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我們必須直視我們已經變成的那副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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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蒙特梭利學校的一名教師助理瑪麗瑪爾·馬丁內斯（Marimar Martinez）在芝加哥駕車時，看到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正在巡邏。她開始鳴笛示警，想提醒鄰居注意他們的出現，就在這時與一輛邊境巡邏隊車輛發生碰撞。轉瞬之間，車內執法人員查爾斯·埃克蘇姆（Charles Exum）向馬丁內斯的車內連開數槍，子彈一次又一次擊中她。（后來，埃克蘇姆向同事夸口說，他“打了5發，而她身上有7個彈孔”。）

政府檢方隨后以“襲擊聯邦執法人員”的罪名起訴馬丁內斯，并指控她試圖駕車沖撞埃克蘇姆。國土安全部（DHS）則將其行為定性為“國內恐怖主義”。今年1月，另一名移民執法人員致蕾妮·古德（Renee Good）死亡之后，該機構又再次重復了同樣的指控口徑。

然而，隨著事實逐漸明朗，人們發現政府的說法根本經不起證據檢驗，這起案件的指控鏈條開始崩塌。更關鍵的是，證據顯示，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官員曾試圖把相關證據藏起來。一個月后，政府撤銷了對馬丁內斯的指控。上周五，一名聯邦法官批準公開隨身執法記錄儀視頻，讓公眾能夠親眼看到事發經過，并自行作出判斷。

不久前，馬丁內斯與其他一些曾遭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殘酷對待的美國人一起，出席一場由國會民主黨人主導的論壇，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論壇由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羅伯特·加西亞（Representative Robert Garcia）與康涅狄格州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Senator Richard Blumenthal）主持。兩人分別是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與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人。加西亞與布盧門撒爾組織這場活動，是為了收集證詞，并把國土安全部（DHS）執法人員的暴力手段以及不成比例的武力使用，推到公眾視野之中。

作證者講述了他們在與這些戴著面罩、全副武裝、并且常常動輒開槍的聯邦執法人員對峙時所感受到的恐懼。“我永遠忘不了那種害怕，也忘不了子彈朝副駕駛一側射來時，我不得不迅速低頭躲避。那些子彈中的任何一發，都可能殺死我，或者殺死我愛著的兩個人。”馬丁·丹尼爾·拉斯孔（Martin Daniel Rascon）說。他曾被執法人員攔下，對方砸碎了他所在車輛的車窗，而當司機因恐懼試圖逃離時，他們便開始開槍。

民主若以”相互承認”為根基，以我們將彼此視為完整而平等的人格主體之能力為根基，那么言說與被傾聽的權力，便構成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石。正是在言說之中，在論辯、訴求、陳說與作證之中，我們踐行著對他人理解、推理與共情能力的信念。正如托馬斯·杰斐遜于1824年所言：“在一個以理性與說服、而非強制來引領公民的共和國度，推理之道便躍居首位。”

迄今為止，公眾對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與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持續高漲的抵制，主要有賴于影像的力量，那些記錄槍擊與虐行的視頻。然而，馬丁內斯、拉斯孔等人的親歷證詞提醒我們：文字與個人經歷，同樣具有觸動公眾的力量。尤為關鍵的是，讓不法行為的受害者獲得講述自身遭遇的機會，這本身便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力量，他們的講述，不是作為眾聲之中的一家之言，而是作為官方記錄的正式組成部分得以留存。

在美國歷史上，這一機制有兩個格外醒目的例子。

1871年，國會成立了“調查前叛亂各州事務狀況聯合特別委員會”（Joint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of Affairs in the Late Insurrectionary States），因其聚焦主題也更廣為人知為“三K黨聽證會”，主要審視的是針對獲解放黑人的私刑暴力。歷史學者基達達·E·威廉斯（Kidada E. Williams）在《我看見死亡逼近：反重建戰爭中的恐怖與生存史》（I Saw Death Coming: A History of Terror and Survival in the War Against Reconstruction）一書中寫道，該委員會“前往南方秩序失序的熱點地區，在那里向公職人員、選民、被指控的參與者以及他們的受害者征集證詞”。

總體而言，這些聽證會“產出13卷第一手證詞，其中包括黑人受害者的證詞”。數百名黑人男女講述了恐怖、威嚇、恣意殺戮與性暴力。威廉斯寫道：“非裔美國人講述那些足以撕裂世界的暴力故事，并請求聯邦官員以及他們的同胞尊重他們的權利。”

一百多年后，1980年，國會設立“戰時遷徙與平民拘禁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對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禁一事展開官方聯邦調查。該委員會在全國多座城市舉行了20天聽證會，聽取了750多名證人的證詞，其中許多人來自西海岸，包括“被遷移者、前政府官員、公眾人物、關切此事的公民與歷史學者”。這些被遷移者，說到底也就是受害者，在證詞中談到強烈的不公感，以及一種深切的體會：聯邦政府剝奪了他們的尊嚴。“我們只能帶走自己拿得動的東西，”一位童年時被拘禁的人說，“我們留下了太多太多，但我失去的最寶貴之物，是我的自由。”受害者也談到了營地里的狀況，這些描述對任何讀過近年有關ICE拘押設施報道的人來說都不會陌生：“垃圾桶滿得外溢，小屋門旁發現了人類糞便，本應用來傾倒洗碗水與廚房廢料的排水箱臟得難以形容。”

圍繞三K黨聽證會的公眾關注，曾一度壓制南方針對黑人的私刑暴力，但也僅僅是一段時間。最終，這些聽證會并未催生出足以保障獲解放黑人平等公民身份承諾的立法或聯邦行動。相比之下，較近的日裔拘禁調查委員會及其聽證會，則確實推動了國會采取行動。1988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簽署法律，承認并為拘禁的不公道歉，并向仍在世的被拘禁者或其繼承人提供賠償。

威廉斯在書中觀察到：

經歷暴行的社會，往往既艱難地試圖制止它們，也艱難地試圖以有意義的方式面對它們。施暴者想把自己的目的推進到底，并會為此散布毫無根據的謊言。受害者希望暴力停止，他們也希望正義得以伸張。有一小群旁觀者相信正義與問責。其余的人，尤其是那些不必擔心自己成為目標的人，以及那些從暴行中被動獲益的人，則只想翻篇，只想把歷史賬本一筆勾銷。

這套邏輯適用于重建時期黑人美國人所遭受的暴力。事實上，它也適用于聯邦政府直接實施，或在制度上縱容默許的各種暴力。誠然，要對特朗普的大規模驅逐行動所伴隨的殘酷與不法行為進行一次嚴肅清算，勝算并不高。但這并不意味著，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與邊境巡邏隊的暴行也必然只能以“翻篇”收場。若最終仍是這種結局，那不是命運使然，而是我們選擇讓它如此。

因此，任何嚴肅追究這個政府行為的努力，任何要廢除總統的“私人軍隊”、重塑移民執法體系并懲處不法責任人的努力，都必須包含對受害者的補償與修復。再往前看，如果眾議院、參議院或兩院都由民主黨主導，這段旅程的第一步，必須是更多我們已經在洛杉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以及政府留下印記的其他地方所見到的那種公開調查與公開作證。美國人民需要知道，在我們的名義之下究竟發生了什么。而那些被我們傷害的人，也理應擁有發聲并被傾聽的機會。

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此前曾任《Slate》雜志首席政治記者。他現居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及華盛頓特區。

作者專注于從美國政治史視角探討政治與法律問題，認為歷史有助于對當前處境提出有益的問題。其研究重點為美國歷史上結構性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從建國、重建時期到新政時期。作者深入研讀美國政治理論，寫作融匯眾多思想家、觀察者和實踐者的觀點，旨在為讀者提供關于美國歷史的新穎且實用的知識。

作者不僅以記者的眼光，還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和分寸感報道新聞，從而不斷加深人們對政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