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光評《唐代官制》｜穩定的官僚體制何以靈活地運行

《唐代官制：官吏體系與機構運行》，張國剛著，中華書局，2026年1月出版，710頁，108.00元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掌握唐代官制知識是導師要求的基本內容，于是自己啃《唐六典》和兩《唐書》的職官部分。一邊讀文獻，一邊心想如果有專門的唐代官制著作可以參考，對職官制度的掌握肯定是既方便又會很牢固。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突然看到了張國剛先生的《唐代官制》，在研究所資料室借了一本就認真學習，一年后畢業的時候才將書還回去。那時候我對張國剛先生的了解主要是通過他發表的幾篇關于藩鎮的文章，已經欽佩不已，沒想到他對唐代的官制也有全面的研究。這本書初看，薄薄的一本，主要是知識性的介紹，但隨著讀下去，對張先生各章各節的安排和論述十分嘆服。書中將中書門下兩省稱為中樞機關，將尚書省稱為政務機關，將九寺五監和十六衛稱為事務機關，涉及官職的設置、職能、選拔、管理、考核、致仕等各個方面，結構十分清晰。此后我在課堂里講到唐代的職官制度，常會按著書中的內容傳授給學生。散官、差遣、檢校官、試官等概念，也是以這本書中的解釋為準。

簡明、扼要、準確，是我讀這本書最深的感覺，不過書只有十五萬字，又深深地覺得對唐代復雜而多變官制的介紹還很不夠。唐代前后近三百年，社會、政治發生著很大變化，職官制度的變動較大，這是治唐代歷史的學者都可以感覺到的，如果能對變化多端的唐代官制總結出更多的規律性軌跡，這對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是極為有利的。因此，我和很多人一樣，非常迫切地想看到能有一本更豐滿、更全面的唐代職官制度的論著。

《唐代官制》1987年初版本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不久前，中華書局出版了張國剛先生的《唐代官制：官吏體系與機構運行》，使學術界有了一本重要的參考書。拿起這本裝幀精美的五十萬字厚厚的書，迅即產生了閱讀的興趣。我一般不太喜歡讀厚書，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讀一本書總覺得有點單調乏味，但這本書卻在不知不覺中閱讀完成了一個例外，我饒有興趣地讀了一個星期。

實話實說，拿到這本新書，我首先是和老版的《唐代官制》對比，我想知道的是兩本書有什么不同，新版書比老版書增加了些什么內容，新版書超過老版書的地方究竟在哪里。通過這種閱讀方法，無論是從目錄還是到具體章節，新書超過舊書價值的地方很快就能發現。大體上說，新書保持了舊書描寫唐代職官制度的基本邏輯框架，在結構上用了更多的筆墨將一個貌似平穩的制度置于鮮活多變的運行構架中，呈現出鮮活的狀態。新書在文字數量上和內容上遠超過舊書，大量引用新材料和新成果是一個重要特色。

認真閱讀，這本新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讓人感觸深刻。

第一，繼續原版《唐代官制》的特點，重視唐代職官制度的體系化設計。就唐代而言，皇帝以下，領導的核心是宰相、中央政府機構，再到地方州政府機構，從京師的中央各部門至地方的道、州、縣各級機構，這種職官結構在制度設計上似乎是很完美的。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皇帝的指令可以下達至每個縣級機關。因而談官制，首先是要看清這種復雜的制度呈現出的龐大體系。在這本書里，從皇帝與宰相制度、中書和門下兩省中樞機關、尚書省政務機關、御史臺監察機關、卿監百司與諸衛諸軍事務機關、地方及周邊各政權官制，到運行職官制度的入仕、銓選、考課，以及官員的品階、俸祿、致仕、休假、追贈與賜謚等具體管理制度，各個方面都有詳細而系統的介紹。

唐朝前期的三省六部制示意圖 派生萬物生成

官制的全面系統，往往在一些點上會呈現出復雜性和一定的交叉關系。當時人理解起來很明白的官署部門的職能分工，到了后代往往很難明白其中的邊界和區別，因為后代的官司分合與唐代不一樣。這種時候，新版書中常會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將官制的關節點說清楚說透徹。比如唐朝職官制度中處于頂端的是三省，中書、門下是制令決策的機關，尚書六部是推行政令的，吏、戶、禮、兵、刑、工向下對接的是州縣，然官制體系中又有九寺五監，兩者似乎在一些方面的職能有重復之嫌。對于兩者的關系，初學唐史者往往難以搞清，而張國剛在書中談到兩者的區別，認為尚書六部掌施行政令，具體事務在中央者由卿監百司負責，在地方者則由州縣負責。政務機關和事務機關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尚書六部掌發施號令，節制督責，而九寺五監分工負責某項具體事務，所謂“百司各奉其職”。中唐以后，各官署的職司受到沖擊，使職差遣不斷擴大權力，尚書六部不能對其實行節制指導，造成卿監百司幾成閑曹，六部諸司被架空，諸使由中書門下直接統領。這樣條分縷析，把唐代主要行政制度敘述得十分清晰明了。

第二，瞻前顧后，關注唐代職官制度的變化。《唐六典》和兩《唐書》描述的主要是唐代前期的職官制度，但這并不是整個唐代制度的全部。早在唐代鼎盛時期，官制看似穩定卻在不斷變化。中唐以后，隨著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的變化，反映到職官管理制度上，發生的變化巨大，有些是根本性的，因為中唐以后出現了職官機構的分合，出現了新的官職替代舊官職，有些職官權力不斷加強，有些職官權力則被分割，漸漸縮小職權范圍，有些成了閑職。介紹唐代官制的書，如果只根據《唐六典》來撰寫，那只是描繪出唐代前期的制度，而關于中唐以后的制度就會缺失。舊版的《唐代官制》因為字數的限制，以介紹唐代最盛時期的官制為主。而在這本新書里，張國剛先生不再袖手旁觀，他直面這些問題，即既介紹唐代前期的官制，又介紹這些官職的演進和變化，瞻前顧后，呈現給讀者的是唐代近三百年完整的職官制度。

關注職官制度變化的重要表現是書中新增了二萬多字的緒論“漢唐間中樞體制的演變與三省制的形成”，對皇帝和輔政大臣構成的行政權力的中樞及其體制的演變作了勾勒，認為這一中樞體制的演變，是“一個政治機體本身的自我完善”。書中梳理了唐代中樞機構三省制的形成軌跡，認為三省六部制是隋朝的綜合與創新，是隋朝將三省組織在一個相關聯的中樞體系中。而到了唐代，三省制的運行只有大約一百年的歷史，因為開元時政事堂改名為“中書門下”，直接對接尚書行政，中書、門下互相制約的功能實際上停擺。

中唐以后，官員制度的變化將唐前期穩定的職官體系打破了，比如財政方面，原有的尚書戶部四司體系在新形勢下已不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的要求，財政使職出現，中央所把持的重要使職戶部鹽鐵轉運財政三司使形成。書中對財政三司使的演變以及三司使之間的關系，從分工和職責所在上，作了細致的分析。再如地方行政，唐前期是州縣兩級制，但中唐以后漸漸成了三級制，老版的《唐代官制》用了五頁的篇幅談“道”，而到了新版，作者用了一節共二十頁的篇幅加強了論述。新版的論述，重在“道”的官員制度體系及其變化，分為節度使府職員、使府幕職員額的限定、朝廷對藩鎮的限制和倚重、節度使交接的規范等幾個方面。唐代中期以后的道，前后約有五十二個直屬朝廷管轄的藩鎮，行政和軍事合為一體，幕職人員多少不同，將這種職官制度的變化一五一十敘述清晰，顯然是本書重要的一個特點。

唐壁畫所見唐代官員

第三，注重職官體系的靈活運行。唐代職官制度的各類條文是靜態的，由于設計上講求體系化，紛繁的制度似乎是一個穩定的系統，但一個龐大的制度在實施之后必然需要靠一些具體的規定來維系。揭示這些具體的規定，來觀察職官制度是如何靈活地運行，是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特色。

比如第九章《文書行政》是新版書特意增加的。起初我以為作者自己對這個問題有研究，所以為了使新版書更厚實一點才增加上去。隨著閱讀本書，發現事實好像并不是如此。在書的第二章談了中書門下制定軍國政令后是交尚書省頒下執行的，而問題是尚書省是如何頒下這些政令的呢？也就是說，中央政府的政令如何來上傳下達。在一個系統完整的官僚政治體制之下，治理層面說到底就是文書行政，皇帝的各類制、敕、冊，以及中央各部門文書，是通過尚書省“施行制敕”下達到各個部門。各種公文分成符、移、關、牒，通過尚書省對接到地方州縣政府，因此，唐朝職官制度如何能起重大作用，關鍵是看尚書省的文書運行是否暢通有效，這是唐代政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而就如書中所說：“抓住了尚書省，就抓住了文書行政的核心。”如此，書中以一章五十多頁的篇幅專門詳述了以尚書省為中心的文書上下、“王言”形態與運轉、“王言”的決策與施行、臺符和敕牒等問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尚書省是如何用朱筆畫勾進行審核，是怎樣用印，怎樣制成卷宗（甲歷）收進檔案室。

史書里的制度是靜止的，具體怎樣運行還是要從史書里的具體資料中找到答案。比如中書門下章中于第四節增加了“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兩省”一節，主要解釋三省最初是相互制約，后中書門下取代政事堂，這種情況下中書門下與中書省究竟如何運作。制度在變化，變化后的制度是怎樣靈活運轉的。再如在第七章第三節談到“使職差遣與幕府”，增加了一段“使職幕府的遷轉”。諸道使府的官員以往是研究比較薄弱的部分，因為唐代有關職官的史書大多只講唐前期，忽略唐后期。幕職也是官員，但不是正員官，不經過朝廷的銓選。幕府的運作中，這些官員當然也存在遷轉和出路的問題，而且這種遷轉機制在唐代后期逐漸復雜、瑣碎，因此，諸道諸使幕府官員的遷轉問題在新書中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增補了進來，作為鮮活制度的一部分，作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第四，關注職官制度中不為人們注意的一些內容和現象。職官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由于牽涉的面很廣，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問題往往會被忽略，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很重要的，沒有行家里手提出來并詳細介紹，會造成對唐代職官制度認識上的不足。如第一章第三節“堂帖與堂案”，討論制度的古代史書和今天的論著都不會作為一個專題進行講解。近年來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這一中書省處理地方和中央各部門事務的公文問題漸漸清晰，因而作者認為這部分的內容十分重要，把相關內容引進書中專節討論。再如作為唐代決策制度一部分的待制官，由于不是常設的一種官職，以往大家都不是太重視。事實上，唐代前期在常參官中選任待制官就朝政提出意見、諫諍得失，是一種制度性的設置，唐代中期后又設次對官，這是一種廣泛吸收官員政務意見的法定做法，作者認為這種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在新版書里專門提了出來。再如東宮和王府及公主邑司，舊版書中沒有提及，而隨著墓志的大量出現，關于王府官和公主邑司官有了不少資料，新版書中就詳細加以討論。官員的管理制度中，直官、官闕與假攝等問題深入地展開探討，勒留官、假攝官、驅使官也全面地展現出真實情境，官員的輿服制度作為職官等級制度的一部分，也被重點關注。這種對唐代職官制度各個方面的全面深入探究，是作者近些年來的學術新積累和新思考，是取得的新成就。

第五，大量引用新資料、新成果和新觀點。討論一個朝代的基本制度，由于涉及面較廣，需要作者以深入淺出的語言予以全面介紹，既要考慮各部分的平衡，又要關注方方面面，對學術觀點的引用難免會不夠。最初我剛讀這本著作時，也特別擔心這一點。當1987年《唐代官制》出版時，學術界沒有專門的唐代官制著作，因而這本小書可以說是拓荒性的。不過三十多年后，唐史學者中有很大一批人注重對唐代官制的研究，從一些宏大的基本問題至一些細小的官職具體考證，大量成果的出現是不爭的事實。當修訂《唐代官制》時，這些成果自然不能視而不見，但又不能全面不加分析地全部引入，特別是當有些觀點并不完全一致時該取哪一種說法，這些都是衡量這部新版書品質高低的標準。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這個方面做得相當漂亮。

比如最近二三十年來大量石刻資料的出現，特別是墓志銘的史料價值漸漸被人們認識，為唐代職官制度的研究帶來了重要的推進。作者在集賢院、尚書都省、兵部司、庫部司、虞部司、水部司、鴻臚寺、國子監、軍器監、內侍省、王府與公主邑司、十六衛與十率府、州、科舉入仕、門蔭出身、流外出身等部分大量引用墓志，在尚書省和地方縣州府章中大量引用敦煌和吐魯番文書，對具體制度的探討就更加深入細致。作者引用的新出土文獻中，三種是1987年以前的，而1987年后的就有十種。引用的今人著作中，1987年及以前的著作只有七種，1987年后的著作為八十九種，其中近十年來的著作為三十五種。引用的期刊論文中，1987年及以前的共十五篇，1987年之后的有七十七篇，其中近十年的有四十六篇。這些都足以說明新版書對1987年后的新資料和新成果的重視，特別是對近十年左右學術界新成果和新觀點的關注，更是用敏感的學術眼光引介進書中，使讀者能看到最新、最前沿的學術成果，是作者新思想、新思路的真實反映。

新版的《唐代官制》，不只是舊版《唐代官制》的重復，而是在繼承舊版著作清晰的邏輯框架，而重新加工、重新書寫、重新立論的一部巨著，是一本唐代官制研究的專業學術著作，同時也是值得唐史研究者和愛好者進入唐代官制研究的入門著作。

當然，任何一本著作都難免會有些疏忽，出現一些問題。在充分肯定這本巨著的時候，我們也發現書中個別地方的觀點是值得繼續討論的。如書599頁談到：“官員致仕之后再度任職，叫作‘起復’。起復的原因有二：一是君王眷顧未衰而起復；二是該官員因為權臣的迫害而致仕，權臣下臺后再度重新獲得任用。”其實起復一般是用在官員丁憂期滿后的復職，如《舊唐書》說房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敕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當然“起復”后來漸漸用于官員一般性的復職，但相對而言較少見到。書中在對起復解釋時引用《舊唐書·唐休璟傳》的資料，內中并無“起復”一詞。

柳公權像

再如第600頁，作者說：“唐代官員只有很少人七十歲退休，高級官員形成了某種終身任職的傾向。”而事實上，唐代大部分官員是到了七十就上表退休，不少人因為身體等一些原因會提前退休。少量的高級官員出于國家需要的確是會過了七十仍在崗位上，或退休了又再出仕，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不愿退休往往會受到輿論的嘲諷，如武則天時期兵部侍郎侯知一到了七十不愿退休，被人說成是“獸心人面”， “非名教中人”，“是王化外物”。柳公權七十不退休，被人評論為“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

當然，上面說的這些，只是在具體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影響這本巨著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