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襄：一壺山人其藝其詩非惟可傳于今日，亦必能藏之名山

近日，水一方文人畫研究中心年會在德陽石刻公園塵沐堂藝術館召開。現場，王文襄先生依壬寅年春月所作《一壺山人詩稿》序進行發言。

王文襄先生與一壺山人周德華先生奉手于德陽東山書院，詩書往還，林泉酬唱，倏忽十數寒暑。壬寅初春，其訪山人于水一方。但見青衣江碧，佛巖云閑，老梅數株，疏影橫斜。山人煮雪烹茶，出示詩稿，漫話平生。臨別贈句：“歲月此留痕，青昧寂寞人。房前清溪繞，嶺上白云生。”

王先生認為：“一壺山人其藝其詩，非為名利，非求傳世，只是生命之自然流露，如溪水之潺湲，如白云之舒卷。非惟可傳于今日，亦必能藏之名山，俟諸后世。何以故？蓋真藝術必能超越時代，真性情必能打動人心。”

其文如下：

一、詩心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山人詩稿，開卷即見《詩言志引》，其言曰：“詩言志者，勵志，抒懷，厚德，寄意而已。”寥寥數語，已道盡詩之本體。觀其全帙，或慷慨悲歌，或壯懷激烈；或感慨人世，撫掌三嘆；或憂患愉怡，秉其性情；喜怒哀樂，傾其肺腑。此非徒為文字游戲，實乃天地正氣，赤子襟懷之自然流露。 其詩之妙，首在“真”。如《龍杖石壺歌》云：“水之涯，山之麓，天造地設一靈物。飲幽潭，吟冰窟，脫盡皮相還其骨。”字字如從胸臆中涌出，不假雕飾，而物我兩忘之境自現。又如《茶精歌》中“一盞洗俗塵，兩盞眉目清，三盞通經絡，四盞氣血蒸”，以日常茶事入詩，而禪意盎然，真趣橫生。

山人嘗言：“脫口成章，獨得天機為上。”此非虛語，乃其創作之真切體悟。 次在“逸”。山人退隱林泉五十載，寄心煙霞，詩風自然曠逸。《過萬象亭》云：“迷蒙曉雨過孤亭，畫境未開詩境生。但見煙云變滅處，一行鷗鷺入江心。”此等句，如清泉出洞，泠泠有聲；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其《山居》諸作，尤見散淡情懷：“蔬食布衣足此身，依山傍水遠煙塵。清修自是長生術，雪月風花日日新。”非真隱者不能道此。

再在“厚”。山人學養淵深，博涉經史，涵泳詩畫，故其詩雖清淺如話，而底蘊醇厚。《冷門讀擔當》組詩，論畫論書，洞見迭出：“擔翁作草，意氣為之。神游八極，思接千載……思逸翰飛，爛然天成。”非深于藝理者，焉能至此？至若詠史懷古，如《雁門行有作》：“疆場自古多干戈，折戟沉沙鑒汗青。”蒼茫沉郁，直追唐音。

二、畫理與文人精神相貫通

一壺山人非獨詩人，亦當代文人畫之重鎮。其藝術成就，可謂詩書畫三絕，而以文人畫理論與創作尤為世所重。 山人師承有序：早年問學裔敬亭、汪濟時、遍能諸先生，得傳統之正脈；又私淑黃賓虹、齊白石、陶博吾諸前輩，取法乎上。然其最可貴者，在于能“破三相”：破古人相，不泥古法；破今人相，不隨時流；破自我相，不斷超越。終成“野逸一派”之獨特風貌。

其文人畫理論，深植于傳統心性之學，嘗云：“高逸者，在氣而不在形，在意而不在名。”又謂：“潑墨唯求精氣神。”此皆直指文人畫之核心——以筆墨寫胸中逸氣，以形貌傳天地精神。觀其《題劉云泉先生畫展》詩：“字格晉唐尚雅韻，畫宗隱逸主清操。故將肝膽付丘壑，聊寓騷懷遣兔毫。”實為夫子自道。 山人教學，尤重心法傳承。數十年來，攜“水一方”弟子百余人，展轉講學，不授套路，不炫己能，而重啟發感悟。

其詩《水一方學人三人行字畫展致詞》云：“苦心孤詣，抱拙守貞……恭敬傳統，陶冶性靈。秉承宗風，崇尚心印。”此非尋常技藝傳授，乃文人精神之接引，宗門心法之延續。門下弟子學藝精進，感恩戴德，良有以也。 其大寫意作品，被刊為高等院校中國畫范本教材封面；行楷書法，亦入選高校教材。此非偶然，實乃其藝術造詣已達教科書級別之明證。國展一等獎，屢任評委，個人專集頻出，皆其藝壇地位之自然體現。

三、人格與藝術境界相輝映

古人云：“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觀一壺山人之藝，必先觀其人。 山人淡泊名利，早歲即“選祿早，入林泉，自逍遙”，其《自況》詩云：“百事無成遂懶散，平生有得在孤行。”非真無所成，乃不屑世俗所謂成就也。晚年結廬青衣江畔，號“水一方”，日與煙霞泉石為伴，詩酒茶畫自娛。此種生活態度，正是中國傳統文人“超然物外”精神之當代體現。

其待人真誠，篤于情義。《紀念吾師裔敬亭老詩翁》《吊祭汪濟時老師》諸作，字字含情，感人肺腑：“數行墨跡奉恩師，懷想當年問學時……大義高情無以報，文章道德寸心知。”師徒之情，山高水長。至若與劉墨博士等友朋唱和，數十年來詩簡往來不絕，亦見其交友之誠。

山人最具魅力者，在其“真性情”。《懶壺自嘲》云：“懶得無聊，自稱散仙。放懷詩酒，秀穎可拈。近看是墨，遠望如煙。”這種自我解嘲的幽默，這份“懶散”背后的通達，正是魏晉名士風度之遺響。其《七二壽誕漫興》坦然面對衰老：“歲月久蹉跎，新春又一過。閑來詩興好，老去性情和。”無怨無尤，唯有順應自然的智慧。

四、詩稿的歷史定位與藝術價值

《一壺山人詩稿》之出版，非僅為個人作品結集，實有更深遠之意義。 其一，此為當代文人詩歌之重要收獲。在古典詩詞式微的今天，山人堅持以傳統形式抒寫當代情懷，且能達到“清新曉暢，謹巧自然”之境界，尤為難得。其詩后札語，如《畫竹歌》后“懶壺因作畫竹歌，不知詩瘦莫畫竹”，寥寥數語，風趣盎然，確有明清小品之神韻。聯語創作，如“一根歪脖樹，半榻古裝書”“無錢米汁佛，有酒糊涂仙”，對仗工穩而意趣橫生，已達化境。 其二，詩稿是研究山人藝術思想之第一手資料。其中大量題畫詩、論藝詩，如《冷門讀擔當》系列、《題方從義云山圖》、《為八大山人造像》等，不僅展現其藝術見解，更體現其“以詩論藝”的獨特方式。

這種詩書畫互參互證的傳統，在當代已漸失傳，山人可謂薪火相傳者。 其三，詩稿見證了一位傳統文人在當代的生命軌跡。從早年問學，中年游歷到晚年隱居，從師友唱和，山川紀游到人生感懷，這部詩稿實際上是一部用詩歌寫就的自傳，是一個傳統文人在二十一世紀的心靈史。 余嘗謂：一壺山人之藝，惟精惟一，鍥而不舍者六十余載，紹籀篆之渾拙，浸六朝之風韻，接唐宋之文脈，承明清之逸趣，融當代之意識，成一家之風貌。其詩，曠逸清暢，本真自然；其畫，野逸渾茫，氣韻生動；其書，沉著痛快，骨力洞達；其人，淡泊寧靜，真率豁達。四者交融，方成其完整之藝術人格。

昔蘇東坡評王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今觀一壺山人，豈非當代之王摩詰耶？然山人自有其時代特色：少了幾分王維的空寂，多了幾分退士的溫情；少了幾分文人的孤莊，多了幾分平民的幽默。此正其可貴之處。（文：王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