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到宋，五代十國不只是“亂世”

我們習慣將相鄰的古代王朝連稱，如秦漢、唐宋、明清，這固然彰顯了不同朝代的承繼關系，卻也會遮蔽一些東西。例如，當我們將唐宋并列，津津樂道于唐詩宋詞、唐宗宋祖、唐宋八大家時，唐與宋之間那段持續數十載的“亂世”就被遺忘了。反映到文藝領域，在歷史類小說、影視劇興盛的那些年，一個個朝代粉墨登場，以五代十國為背景的作品卻寥寥無幾，導致大眾認知度偏低。最近熱播的歷史劇《太平年》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而我們正不妨趁熱打鐵，追劇之余，通過杜文玉《五代十國史》，毛元佑、雷家宏《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及張其凡《宋太宗：陰影下的帝王》等書深入了解一下那個時代。

《太平年》劇照

破成見：轉折關頭的五代十國

提起五代十國，浮現在人們腦海里的往往是“朱溫篡唐”“兒皇帝石敬瑭”“花蕊夫人”等片段化敘事，或是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國號與年號——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加上南方的前蜀、后蜀、南唐、吳越等十個割據政權。從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到960年趙匡胤建宋，這長達半個世紀的“亂世”，暗無天日，被認為是盛唐與文宋之間一道突兀的歷史裂縫。

陜西師范大學杜文玉教授的《五代十國史》則引領我們穿過戰亂煙云，窺見潛藏于混亂背后的結構性社會政治變遷。這部著作跳脫出線性敘事的窠臼，不是把五代更迭、十國興亡的故事再講一遍，也未沉溺于宮廷陰謀、武夫暴政等獵奇性描寫。它將五代十國置于長時段脈絡中，通過經濟基礎、制度演變、人口遷移、文化交融等多維透鏡，剖析其何以成為唐宋之變的關鍵樞紐。

《五代十國史》，杜文玉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首先，五代十國的亂世并非憑空出現，而是唐代藩鎮割據的必然演化。安史之亂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日漸松弛，節度使手握軍政財大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唐末黃巢起義進一步瓦解了中央權威，最終導致“驕兵逐帥、藩鎮易幟”的暴力循環，隨著朱溫篡唐，武人正式登上權力中樞。五代各朝，本質上不過是諸多軍閥中實力最強者入主中原的產物，其統治基礎脆弱，壽命短暫，“兵強馬壯者為之”成為最高的政治法則。

紛亂的表象之下，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變化正在孕育，塑造了此后中國數百年的面貌。其中最具根本的，莫過于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長期以來，黃河流域一直是中華文明的政治與經濟中心。然而唐末及五代時期，北方戰禍頻仍，千里蕭條，“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況屢屢上演。相對而言，南方割據政權如吳越、南唐、前蜀、后蜀等，統治者大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戰事較少，社會較為穩定。大量北人南遷，不僅帶來了勞動力，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太湖流域、鄱陽湖流域、四川盆地得到進一步開發，水稻種植、水利建設、絲織、制瓷、茶葉等產業蓬勃發展。南方在經濟總量、人口密度、財政收入上逐漸超越北方，成為國家命脈所系。這一格局，為后來宋朝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化藝術亦在延續和演進。詞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伶工之詞”到“士大夫之詞”的轉變，川蜀地區的花間派對宋初詞風有重大影響，南唐李煜以“詞至李后主，眼界始大”的創作突破，為宋詞的繁榮開辟道路。與此同時，釋道人物畫衰落，山水、花鳥畫興起，五代畫家荊浩、關仝等不僅本身就是北宋畫壇的核心力量，其技法與理念更影響了宋代畫院的發展方向。

當然，對接踵而來的宋朝而言，五代最直接也是最亟需處理的遺產，莫過于“武夫當國”的政治生態。那個時代，文官淪為武將附庸，禮儀道德讓位于武力強權，君臣名分脆薄如紙。皇帝需要時刻提防手握重兵的節度使，而節度使麾下的驕兵悍將也可能隨時陣前倒戈，擁立新主。政權更迭如同走馬燈，忠誠成為最稀缺的品質。對武力失控的深深恐懼，以及對穩定秩序的極度渴望，如同一個巨大的歷史幽靈盤旋在宋人心頭。終結武人亂政、重建社會秩序，是北宋建立者必須面對的核心命題。

開太平：終結亂世的宋太祖

杜文玉教授在《五代十國史》中勾勒的“武夫當國”格局，正是宋太祖趙匡胤成長的背景。毛元佑、雷家宏合著的《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一書，將這位開國皇帝置于這一特定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生動展現了個人命運與時代潮流如何交織并導向一場影響千年的秩序重建。

《開太平：宋太祖趙匡胤》，毛元佑 雷家宏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出版

趙匡胤本人就是五代武人政治的產物。他的父親趙弘殷憑借驍勇善戰，在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歷朝擔任禁軍將領，于亂世中為家族掙得了安身立命的資本。趙匡胤青年從軍，在周世宗柴榮麾下嶄露頭角，最終因掌握禁軍最高指揮權，在陳橋驛被部下“黃袍加身”，完成了五代最后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軍事政變。可以說，沒有“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時代邏輯，就沒有趙匡胤從軍事將領到開國帝王的躍升。

然而一旦登上帝位，趙匡胤就將面對這一邏輯的反噬。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是怎樣坐上這個位置的，也就比任何人都擔憂別人會以同樣的方式將其奪走。五代短短50余年，中原便更換了五個王朝，其中多數由軍事政變催生。如何跳出這一循環，使新建立的宋朝不致成為又一個短命王朝，成為趙匡胤亟需解答的歷史課題。《開太平》一書詳細剖析了趙匡胤充滿現實主義智慧的解決方案，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制度安排由此展開。

通過“杯酒釋兵權”，趙匡胤解除石守信等開國元勛的軍職，從而削奪了武將權力。隨后，趙匡胤對軍事體系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強干弱枝，將全國精銳士兵編入中央禁軍，地方只留羸弱的廂軍；兵將分離，實行更戍法，使將領不專兵，士兵不知將；以文制武，地方軍政長官多用文臣，并設通判加以牽制。在中央，樞密院掌調兵權，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掌統兵權，二者互不統屬，都直接向皇帝負責。這些環環相扣的設計，從制度上根除武將擁兵自重、威脅中央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趙匡胤大力抬高文官地位，擴大科舉取士規模，誓言“宰相須用讀書人”。他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展開創造了寬松環境。這些舉措，與抑制武將相輔相成，共同構成“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無論后世如何批評這一政策導致宋朝軍事上的“積弱”，但站在公元10世紀的歷史現場，我們必須承認，它成功實現了最迫切的階段性目標——終結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軍閥混戰，為社會帶來了久違的穩定與秩序。對飽受戰火蹂躪的百姓而言，能讓人安居樂業的政權就是好政權，即儒家心心念念的“仁政”。這正是“開太平”三字沉甸甸的分量。

至于后世指責趙匡胤以臣篡君、欺負孤兒寡母，因而得國不正，實為脫離歷史情境產生的“后發道德”。五代時“忠君”觀念淡薄，馮道一生侍奉四朝十帝卻被譽為“長樂老”，便足以說明時人的價值取向。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本是五代政權更迭的常見操作，何況他奪得帝位的手段相對和平，避免了大規模戰亂，相較于同時代動輒兵戎相見的暴力奪權已屬難能可貴了。

事實上，正是趙匡胤終結了五代亂世，才讓儒家的忠君倫理得以回歸。而作為現代人，評判歷史人物，不必拘泥于其是否忠于某個王朝或君主。我們更應審視的，是此人是否為民眾帶來福祉，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從這個角度看，趙匡胤“開太平”的功績，值得被歷史銘記。

陰影下：宋太宗的矛盾與功績

趙匡胤終結了五代亂局，卻未及親自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無疑是巨大的遺憾。這在和其繼任者宋太宗趙光義的比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趙匡胤武將出身，卻絕非莽夫，亦不嗜血暴虐。他深知戰爭之害，因此在統一戰略上表現出驚人的耐心與克制。他制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難”方略，旨在以最小代價實現統一。對平定后的后蜀孟昶、南唐李煜等亡國之君，大多予以優待，借此安撫人心，減少統一阻力。對吳越錢氏，則是徐徐圖之。這種注重政治收益與成本計算的理性，展現出一代雄主的格局。

倘若天假以年，趙匡胤或許能以更穩妥的方式收復燕云，開創更為輝煌的基業。但歷史沒有如果，公元976年，50歲的趙匡胤在一團迷霧中猝然離世，統一大業與王朝命運落到了其弟趙光義手中。關于這場繼位，從“金匱之盟”的合法傳承說到“斧聲燭影”的弒兄篡位說，都是千古疑案，但張其凡教授在《宋太宗：陰影下的帝王》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無論真相如何，“得位不正”的陰影始終纏繞著趙光義，導致其懷有深深的合法性焦慮，進而影響心理，表現出一種敏感多疑、急于自我證明的執政風格。

《宋太宗：陰影下的帝王》，張其凡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

對兵權的極度敏感就很典型。由于缺乏兄長那樣的軍事歷練，又對武將深懷戒心，每次出征，宋太宗都會給將領頒發所謂“陣圖”，要求將領嚴格按照陣圖行軍布陣。這種脫離戰場實際的指揮方式導致宋軍多次戰敗。宋太宗又熱衷于御駕親征。一個缺乏軍事才能的皇帝，親臨前線指揮一場被僵化陣圖束縛的戰爭，結果可想而知。公元979年，宋軍在滅北漢后輕敵冒進，欲一鼓作氣收復幽州，卻在高梁河遭遇慘敗，宋太宗本人身中兩箭，乘驢車狼狽逃竄，被當代網友戲稱為“高梁河車神”。此后的雍熙北伐，宋軍再次大敗虧輸。這兩場慘敗斷送了宋朝在戰略進攻期收復燕云的最佳窗口，自此被迫轉入戰略防御，與遼國形成長期對峙，地緣格局就此定型。

宋太宗在性格上表現出與其兄不同的陰刻與猜忌。趙匡胤待人寬厚，對功臣、降王乃至潛在政敵，多采取懷柔與監控而非肉體消滅。宋太宗則不然。據張其凡考證，南唐李煜、吳越錢俶等降王，相繼“暴卒”，被毒殺的可能性很大。為鞏固皇位，他對兄長的子嗣痛下殺手，逼趙德昭自殺，趙德芳則郁郁而終，連親弟弟趙廷美也未能幸免。這種冷酷無情，雖暫時消除了皇位威脅，卻也讓宋代皇室內部親情淡薄，為后世的皇位繼承埋下隱患。

當然，我們并不能將宋太宗臉譜化為一名昏暴之君。那也是不公正的。在陰影的另一面，宋太宗自有其應當被肯定的歷史貢獻。

在位20余年，宋太宗完成了對南方最后割據政權（漳泉、吳越）的和平收編，并攻滅北漢，正式結束了唐中期以來長達2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使宋朝在法理和事實上成為一個統一的中原王朝。文治上，他空前擴大科舉取士規模，一次錄取常達數百人，且開創“殿試”制度，使“天子門生”的觀念深入人心。這既是為了培植忠于自己的官僚隊伍，穩固統治，也在客觀上促進了階層流動，鞏固了文官政治，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真正成為社會共識。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礎，在太宗朝得到了進一步的夯實。

從五代十國的紛繁混亂，到趙匡胤的開創太平，再到趙光義的鞏固與拓展，三部著作共同勾勒出唐宋轉型的復雜圖景。歷史的進程從來不是平滑的直線，文明的演進往往在陣痛與掙扎中孕育出下一個時代的光明和背影。

原標題：《從唐到宋，五代十國不只是“亂世”》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周怡倩

本文作者：唐之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