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先看過有關強渡大渡河文章后，找楊得志理論：怎么能這么寫呢

1960年代初的一個午后，南京的一間辦公室里氣氛有些緊張。桌上攤著一本剛印出的《星火燎原》雜志，幾頁紙角被翻得起了毛。孫繼先拿著雜志，神色嚴肅，對身邊的老首長楊得志說了一句：“怎么能這么寫呢？”短短幾個字，把兩位久經沙場的將領，重新帶回到幾十年前那場生死攸關的強渡大渡河戰斗之中。

有意思的是，這場“理論”，并不是為了誰多立了功，也不是為了多添幾筆傳奇，而是為了一個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數字——十七，還是十八。對不了解內情的人來說，只差一人似乎無傷大雅，可在他們心里，這卻是非糾正不可的大事。

這一切，還得從1934年那場慘烈而漫長的長征說起。

1934年10月11日，中央紅軍正處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的危險邊緣。就在這一天，組織上作出決定：將孫繼先調任紅一師紅一團第一營營長。這個任命來得很突然，卻合情合理。當時的紅一團，已經是一支在血與火中磨礪出來的勁旅。

紅一團的來歷并不簡單。它的主體部隊經歷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的洗禮，成分復雜，卻戰斗力頑強。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三、第四團，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還有井岡山紅四軍第三十一團的一部分，都匯入了這個番號之下。到了1933年整編后，“紅一團”這個稱號真正固定下來，也逐漸成為紅一軍團里的王牌部隊之一。

接到任命后，孫繼先心里明白，這不是一般的調動。能到紅一團任營長，是信任，也是壓力。那時擔任紅一團團長的是楊得志，政委是黎林，兩人聽說要來一位新營長，也頗為期待。經過幾次反“圍剿”，紅一團減員嚴重，急需一員能打硬仗的營長頂上去。

多年以后，孫繼先回憶起第一次見楊得志，還帶著幾分幽默。他說，當時只聽說這個團長打仗兇猛，心想脾氣肯定不小，結果一打交道才發現，人很寬厚，說話不急不躁，性子也挺隨和。這種印象上的反差，倒為他們之后并肩作戰打下了基礎。

1934年10月16日，紅一師在瑞金以西的寬田地區完成集結，準備撤離中央根據地。紅一營走在隊伍最前頭，擔負開路任務。此時的紅軍，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根據地部隊”，而是一支被迫踏上遠征的隊伍。行軍序列排得很清楚：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在左翼，紅三軍團、紅八軍團在右翼，紅五軍團殿后，掩護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

從這天起，長征真正拉開了帷幕。

剛一離開根據地，敵人的封鎖就撲面而來。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孫繼先率領的紅一營承擔主攻。敵人自以為得計，把紅軍看成“潰敗之眾”，在戰術上頗有輕敵心理。結果交手不過幾個小時，陣地就被撕開了口子。

這一仗打得又快又狠。僅三小時，紅一團就殲敵六百多人，繳獲不少武器彈藥。戰士們心氣大振，隊伍里一片歡騰。不過，興奮歸興奮，紅軍沒有停留太久，立刻繼續急行軍，因為第四道、第五道封鎖線還在前方，身后的追兵也從未停歇。

一、從遵義轉折到赤水河邊

在突破第二道、第三道封鎖線后，敵人逐漸看明白了紅軍的走向，大致判斷出中央紅軍可能要向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隨即調集約四十萬兵力，布下第四道封鎖線，企圖一舉吃掉這支主力。

那段時間，紅軍的處境可以用“步步是險”來形容。由于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和敵人的重兵堵截，從出發時的八萬六千余人，到遵義會議前后，已經銳減到三萬余人。傷亡、疲勞、饑餓交織在一起，許多戰士都扛到了極限。

就在這種生死關頭，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毛澤東重新推到紅軍軍事指揮的中心位置，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軍事上的大轉彎，從這里開始。

敵人當然不會坐等紅軍喘氣。遵義會議后不久，國民黨方面重新調整部署，準備在烏江西北地區圍殲中央紅軍。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留給紅軍的時間并不多。

面對強敵，毛澤東提出通過靈活機動的行動來擺脫圍追堵截。他不拘泥于原定路線，而是依據敵情多次變更行軍方向。四渡赤水，便是在這種思路下展開的系列戰役。從1935年1月至3月，紅軍在赤水河一帶穿插往返，出人意料地打亂了敵人的計劃。

這幾個月里，紅軍在川黔滇交界地帶畫出了復雜的弧線。路線看上去曲折，實則每一步都有明確目的。有時候明明看似后退，卻是在引誘敵軍主力脫離既定部署；有時候突然折回，看上去“繞圈”，卻正好打在敵人空虛之處。不得不說，這種打法在當時頗難理解。

孫繼先后來談起這段經歷，很坦率。他說，當時基層指戰員對這么大范圍的迂回、穿插，說不迷糊是不可能的。紅一營的戰士和其他部隊一樣，日夜急行軍，又要隨時準備投入戰斗，經常處于疲憊狀態。有戰士小聲嘀咕：“這到底打的是什么仗？”

這種牢騷并不意外。長時間高強度行軍作戰，誰都會累。可有意思的是，每當毛澤東來到先頭部隊看望大家，情緒立刻就不一樣了。按照當時戰士們的說法，“毛主席真不愧是紅軍的諸葛亮，料敵如神。”這種信任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一連串艱難抉擇和一次次轉危為安之后逐漸樹立起來的。

在長征路上，孫繼先心里有了一個越來越堅定的念頭：跟著毛主席走，仗再難也有贏的希望。

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紅軍北上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追兵，隨后向川西挺進，企圖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那條注定要寫進戰爭史的大渡河，擋在了面前。

二、安順場前的生死任務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條主要支流，從青藏高原東緣一路奔騰而下。沿岸多峽谷，水流湍急，兩岸高山聳立，天然就是一道屏障。1935年5月，中央紅軍向北推進，后有追兵，前有川軍堵截，各渡口已被敵人控制，大渡河成了不折不扣的“鬼門關”。

當時的戰略環境相當嚴峻。蔣介石一方面要防止紅軍北上入川，一方面想重演“石達開覆轍”，讓大渡河再一次成為扼殺一支農民革命軍的地方。對紅軍來說，如果在這里被拖住，遲遲過不了河，后果不難想象。

作為全軍的先遣隊，紅一團的任務極為艱巨。部隊奉命迅速向安順場方向推進，搶奪渡口，尋找船只，為大部隊搶渡開辟通道。誰先抵達，誰就扛起了成敗攸關的責任。

了解前沿情況后，團長楊得志當機立斷。他向身邊的營連干部交代：“我和孫繼先帶紅一營先奪取安順場，找到船只，為強渡大渡河打出一條路來。”這話說得很平靜，卻透出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味，大家心里都明白，這一仗絕不是普通的爭奪戰。

接到任務后，孫繼先立即召集紅一營三個連的連長，詳細傳達作戰意圖，交代攻擊路線。敵軍憑借大渡河天險，加固安順場的工事，企圖把這里變成一道無法突破的封鎖線。紅軍若想從正面奪取渡口，就必須有一支突擊隊，冒著急流與火力，從河面直插對岸，沖上臺地，一舉摧毀敵人的陣地。

突擊隊的人選，不能隨便挑。既要身強體壯，又得槍法好，還要膽大心細。考慮到這一點，孫繼先親自選人，最終挑出十七位戰士，準備隨他一起執行搶渡任務。船只不大，載人有限，攻堅的隊伍既要緊湊，又要有互相照應的余地。

出發前的氣氛非常壓抑。沒有太多豪言壯語，大多數戰士把話咽在肚子里。有人輕聲說了一句：“能不能回來，就看造化了。”當時沒有人多接這話，但誰都聽在耳朵里。

因為船只狹小，楊得志臨時決定，讓突擊隊分兩批強渡。等第一批戰士登上對岸，建立起最初的立足點，再由第二批迅速跟進。這個安排，既是為了降低風險，也是盡可能分散敵火力。

當天，大渡河面風聲凜冽，浪花翻滾。紅軍的警衛和炮兵盡力提供火力掩護，壓制對岸敵軍的火力點。第一批戰士咬緊牙關，在密集的槍聲中硬是沖過了河心。就在這批人奪下狹小的登陸點后，孫繼先帶著剩下的戰士快速登船，冒著尚未完全壓制住的火力向對岸劃去。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過程并不像后來一些文藝作品里描寫得那樣“順風順水”。河流的急流、對岸時斷時續的射擊、船只的搖晃，任何一個環節出意外，整船人都有可能葬身河底。許多細節，戰士們后來都不愿多提，因為那是他們真正“在鬼門關轉了一圈”的經歷。

兩批突擊隊順利會合之后，立刻組織沖擊。臺地上的敵人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陣地已經被紅軍戰士一點點啃下來。孫繼先和突擊隊員們，趴在濕漉漉的石頭后面，邊壓制火力，邊往上突擊。這樣的近距離戰斗，說白了就是誰更狠、誰更能頂住。

經過一番惡戰，安順場渡口終于被拿下。紅軍奪得了寶貴的船只，也撕開了敵軍防線的缺口，為主力繼續北上創造了條件。強渡大渡河的勝利，不僅讓中央紅軍擺脫了一場可能的全軍覆沒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敵人企圖在川西重演“石達開失敗”的心理布局。

對孫繼先來說，這一戰的意義極其特殊。此后不管是參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朝鮮戰場上的作戰，他都經歷過許多硬仗，但一提起大渡河，他總要多停頓片刻。那不是單純的“戰功”，而是一種“九死一生”的刻骨記憶。

三、十七還是十八：一場遲來的較真

時間很快推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1956年，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中央軍委作出決定，要系統總結革命戰爭經驗，編寫革命戰爭回憶錄叢書。總政治部成立了《星火燎原》編輯部，在全軍發起征文活動，把許多散落在戰士記憶中的故事，盡可能變成文字，保存下來。

羅榮桓作為總政治部主任，對這件事十分重視。各大單位也積極響應。南京軍事學院當時云集了大批解放戰爭中的高級將領，劉伯承擔任院長，看到征文通知后，顯得格外支持。他清楚，這些將領都是從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每個人身后都是厚重的歷史。如果不及時記錄，很多細節遲早會被時間沖淡。

于是，劉伯承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向在院學習的將軍們傳達任務：每人都要寫，要寫真事，寫清楚，不能敷衍。這個要求看上去簡單，其實挺“苛刻”，因為不少將軍當年走上革命道路時，文化水平并不高，提筆成文并不輕松。

楊得志和孫繼先兩人，在選題時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強渡大渡河。楊得志是那場戰斗的指揮者，孫繼先則是親身參與的突擊隊指揮，角度不同，記憶卻高度重疊。孫繼先一聽要寫文章，心里有點打退堂鼓，他直言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寫不好，干脆讓楊得志寫就夠了。

劉伯承聽完，擺擺手，說了一句頗有分寸的話：“他寫他的，你寫你的，互不影響。他是指揮，你是一線參與，你們寫出來的東西肯定不一樣。”這番話既是鼓勵，也是一個態度：歷史不是一個人的記憶，越多視角，越接近真實。

在這番勸說下，孫繼先不再推辭。他選擇用口述方式，把當年強渡大渡河的情景一段段講出來，再由文化水平較高的同志整理成文。經過反復推敲，他的回憶稿最終完成，送審后得到肯定，并于1960年發表。

到這里，關于強渡大渡河的文字記錄，表面上看已經相對完整。可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全軍系統整理軍史資料時，新的問題冒出來了——有關強渡大渡河的宣傳中，部分材料寫的是“十七勇士”，而有的回憶稿提到“十八勇士”。這個數字上的差異，引起了史料整理人員的注意。

當時為了搞清楚這件事，有關部門做過一番核查。受限于當年的檔案條件和材料搜集范圍，調查結論認為“十七勇士”的說法更為可靠，便暫時沿用了這一提法。就這樣，一個在當時看似不大的偏差，慢慢被擴散到一些正式出版物中。

有一點不得不承認，當年代寫、改寫現象比較普遍。有些編寫人員為了“統一表述”或追求文字上的簡潔，難免做了刪改。而一旦改動沒有經過當事人核對，就很容易帶來偏差。這種偏差并非出于惡意，卻會在無形中傷害某些人的榮譽。

時間過得很快，到了1980年，《星火燎原》重新選編部分文章，其中就有楊得志的《強渡大渡河》。在這篇文章中，小標題仍然用的是“十七勇士”。正是這個地方，讓孫繼先一下子“炸了鍋”。

他拿到雜志，一頁頁翻過去，越看心里越別扭。按照他的記憶，強渡大渡河的突擊隊，應是十八人。他心里有一本賬，這個數字牽著的是一條條生命，有人犧牲，有人負傷，可無論如何，都不能少算一人。

于是，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他拿著雜志找到楊得志，臉上帶著壓抑不住的憤懣：“咱們紅一團強渡大渡河的情況，你最清楚，怎么能這么寫呢？”這句話既像是在責問，又像是在討個說法。

楊得志接過雜志，認真看了一遍那篇文章，心里也騰地一下火了起來。他很清楚，自己當年的原稿寫的是“十八勇士”，許多細節都是按當年的實際情況寫的。可現在擺在眼前的版本，不但人數被改成了十七，部分戰斗過程也與事實不符。

他當場就說，這篇回憶文章沒有經過本人審查就被擅自修改，有關單位也未征求意見就改動了原文。看似只是幾個字的差別，卻把一個參與強渡大渡河的戰士“抹去”了。這種結果，兩位老將很難接受。

這件事表面上只是“文稿問題”，實際上折射出他們對歷史真實性的高度敏感。對久經沙場的指揮員來說，榮譽可以淡看，但記錄不能含糊。哪怕只是一個數字，一個名字，都必須盡量接近事實。

1990年4月13日，孫繼先因病逝世。消息傳到楊得志那里，他沉默了好久。照他自己的話說，孫繼先不僅是同事，更是一輩子最好的戰友，既能打，又敢打，還身懷武藝，會耍大刀，在紅一團那樣的部隊里，也算是出了名的“猛將”。

戰友離去，許多當面說不完的話，只能留在心里。遺憾的是，關于“十八勇士”的爭議，此時仍未完全厘清。正因為如此，楊得志在后來歲月里，一直惦記著這件事。他認為，哪怕當事人已經不在，強渡大渡河的參戰人員名單，也必須還原準確，不能讓任何一名突擊隊員被歷史遺忘。

于是，他鄭重地給黨中央寫信，詳細說明當年強渡大渡河的實際情況，特別指出突擊隊的真實人數。他在信中強調，孫繼先不僅是強渡大渡河的指揮者之一，也是親自登船、沖鋒在前的勇士，“十八勇士”中有他的一席之地，這一點不能含糊，更不能因為文稿上的誤寫而長期誤傳下去。

有關部門收到來信后，進行了認真的復查。在掌握更多資料并綜合多個當事人口述后，最終確認此前部分材料中“十七勇士”的提法確有偏差，正式予以糾正。在后來的公開史料里，這場戰斗中突擊隊的實際人數，得到了更加嚴謹的表述。

這場圍繞一個數字的“較真”，持續了二十多年，看似曲折，卻很有意味。對于親歷者而言，強渡大渡河不是一個抽象的事件，而是一次把生死交給戰友、把后背交給組織的搏殺。每一名勇士，都有家人，都有經歷，都有血汗。多一個，少一個，實在不是可以“商量”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孫繼先當年拿著雜志，帶著怒氣去找楊得志“理論”，并不是意氣用事，而是一名老紅軍對革命歷史最樸素、也最倔強的堅持。事實應該怎樣，就該怎樣寫；已經發生過的犧牲，不能在紙面上再被“犧牲”一次。

大渡河水依舊奔騰，安順場渡口早已換了人間。但那十八名在怒濤中劃槳的身影，早已刻進了那一代人的記憶。哪怕只是一個數字的修正，背后指向的，也是一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