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古裝劇騙了！這才是真實的晚清女子面孔

這些穿越百年的晚清民國老照片，是凝固的時光證言。它們既定格了歌女、宗室格格、蒙古族女性、尋常閨閣女子等不同階層女性的妝容儀態與人生處境。

這張照片出自民國初年的畫冊，標題“A customs of Singer”點明了三位女子的身份。中間女子的頭飾更為華麗，手持團扇；左右兩人則手持折扇，這些都是當時歌女的標志性道具。她們并非普通閨秀，而是活躍于晚清至民國初年的歌女（藝伎）。

這類群體常以才藝謀生，也是較早接觸攝影的女性群體，留影既為自我留念，也可作為“名片”吸引主顧。

這張照片拍攝于1889年的天津，是晚清時期照相館里的一幅布景人像。畫面中，兩位年輕女子并肩而坐，一位將手臂輕搭在另一位的肩頭，姿態親密。

從她們樸素的衣著、簡單的頭飾以及拘謹的神態來看，這兩位女子很可能并非大戶人家的小姐，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或大戶人家的丫鬟。在19世紀末的天津，這樣的合影是一種新鮮的時髦，也是她們人生中難得的“留影”機會。

她們身著典型的晚清漢族女子服飾，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們的“三寸金蓮”，這是當時漢族女性普遍遭受的身體束縛，一位手持折扇，另一位則拿著書卷或手帕，這些都是當時女性肖像照中常見的道具，用以營造溫婉、知書達理的形象。

這張照片由西方攝影師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拍攝于內蒙古察哈爾草原，照片中的女性屬于蒙古族察哈爾部。察哈爾部是蒙古黃金家族（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核心部落，清代被編為“察哈爾八旗”，承擔著戍守邊疆、牧養官馬的職責，是清廷管控蒙古高原的核心力量，其社會地位在蒙古各部中尤為特殊。

右側婦女佩戴的是“固姑冠”（又稱罟罟冠）的清末簡化版本，這原本是蒙古族貴族婦女的標志性頭飾，以樺樹皮為骨架、外覆布帛并裝飾珠翠，清末逐漸簡化為小型冠帽，僅在節日或重要場合佩戴。左側婦女的頭飾是平民階層的節日裝扮，以銀飾、珊瑚珠點綴，雖不及貴族華麗，但仍保留了蒙古族“以飾為貴”的審美傳統。

這是一張拍攝于清末民初江南地區的影像，畫面中的女性是當時高級歌伎（又稱“書寓先生”或“倌人”），她手持的琵琶是江南歌伎必備的表演技藝之一。

晚清江南的歌伎分為“書寓”“長三”“幺二”等不同等級，照片中的女性屬于“書寓”階層——這是歌伎中的最高等級，以曲藝、詩詞為核心技藝，“賣藝不賣身”是其基本職業準則，主要為文人雅士的宴飲、雅集場合表演。

照片中的女性是掄杏倩（又作倫杏倩），她是晚清宗室載倫與孫用智（晚清重臣孫寶琦之女）的女兒，屬于清代宗室格格。

掄杏倩的外祖父孫寶琦是晚清重要官員，曾擔任山東巡撫、國務總理等職，家族兼具政治與社會影響力；父親載倫是清代宗室，這一身份讓她在民國初期仍能維持旗人貴族的生活方式。照片拍攝于1922年，此時溥儀仍居紫禁城，清室優待條件尚未廢除，北京的宗室貴族仍保留著部分禮儀與生活習慣。

1921年，北方大饑荒中，一位老人為生存掙扎的瞬間。

1919—1921年，華北五省（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遭遇了持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僅1921年，受災縣份就達340個，災民超過3000萬人，約50萬人死于饑餓和瘟疫。

此時正值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各地軍閥為籌措軍費，橫征暴斂，甚至截留賑災糧款。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讓本就深重的災難雪上加霜。當糧食耗盡，災民們只能剝樹皮、挖野菜（如照片中老人懷里的野菜）、吃觀音土，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劇。《申報》記者在災區看到，“樹皮被剝光吃凈，沿途餓斃者無人掩埋，暴尸荒野”。

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人口買賣成為普遍現象。在直隸等地，一名15-20歲的少女售價僅1元，5歲以下的兒童甚至找不到買主，無數家庭在饑荒中支離破碎。數百萬災民為了活命，背井離鄉，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流民潮。他們涌向城市，卻只能在街頭乞討，或在饑寒交迫中倒斃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