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79歲那年，我坐在醫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哭得像個孩子。
不是因為病，是因為她。
她叫什么不重要，我管她叫"老伴兒"——雖然她不是我原配，雖然我們在一起才九年，雖然我的兒女至今不肯叫她一聲"阿姨"。
那天醫生說她的情況不太好，需要住院觀察。我簽字的時候手抖得握不住筆，護士以為我是害怕，其實不是——我是后悔。
后悔這九年里，我明明離不開她，卻從來沒有好好說過一句：
"跟著我，你受委屈了。"
這輩子我虧欠過兩個女人，一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正躺在病床上。
老天爺給了我第二次機會，我不能再錯了……
我這輩子年輕的時候是個混賬東西，這話不是別人說的，是我自己認的。
1970年我二十四歲，在一家機械廠當鉗工。那年頭能進廠就是鐵飯碗，我爹媽覺得兒子有出息了，托人給我說了門親事。姑娘是隔壁村的，長得清秀，話不多，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梨渦。
她就是我的原配——跟了我三十八年的女人。
結婚那天沒什么排場，一輛借來的自行車，幾床新被子，兩間土坯房。她穿了件紅棉襖，低著頭坐在炕沿上，我媽推了我一把說："愣著干嘛，叫媳婦兒啊。"
我撓了撓頭，喊了一聲。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臉紅到了耳根。
那個眼神我記了一輩子。
婚后的日子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我在廠里上班，她在家種地、養雞、照顧公婆。那時候我覺得日子就是這么過的——男人在外掙錢，女人在家操持，天經地義。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公婆的衣裳、孩子的飯、地里的莊稼，沒有一樣落下。我下了班回家就有熱飯吃，衣裳永遠是洗好疊好放在枕邊。
我從來沒覺得這有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嫌過她——嫌她不愛打扮，成天灰撲撲的圍裙套在身上；嫌她不會說話，跟我吵架也吵不出個所以然，就知道抹眼淚；嫌她沒見過世面，我后來當了車間小組長，帶她去縣城吃了頓飯，她連菜單都看不太懂，我覺得丟人。
那些年我有個毛病——好面子。覺得男人嘛，外面有個體面最重要。至于家里的女人好不好，只要別給我丟人就行。
后來廠里效益好了，我升了車間副主任，應酬多了起來。喝酒、打牌、跟一幫狐朋狗友胡混。有時候半夜才回家，她開了門，看到我一身酒氣，什么都不說，打盆熱水給我泡腳。
我有一次喝多了，沖她發火，說她管太多，說我在外面忙了一天回來還要看她那張苦臉。她站在門口，手里還端著給我熱的飯，眼淚啪嗒啪嗒掉在飯碗的邊沿上。
第二天酒醒了，她已經起來給我做好了早飯，像頭天晚上什么都沒發生一樣。
我心里有沒有愧疚？有。但那點愧疚很快就被日子沖淡了——因為她從來不追究，從來不提，我就以為這些事翻過去了。
男人年輕的時候都以為，女人的忍讓是理所當然的。
直到我老了，才明白——那不是理所當然，那是她在用命扛。
2008年，我六十二歲，從廠里退了休。
退休前一年，她查出了肺上的毛病。一開始說是炎癥，吃了半年藥不見好，又去省城大醫院做了檢查，結果出來那天，她一個人拿著報告回了家，做了一桌子菜。
我回來看到滿桌子的菜，愣了一下："今天什么日子？"
她笑了笑，說："沒什么日子，想著好久沒正經吃頓飯了。"
吃飯的時候她一直給我夾菜，我看她自己沒怎么吃，問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搖搖頭說不餓。
飯后她收了碗，洗完了才從圍裙口袋里掏出那張檢查報告，放在桌上。
"你自己看吧。"她的聲音很平靜。
我拿起來看了一遍，沒看懂那些醫學術語，只看見上面有個詞——"惡性"。
我的手開始抖。
她坐在我對面，居然笑了一下："別怕，我問過醫生了，說可以治，就是麻煩一點。"
后來我才知道，醫生的原話是"情況不太樂觀，盡量治吧"。
她把"情況不太樂觀"翻譯成了"可以治"，只為了讓我別擔心。
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冷。她做了手術，又做了化療，頭發掉得一把一把的。我第一次意識到她有多瘦——脫了棉衣做化療的時候，胳膊細得像根竹竿，手背上全是針眼和淤青。
我坐在病房里陪她，她反過來安慰我："看你那個樣子，我還沒死呢，你倒先哭上了。"
"你少說兩句不行嗎！"我兇她。其實是怕——怕得要命。
那段時間我才開始回憶起這三十多年來她為這個家做了什么。生了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小的是女兒，從懷孕到生產到養大，我沒操過什么心。公婆生病那些年，也是她日夜照料，伺候到老送了終。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孩子的學費、人情往來，大事小事一樣沒落。
而我給過她什么呢？
一張結婚證，一間土坯房，一個經常喝醉回家發脾氣的丈夫。
化療間隙，有一回她精神好些，靠在病床上跟我說："老頭子，我要是不行了，你找個人照顧你。你那個脾氣，自己過不了。"
我說滾蛋，不許說這種話。
她就笑了，那個笑容跟五十年前坐在炕沿上抬頭看我的那一刻一模一樣。
我轉過頭，眼淚死活忍不住。
她走的那天是初春。
窗外的柳樹剛冒出一點嫩綠，她躺在家里的床上——最后一個月她不肯住院了，說想在家，這樣"走的時候踏實"。
臨走前她拉著我的手，聲音輕得像一陣風："柜子最上層那個鐵盒子里有存折，是我這些年攢的，你留著花。別舍不得花，你都六十多了，該對自己好一點。"
我打開那個鐵盒子，里面是一本存折和一沓用橡皮筋扎好的零錢。存折上的數字不多，一萬八千塊。
一萬八千塊——她攢了大半輩子，從雞蛋錢、菜錢、年節給的零花錢里，一塊兩塊地攢出來的一萬八千塊。
她自己連件像樣的新衣裳都沒舍得買過。
我捧著那個鐵盒子，坐在床邊號啕大哭。
六十二歲的男人，哭得像個丟了魂的孩子。
她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空了。不是物理上的空——東西都還在，碗筷、家具、她種的那些花都還在。是那種"活著"的氣息沒了，灶臺上沒有熱氣了，衣柜里沒有新疊好的衣裳了，晚上沒人催我吃藥了。
我變得邋里邋遢，經常忘了吃飯，有時候炒著菜突然就走了神，鍋都燒干了。
兒子和女兒輪流來看我，看到我這個樣子都嘆氣。女兒說："爸，要不你搬來跟我住吧。"
我不去。這是我跟她住了一輩子的家，我不走。
那一年我瘦了二十多斤，鄰居們都說這老頭子怕是扛不住了。
遇到她——我后來的老伴兒——是在2015年，我六十九歲那年。
原配走了七年，我一個人對付著過，身體越來越差。高血壓、糖尿病、膝蓋也不行了，走路一瘸一拐。
是社區居委會組織的重陽節活動，在小區廣場上包餃子、唱紅歌。我本來不想去，是隔壁的老鄰居硬拉著我去的，說："你成天窩在家里，遲早悶出病來。"
她就坐在我旁邊包餃子。
六十六歲，頭發花白，扎了個低低的馬尾。個子不高，微微有些駝背，眼角的皺紋很深，但笑起來眼睛彎彎的，看著特別和善。
她一邊包餃子一邊跟旁邊的人聊天，聲音不大不小，語速很慢，像哄孩子似的那種耐心勁兒。
我不會包餃子——我活了一輩子連餃子皮都搟不圓。坐在那里笨手笨腳地捏了半天，包出來的全是奇形怪狀的"怪物"。
她看了一眼，沒笑話我，伸手拿過去捏了兩下，居然給我修圓了。
"你這個皮搟得太厚了，得這樣——"她邊說邊示范，兩只手靈活得像變戲法。
我跟著學了幾個，還是丑。她噗嗤笑出聲來："沒事，好吃就行，餃子又不看長相。"
那天回家之后，我腦子里老是浮現她笑的樣子。不是年輕時候那種心動——都快七十的人了，哪還有那些。是一種很溫暖的東西，像冬天坐在灶臺邊上，火苗把臉烘得熱乎乎的那種暖。
后來我從鄰居那里打聽到，她也是老伴兒走了的，走了三年多。有一個女兒，嫁得遠，一年回來不了幾次。她自己住在小區東邊那棟老樓里，靠退休金過日子。
我想了很久，主動讓鄰居幫我約了她出來散步。
第一次散步，她提了一兜子橘子，說家里樹上結的，甜，讓我嘗嘗。我剝了一個，確實甜。
第二次散步，我帶了一袋核桃，是女兒從外地寄來的，我自己咬不動，拿了個錘子砸好了裝在袋子里。她接過去笑著說："你這手藝，核桃都砸成粉了。"
第三次散步，走到公園的長椅上坐下來，她忽然嘆了口氣，說："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把家里他的東西收了又擺出來，擺出來又收了，反反復復好幾次。后來想通了，收起來也好，人得往前看。"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到現在還沒收。"
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沒說，但我覺得她懂。
就這么走了大半年的路，吃了幾頓飯，我跟兒女攤了牌，說我想找個老伴兒。
消息一出，家里炸了鍋。
兒子第一個反對。電話里嚷嚷："爸，你都快七十了，找什么老伴兒！讓人笑話不說，萬一人家圖你的房子圖你的退休金呢？"
女兒倒沒那么激動，但也不贊成，委婉地說："爸，你要是覺得孤單，我把你接過來住。何必再折騰呢？"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不是怕我被騙，是怕分家產。
我沒跟他們吵。年紀大了吵不動了，也覺得沒必要。我就說了一句話："你媽走了七年了，這七年我一個人怎么過的你們看見了。我不想再那么過了。"
她那邊也不容易。她女兒倒是通情達理，說"媽你高興就好"。但她自己猶豫了很久。
有天晚上我倆在公園散步，她停下來跟我說："老哥，我得跟你說清楚——我這個人沒多少錢，退休金剛夠自己花。我跟你在一起，不圖你的錢也不圖你的房子，就圖有個伴兒說說話。但你兒女那邊要是不同意，我不想你為了我跟孩子鬧翻。"
我說："我這輩子前半截活得糊涂，什么事都讓別人替我做主。剩下這幾年了，我想自己做一回主。"
2015年深秋，我們沒有辦酒席，沒有通知親戚，去民政局領了一張結婚證。出來后她站在民政局臺階上，陽光照在她花白的頭發上，有幾根碎發被風吹到臉上。
她伸手理了理頭發，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都一把年紀了，還領證，怪不好意思的。"
我看著她，心里涌上來一股說不清的酸楚——不是不高興，是覺得遺憾。遺憾這輩子到了將近七十歲，才學會認認真真看一個人。
搬到一起住之后，日子一點點有了煙火氣。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不是那種大掃除式的折騰，而是潤物細無聲的那種：窗臺上多了一盆綠蘿，廚房里多了一套新的調料罐，衛生間的毛巾換了柔軟的新的，我的藥盒子被她用標簽紙貼好了"早中晚"三個字。
她做飯很好吃。知道我有糖尿病，專門去跟人家學了低糖菜譜，變著花樣給我做。我嘴上挑剔，有時候嫌她菜里鹽放少了，她不急不惱："大夫說了要少鹽少油，我不管你誰管你？"
她管我叫"老頭子"，我管她叫"老伴兒"。叫著叫著，好像真成了一輩子的伴兒。
但日子不全是暖的。
我的兒女，始終沒有接受她。
兒子媳婦逢年過節來看我，態度客客氣氣的，但對她視而不見。有一回過年吃飯，媳婦把菜端上桌，碗筷擺了三副——我、兒子、媳婦的。她的沒有。
她也不說什么，自己默默去廚房拿了副碗筷出來，坐在桌子最邊上的位置吃。那頓飯她幾乎沒夾過什么菜，低著頭，筷子碰到碗沿發出輕輕的響聲。
我氣得拍了桌子，沖兒子喊："你們什么意思？她是這個家的人，你們這樣對她？"
兒子冷著臉說："爸，她又不是我媽。"
那頓飯不歡而散。
晚上我在臥室里坐著生悶氣，她端了杯熱牛奶進來，放在床頭柜上。
"別氣了，"她輕聲說，"他們說得也沒錯，我確實不是他們媽。你別為了我跟孩子傷了感情，不值當。"
"怎么不值當？他們憑什么——"
"行了行了，"她按住我的手，"我又不是受不了委屈的人。只要你心里有我，別人怎么想，我不在乎。"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但我看見她轉身出去的時候，用手背快速地抹了一下眼角。
那個動作，跟當年原配站在門口被我吼了之后抹眼淚的動作，一模一樣。
我坐在床上，胸口堵得厲害。
這樣的日子過了九年。
九年里，她幫我量血壓、控血糖、陪我去醫院、給我做低鹽低糖的飯菜、幫我洗衣服收拾屋子。我膝蓋不好走不了遠路，她每天傍晚攙著我在小區里遛彎，一圈一圈地走，走得比蝸牛還慢。
九年里，我的兒女沒有喊過她一聲"阿姨"。每次來家里都當她是空氣，過年給我的紅包從來不包括她那份。她不吭聲，不抱怨，默默地做她該做的一切。
我嘴上不說，但心里的那筆賬記得清清楚楚。
2024年初冬，她開始頻繁頭暈。我催她去醫院檢查，她總說沒事，可能是天冷血壓高。拖了兩個星期實在扛不住了，我拉著她去了醫院。
檢查結果出來的時候，醫生把我叫到了辦公室。
我看著片子上那個白色的陰影，聽醫生說了一大串術語。我只聽懂了最后一句話——"要盡快安排住院，做進一步檢查確認。"
我從醫生辦公室出來，走廊里的燈白得晃眼。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我，看到我出來，笑了笑說："怎么樣？沒大事吧？"
我張了張嘴，什么都說不出來。
一屁股坐在她旁邊的塑料椅子上，七十九歲的老頭子，當著滿走廊的人，眼淚嘩地就下來了。
她嚇了一跳，趕緊拽著我的胳膊："你哭什么？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說話呀！"
我抓著她的手，那雙手干瘦、粗糙，指節變了形，但暖和。
我哭著說了一句這輩子最后悔沒有早說的話——
"跟著我，你受委屈了。"
她愣住了，嘴唇抖了兩下。
然而我還沒來得及說下一句話，走廊盡頭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我回頭一看——是我兒子。不知道誰通知了他。
他走到我面前，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我，臉上的表情很復雜。
然后他開口說了一句話，那句話讓我和她同時怔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