他“退休”的那幾次經歷，又多少帶著一點戲劇味道。

1985年，中央軍委對總參謀部領導班子作出調整，時任副總參謀長的張震，職務被免。他那一年已經七十出頭，身體雖好，但按常理也到了該休息的年齡。對組織上的安排，他心里早有預期，也并不意外。

家里人得知消息，反而挺高興。妻子嘴里雖然不說什么客氣話，心里卻暗暗盤算了一陣：幾十年東奔西走，家里事一大半壓在她身上，如今丈夫算是歇下來，日子也許能慢一點。她還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以后你總算有時間在家里吃幾頓安穩飯了。”

張震本人也開始認真規劃“退休生活”。有書要看，有材料要整理，還有許多老戰友的情況想了解，他甚至跟朋友聊起：“以后有空，可以去部隊調研，不一定都要帶著職務去。”從外表看，這位老將軍似乎終于可以放下心里的那根弦了。

結果，這種狀態只維持了一個月左右。軍委常務會議作出決定，請他出山負責籌建國防大學。這個任務意義重大：要為新時期軍隊建設培養高層次指揮人才，既要保留我軍傳統，又要引入新的軍事理論。用當時的話說，國防大學是“新形勢下的戰略工程”。

對這個安排，張震不是沒猶豫。他的年齡擺在那里，籌建一所新型院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從使命角度考慮，他很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再加上軍委的反復研究和勸說，他最終還是答應了。就這樣，他第一次“準備退休”的計劃，以“去辦國防大學”無疾而終。

幾年之后，時間來到1990年。中央軍委再次調整領導班子，已經超齡服役的張震，再一次覺得，是時候真正退下來了。那時候，許多與他同一代的老戰友，陸續退居二線，有的已經在家頤養天年。他身邊有人笑著對他說：“咱們也該下來了。”

“那就一塊下吧。”張震當時也順勢說了這么一句，態度坦然，仿佛這件事水到渠成。事實上，在許多人看來，以他的資歷和年齡，此時退休再正常不過。組織在研究時，也認真考慮過這一點。不過在綜合評估身體狀況和工作需要之后，最后的結論卻是：他仍然需要繼續留任。

于是，76歲的張震，依舊出現在軍隊最高領導層的日常工作之中。開會、調研、研究方案，和過去相比節奏略有調整，但該操的心一點沒少。有外地來京的干部見到他時，還忍不住感嘆：“您這歲數還這么忙啊？”張震只是笑笑，回了一句：“身體還可以，就多干一點。”

1992年，他已經78歲，第三次正式準備退休。這一次，他沒有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寫了一份內容詳盡的書面報告，建議組織挑選合適的同志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報告中解釋得很清楚：年齡已高，精力有限，從整體工作考慮，換人更有利于長遠發展。

報告遞上去后，他心里倒是很平靜，覺得這次大概率就能“真正退下來”了。誰知到了當年9月中旬，消息傳來：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這個決定，等于是讓他從“準備離崗”的狀態，再一次推回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這一次，他已經沒有任何“退縮”的余地。軍委副主席，是關乎全局的大任，需要承擔的責任，比以往更重。張震面對任命，心里當然明白分量，也只能繼續扛起來。他后來有過一個簡短的說法，大意是：既然組織還有需要，就再干幾年。

從1985年第一次“準備離休”，到真正退休，中間整整跨過了九年。期間三次計劃落空，不是因為他舍不得職位，而是歷史發展到了某些關鍵節點，需要他繼續站在臺前。

等到1990年代中后期，張震年歲已高，身體開始明顯衰老。直到84歲時，他才從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崗位上正式退下來，真正離開了長期擔負的繁重工作。算起他從1920年代末參加革命，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完全退出領導崗位，前后經歷足足有72年。

這72年里，有槍林彈雨，也有案頭燈火；有戰場上的生死抉擇，也有和平時期的制度設計和院校籌建。對張震個人來說，這是一條從普通紅軍戰士，到高級將領，再到軍隊高層領導的長路。對中國近現代史而言，他的人生軌跡，也悄悄嵌進了許多重大節點。

有時候，人們會把他“三次離休未果”的故事，當作一個略帶幽默的插曲來講。但仔細想想，支撐他一再走上前臺的，不只是個人意愿，更是那個時代對老一輩革命軍人的一種信任。而他在關鍵時刻從未推脫，也正說明，所謂“革命工作經歷72年”，并不只是一個數字，而是一種持續到晚年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