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與“講臺”的交鋒：藝術高校黨員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堅守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不知從何時起，每當看到藝術高校領導干部被通報審查的消息，我都會下意識地停下來，多讀幾遍。也許是因為我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對“講臺”有一種天然的敬畏。2026年初，中央戲劇學院接連兩任表演系主任主動投案的消息，在文藝圈引發議論，也在教育圈引發沉思。舞臺與講臺，本是彼此支撐的兩種存在，卻在現實中發生了某種令人唏噓的交鋒。這種交鋒，不只是制度層面的震動，更是一種理想信念的裂縫。

中央戲劇學院在許多學生心中，是藝術的象征，是才華與光影交織的殿堂。表演系的講臺，本該是學生夢想起航的地方，是人格與藝術共同成長的空間。然而，當身處講臺的人在現實誘惑面前失守，問題便不再是個人的成敗，而是教育生態的隱痛。藝術可以虛構角色，但教育不能虛構品格。學生或許會忘記一堂課的內容，卻很難忘記一位老師的為人。

在我看來，藝術高校領導干部身上往往有一種雙重身份的張力。他們既是藝術專業的引領者，又是教育者與管理者；既在舞臺的聚光燈下，也在講臺的燈光中承擔責任。舞臺強調表達與創造，講臺強調引導與規范，這種差異本身就需要高度的自覺與克制。一旦角色認知發生偏移，舞臺的張揚便可能壓過講臺的沉穩，藝術的光環也可能遮蔽教育的底線。

作為一名80后教師，我常常回想自己求學的年代。那時的老師或許沒有耀眼的頭銜，卻有樸素而堅定的信念。我們仰望的，不只是他們的知識，更是他們的操守。教育在那個年代，并不富裕，卻相對純粹。今天的教育資源更加豐富，環境更加多元，但理想信念的考驗卻更加復雜。

藝術領域的資源高度集中，機會與名利交織在一起。學生的未來、項目的分配、評價的權重，都可能成為權力運行的節點。如果缺乏內心的約束，這些節點便可能演變為風險的入口。教育工作者一旦將權力視為資本，而非責任，講臺的意義便會悄然改變。講臺不再是傳道授業的地方，而可能成為資源流轉的通道。

我并不愿意簡單地用“個人問題”來概括這一切。因為任何失守，背后都隱藏著價值觀的松動。當一個人長期沉浸在贊譽與掌聲中，若沒有自我反省的習慣，便容易把光環誤認為理所當然。藝術的成功，不能替代人格的修養；專業的成就，也不能遮掩道德的空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恰恰在于此。它不是形式化的說教，而是一種持續的價值引導。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僅僅是培養能力，更是塑造品格。對于藝術高校而言，理想信念并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體體現在日常管理與師生關系中的行為選擇。它體現在是否公平對待學生，是否公正使用資源，是否守住職業邊界。

這些事件的發生，讓我更加意識到干部隊伍建設的深層邏輯。真正的選人用人，不能只看專業成就與學術頭銜，更要看內心是否穩固。教育領域的干部，不是舞臺上的主角，而是講臺后的支撐者。他們的價值，不在于個人聲望，而在于是否為學生營造了清朗的環境。

作為80后，我們這一代人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經歷過多次碰撞。我們曾經懷抱單純的夢想，也在復雜的環境中學會克制與自律。正因為經歷過變化，我們更能體會理想信念的可貴。它不是高調宣示，而是日復一日的選擇；不是宏大的姿態，而是細微處的堅持。

舞臺與講臺，其實并不矛盾。真正的藝術精神，與教育精神本應相通。前者強調真誠表達，后者強調真實做人。如果講臺能夠為舞臺提供價值底色，舞臺便會更加厚重；如果舞臺反過來侵蝕講臺，教育便會失去方向。關鍵不在于角色多少，而在于內心是否始終有一條清晰的界線。

這些年，我越來越相信，理想信念不是一陣風，而是一種長期的內功。它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個體的自覺。干部人才隊伍建設，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建設。只有當教育者真正理解“講臺重于舞臺”的意義，藝術高校的發展才能更加健康。

今天再回望這幾起事件，我心中并非只有批評，也有一種期許。期許教育環境更加清朗，期許每一位站在講臺上的人都能意識到自身的重量。教育不是表演，它沒有重來的機會。學生的人生，不容試錯。

如果說舞臺是光影的世界，那么講臺就是信念的空間。光影可以變化，信念卻不能搖擺。藝術可以追求創新，教育卻必須守住底線。我們或許無法避免所有風險，但至少可以在每一次選擇面前，問一問自己：是否對得起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