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想告“叛亂”失敗了！前法官直言：政府在法院已經沒人信了

2026年2月10日，當華盛頓的一個大陪審團正式駁回聯邦檢察官針對所謂“總統敵人”的起訴請求時，“史無前例”這一詞匯在公共輿論中被運用到了極致。

這場司法風暴的引信點燃于2025年11月一段同樣史無前例的視頻。視頻中，六名民主黨籍國會議員向軍方及情報部門成員發出警告，重申他們有義務拒絕服從任何非法的行政命令。此舉觸怒了唐納德·特朗普，他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激進姿態，指控這些議員犯有煽動叛亂罪，并聲稱該罪名最高可判處死刑。隨后，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珍妮·皮羅發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公訴嘗試。

這場鬧劇的終局——聯邦大陪審團拒絕了珍妮·皮羅的起訴請求——其本身在法律程序上或許并非孤例，但它折射出的背景卻極具沖擊力：這標志著特朗普政府在大陪審團面前遭遇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挫敗。

大陪審團制度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權利法案》誕生之前，而它在現代美國法律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則是由憲法第五修正案正式確立的。其設立的核心初衷，是對檢察官提起的刑事案件進行實質性的司法審查。

在該制度下，由16至23名普通公民組成的群體將聽取聯邦檢察官或助理檢察官提交的事實陳述。他們的任務并非判定被告是否有罪，而僅僅是確定是否存在“合理理由”相信犯罪行為已經發生，從而決定是否啟動公訴。

這意味著，在程序上檢察官掌握著絕對的主動權。他們可以單方面選擇提交哪些事實證據，而在這一階段，被告方完全沒有辯護的機會。通常情況下，由于缺乏對抗性，大陪審團往往會傾向于支持起訴建議。這是一個在程序正義上顯得并不那么對等的制度：沒有辯護律師，只有法庭記錄員、大陪審員、檢察官及其傳喚的證人。雖然潛在目標人可以嘗試自證，但基于不自證其罪的法律風險，這種情況極少發生。

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始終處于絕對保密的封印之下，除非獲得聯邦法官的特別授權，否則其內情嚴禁外泄。

因此，在涉及這六名議員的案件中，外界無從得知檢察官究竟呈報了何種材料，甚至連具體的指控罪名和證詞細節都不得而知。我們唯一確證的事實是：大陪審團集體投下了反對票，拒絕批準聯邦檢察官的起訴請求。

這種情況在法律實踐中確實是史無前例的，盡管我們現在正目睹大陪審團頻繁地對政府行為表現出抗爭姿態。在我擔任聯邦地區法官的近20年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大陪審團集體駁回正式起訴書的情況，這在司法慣例中完全屬于反常現象。

大陪審團做出此類決定，意味著他們徹底否定了檢察官提交的整個案件前提。在通常無法聽到反方證詞的情況下，大陪審員的態度極度明確：“即便我們采信你們提交的單方面事實，我們也認為此案完全不具備提起聯邦公訴的法律價值。”

在程序上，他們確實可以像此前在弗吉尼亞州處理萊蒂西亞·詹姆斯案那樣重整旗鼓。但這在政治與司法策略上是極度危險的，因為這無異于讓聯邦檢察機構在公眾面前經歷第二次顏面掃地的羞辱。

憲法第五修正案設立大陪審團，本意是將其作為防止檢察官濫用職權、隨意指控平民的制衡堡壘。正如紐約法官索爾·瓦赫特勒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大陪審團甚至可以“起訴一個火腿三明治”——這一機構的制衡作用在過去幾十年中逐漸被削弱。

正因如此，過去幾個月里大陪審團接連駁回起訴書的行為才顯得如此驚人。在我看來，這與聯邦法官對政府的態度轉變如出一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司法部正在失去其在整個法律界賴以生存的公信力基石。

這種信任危機在公開法庭上屢見不鮮：法官們越來越難以采信聯邦檢察官的陳述，因為后者曾多次在公開程序中留下公然說謊的記錄。現在，這種質疑蔓延到了由普通公民組成的大陪審團。這些成員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他們時刻關注著世界的動向。

我認為，當美國總統公開給國會和參議院的被告貼上“煽動叛亂”且“應判死刑”的標簽時，司法的純粹性已被嚴重污染。這種來自最高行政長官的直接施壓，不僅打破了權力的平衡，更從根本上破壞了正當法律程序的公正性。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如此惡劣的政治干擾下，作為普通公民的大陪審員依然保留了最為核心的公平正義感。

這意味著我們的司法體系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拖累與損耗。在我擔任聯邦法官的歲月里，我對司法部一直保持著極高的尊重，因為他們曾是正直與專業主義的代名詞。無論我是否認同他們的法律觀點或起訴決定，我從未懷疑過他們提起訴訟的底線。

然而現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由于總統的一時興起，司法部正迅速淪為打擊政治異見者的私器，這是對聯邦檢察權最為嚴重的濫用。

此外，即便起訴最終失敗，其過程對被告也是極大的摧殘。被起訴者必須耗費巨額資源聘請律師進行自救。在某種意義上，訴訟過程本身就演變成了一種懲罰。我高度懷疑這正是總統的真實意圖：通過司法纏斗制造名譽上的損害與精神上的創傷，使其嚴重程度等同于定罪。雖然法院系統仍是防止草率起訴的最后堡壘，但被告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然太過沉重。

約翰·E·瓊斯三世，現任迪金森學院院長，曾任美國聯邦法官，長期致力于捍衛司法獨立與法治精神。

喬·阿德圖恩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