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政治精英們，熱衷于演倫理劇

縣城婆羅門與剎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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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收到縣級兩會的一些視頻推送，發現縣級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們在被采訪時都在用朗誦腔背稿，于是寫了一篇文章《目之所及，政治生態正在幼態化》發布于網易平臺，提出我的觀察和思考。

我發現，代表委員們延續了小學生的形態，把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政治生活變成撒嬌賣萌的場所，他們去參加兩會，不是批評、監督、建言，而是去贊美、領取榮譽獎賞。

文章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有讀者說“好久沒有看到這么犀利的文筆了”、“這才是文人！這才是風骨！蓬萊文章建安骨！挺你！”感謝讀者，這些肯定給了我莫大的鼓勵，讓我相信，對現實的批評仍然是有力量的，批評仍然是有價值的。

之后我繼續收到縣級兩會采訪的推送，發現代表委員們的發言千篇一律，其中，“倍感振奮”幾乎是每個人都會說到的詞。隨便抄錄一個人的發言如下：

“聽了早上的報告，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奮，會議報告總結全面，目標明確，舉措務實，為我們今后發展指明了方向。作為來自基層的代表，我將認真履職，把會議精神帶回基層，落到實處，積極建言獻策，用心用情用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為推動鄉村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xx貢獻力量。”

除了這樣的朗誦，我沒有看到有代表委員談起自己的提案、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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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上海也開兩會了，我也收到一些推送。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是，上海的代表委員們，是用正常交流的方式在說話，他們不是在朗誦，也沒有在背誦，就在正常地說一些事情。

比如一個人說，實體店經濟衰退，一個原因是停車費，買一個餅3塊錢，停車費要10塊錢，不應該畫一條線就收費。一個人說，現在福壽螺治理是個難點，農民都知道養鴨子就能吃掉，但農村不讓養鴨子，所以這個規定應該改，農戶可以養一定數目的鴨子。

這些問題雖然小，卻是真問題，比上述那些幼態化的“倍感振奮”有著天壤之別。

縣城的委員代表，其構成主要是黨政干部、本地企業家、專業人員、基層骨干、社會賢達。按照制度設計，他們的職責是監督、批評政府，并提出建言建議。

但從接受采訪的情況來看，他們全都是在歌頌，在感恩，在表忠，在尋求夸贊，監督、批評和建言建議一個都看不到。

于是我有了一個未經調研的猜想：縣城的委員、代表們，在政治生態中選擇幼態化的方式存在，是因為他們沒有履行其監督、批評和建言獻策責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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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縣里副處級以上的人縣城婆羅門，這部分人通常在20-50人，那么縣級委員代表們，則可稱為“縣城剎帝利”。前者擁有制定規則的影響力，而后者則在縣城的各個領域權力和實際利益。

雖然都是既得利益者，但縣城婆羅門對縣城剎帝利具有予取予奪的優勢，比如一個鄉鎮干部，一個部門負責人，任免升遷由婆羅門決定，他會對婆羅門提出批評監督嗎？一個私營企業主、醫院主任、學校校長，他敢對縣城婆羅門表達不敬嗎？

當然，即使在更高級別的兩會，也沒什么人敢批評監督了，更何況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縣城。婆羅門和剎帝利們具有利益一致性，高度捆綁，互相輸送，大家一起把錢躺著掙了不好嗎？

還講什么監督批評。

另外，縣城干部、私營企業主、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士這個群體，他們的能力就是執行，加之知識儲備有限，眼界有限，他們不具有質疑精神，難以產生不同意見，也難以提出有效提案議案，于是在兩會上，能做的就是贊揚和“振奮”，當一個有糖吃的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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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城這種政治生態，造成縣城成為中國的法治洼地，婆羅門具有突破規則和法律的能力，縣委書記更是一方土皇帝。

比如遵義仁懷縣，一家投資8億的民營污水處理廠建成不久就被政府強行接管，四川某縣，“曾逼死教授的四川縣委書記，如今又把招商企業逼向破產”，更多縣委書記能隨意抓捕舉報他的人。

紀錄片導演周浩曾跟蹤記錄了一名縣委書記，展現了縣委書記作為縣域 “一把手”，集人事權、財權、決策權、維穩權、資源調度權于一身。那個縣委書記在鏡頭里說：

“縣太爺縣太爺，就是要有爺的感覺。廳長再大，找一個處長辦事，不過是從這個辦公室叫到那個辦公室，那不是爺，是大哥的感覺。在縣里不一樣，你下去看一個鄉鎮，警車開道，都在路邊等著你，那是爺的感覺。”

從縣城兩會來看，縣委書記們之所以有爺的感覺，一個重要原因是：

孫子們太多了，想當孫子的更多。

當然，也不僅僅是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