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小曼在徐志摩去世后，生活窮困潦倒，陳毅：她是我的師母呀

1956年深秋的一個下午，上海細雨蒙蒙。市政府里送來了一批書畫作品，準備挑選幾件參加展覽。陳毅翻著卷軸，忽然在一幅略顯蒼老卻格調清雅的花卉畫前停住了，題款兩個字讓他愣了一下——“小曼”。

旁邊的工作人員低聲說：“這是陸小曼的作品，她現在日子過得挺艱難。”陳毅沉默片刻，把畫軸放穩，緩緩說道：“我在中法大學上學時，還聽過徐志摩老師的課呢，她是我的師母呀。”一句話，說得不快，卻道盡幾個人命運的糾纏。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重逢，不在燈紅酒綠，不在沙龍宴會，而是在新中國的一間辦公室里，在一幅畫前。

【一】絕代名媛的回頭路

陸小曼出生于1903年，出身顯赫，父親陸子固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家境殷實，教育開明。自小琴棋書畫樣樣沾，十幾歲就能在畫案前一坐一整天，畫花、畫鳥，也寫字，手腕穩，心氣高。

那時候的她，出門坐的是馬車，身邊常有女傭相隨，衣裳多是從洋行訂制的時髦新裝。親友間私下議論，“這姑娘，將來不愁沒有追求者。”

不久之后，她嫁給了軍官王賡，住進上海華宅，社交圈子更大了。沙龍、舞會、酒會，都是她閃耀的舞臺，各路才子政客、富商軍人，對這位貌美又能說會寫的太太相當傾心。

1925年前后，徐志摩的出現，讓她的生活軌跡猛然拐了個彎。一個是新月派名詩人，一個是眾人追捧的名媛，談詩、談畫、談西方文化，不多久，兩人越走越近。

當時的社會環境，對離婚再嫁的女子并不寬容。陸小曼明知如此，仍選擇與王賡分手，執意嫁給徐志摩。有人勸她多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句：“人生難得有真情。”那時的她，覺得代價再大，只要能和心上人在一起，都是值得的。

婚禮后，她和徐志摩的生活一度熱鬧非凡。聚會不斷，朋友如云，詩文唱和，報刊上時不時出現他們的名字，仿佛一切都朝著理想的方向在前進。

然而，現實的鋒利，總是來得比想象快。

【二】失夫之后的長夜

進入1930年前后，經濟環境趨緊，加上兩人生活講究、交際頻繁，開銷越來越大。徐志摩的稿費、講課費，再加上偶爾的演講收入，仍難以填補窟窿。

有時賬本攤開，兩人一句話都不想說。徐志摩知道自己承擔不起愛人習慣的花費，陸小曼卻一時難以從上層交際圈的生活抽身，矛盾開始頻繁。

有一晚，兩人因為錢再起爭執。語氣從不耐煩，到譏諷，再到怒氣上頭。陸小曼順手拿起桌上的水杯，朝地上一擲，杯子偏了一點，竟打碎了徐志摩的眼鏡。

短暫的寂靜之后，是難堪。她剛想上前扶他，他卻擺了擺手，什么話都沒說，只是轉身去收拾幾件東西。那天夜里，他幾乎沒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便準備動身北上去北京講課。

有人后來回憶，徐志摩那段時間常說“很累”。一邊是詩文理想，一邊是家里的柴米油鹽，再加上社會局勢的動蕩，精神和身體都壓得緊。

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從南京飛往北平的航班。那架小飛機在山東濟南附近的濟南濼口上空遇險失事，年僅34歲的詩人當場罹難。

消息傳到上海時，天已經暗下來了。屋外車馬喧嘩，屋里一片空白。陸小曼聽到噩耗，整個人癱倒在椅子上，有人扶她，她卻只是喃喃一句：“不可能，他昨天還在家里。”

那一刻，她大概隱約意識到，前一夜的爭執，會成為一生想起都難以承受的記憶。試想一下，一個每天與詩歌、浪漫打交道的男人，最終卻死在冷冰冰的機毀人亡之中，這種反差，換誰都難以面對。

徐志摩一走，她立刻發現，自己賴以依靠的，不只是一個人，更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她沒有正式的職業，過去的經濟來源幾乎都系在丈夫身上。短時間內，她只能向徐家老人求助。

徐志摩的父母本就不喜歡這門婚事，兒子去世后，對這個兒媳更是說不上親近，只是出于情面，偶爾給一點錢。那點錢，被人稱作“打發”，并不算夸張。

日子一天天往下滑，昔日沙龍上的名媛，開始為醫藥費和房租發愁。她本來身體就弱，又因過度悲傷，病情時好時壞。她曾經下決心要把徐志摩的遺稿整理出版，日夜翻看那些手稿，每一頁都帶著牽掛，這種精神負擔，反過來又壓在她身上。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種艱難時期，她重新拾起了畫筆。那是她少年時期最熟悉的東西，卻被繁華生活擱置了多年。鄰居看她清苦，鼓勵她畫畫賣畫，她起初有些猶豫，后來還是答應試一試。

畫案上的她，不再是從前那個總想著派對、洋裝的女子。她穿著普通的衣服，背略微有些駝，頭發間白絲漸多。街坊偶爾在胡同口看見她，悄聲議論：“這就是當年那個陸小曼？”

她自己也難免比較。路上遇到差不多年紀的婦人，多是兒孫繞膝，一臉煙火氣。反觀自己，兩段婚姻，卻無一子一女在側，不免生出“這一生究竟哪里走錯了”的嘆息。

【三】“她是我的師母呀”：陳毅伸出的那只手

1949年，天安門城樓升起了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曾在法國留學、走過南方戰場的陳毅，此時已是身經百戰的將領，后來又擔任上海市市長。

新政權接管上海后，文化界人士的處境各不相同，有人很快找準位置，有人一時難以適應。陸小曼屬于后者。她沒有固定工作，只能靠偶爾出賣字畫和朋友接濟維生。

時間來到1950年代中期，她的一些畫作參加了展覽。作品不多，卻別具一格：設色偏淡，線條流暢，既有舊派功力，又能看出個人趣味。觀者不一定知道畫者過往，只覺得這畫“有味道”。

陳毅在一次機會中看到了這些畫。題款“陸小曼”三字，牽動了他塵封多年的記憶。在1920年代，他曾在上海中法大學求學，那時徐志摩曾受邀講課，風度翩翩，談笑間多是英美文學與新詩創作。

學生中的陳毅，對這位詩人老師印象很深。那時的他，心里裝著革命理想，經常寫文章抨擊舊制度。后來，他曾在《晨報》投稿寫《紀念列寧》，語氣激烈，立場鮮明。

當時的編輯，恰恰就是徐志摩。徐志摩認為稿子“火氣太旺”，并沒有刊出，還寫了一篇《談革命》與之針鋒相對。陳毅不服，又寫了《答徐志摩先生》，文章登出后，兩人算是公開辯過一回。

這段爭論，算不上仇怨，只是觀念不同，各自堅持。多年之后，一個成了共和國的將領，一個早已化為墓碑前的一抔黃土。回頭看，當年的爭辯，倒像一段時代剪影。

所以，當陳毅在新中國的上海，聽到“陸小曼生活困頓”的消息時，他想到的并不只是那位民國美人，更是曾經站在講臺上的那位老師。那句“她是我的師母呀”，摻雜的是對逝者的敬意，也有對一段舊緣的惋惜。

他隨即找來相關部門的同志商量：能不能給陸小曼安排一份合適的工作？不是單純施舍，而是讓她憑本事吃飯。“她字畫有根底，文化程度也不低，文史研究館可以考慮。”這樣的意見，很快得到認同。

于是，上海文史研究館給她發出了聘書，讓她擔任館員。這份工作工資不算高，但穩定，有編制，有尊重，對于一個年過五十、長期無正式職業的女子來說，無疑是一根救命的繩索。

聘書送到她手里的那天，她沉默了很久。有人提起，是陳毅市長關照過，她輕聲說了一句：“他是志摩的學生。”話未說完，眼圈已經紅了。

不得不說，這樣的安排，既有政策考量，也帶著一點人情味。從此，她每天按時上班，翻閱資料，寫些文字，偶爾應邀在字畫上題幾句。極盡繁華之后，她終于過上了普通人那種“有班可上、有工資可領”的日子。

這段日子，對她來說不算富足，卻很踏實。有人問她習不習慣穿布衣上班，她笑笑，只是說：“挺好。”過去追逐的光彩，在這一刻顯得遙遠，真正能握在手里的，是每月那份工資。

【四】晚景、情感與未了心愿

工作之外，她的私生活并不平順。徐志摩之后，她和翁端午相伴多年。翁端午有家庭，有子女，這段關系在世俗眼光中本就尷尬。兩人實質上是彼此取暖，一個給錢，一個給情緒上的安慰，卻很難稱得上“歸宿”。

年華漸逝，鏡中的人逐漸不再是那個“一回眸眾人皆驚”的女子。有一回，她無意中看見鏡子里的自己，白發、皺紋，嘴里的牙也掉得差不多了。有人說，她當時愣在原地，足足站了好幾分鐘。

更讓她難受的，是翁端午和她養女之間發生的事情。養女才十八歲，正是青春年華。她得知真相后，沒大吵大鬧，只是默默流淚。看著鏡子，她心里大概明白，在情感的秤上，自己已經不再占優勢。

她最終沒有選擇大張旗鼓地追究，一方面是性格經歷早已磨平棱角，另一方面，也清楚兩人這幾十年的關系本就名不正言不順。她嘴上不說，心里仍是難免酸痛，只是將這一切埋在心底。

有人評價她“善怨”，也有人覺得她不過是太在意自我感受。不可否認，她年輕時確實自我中心，對金錢、情感的要求都不低。可到了晚年，她對過去，更多的是反思。

在上海文史館工作那些年，她漸漸學會按時作息，簡樸飲食，減少社交往來。她的畫作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偏愛絢爛的設色，晚年的作品則趨于清雅，線條更內斂，題款也少了浮華辭藻。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她身在新中國，卻從未真正融入到熱鬧的集體生活中。她性格中那種孤高氣質，始終沒有完全消失。只是外表看上去平靜，內心翻涌，往往無人知曉。

1960年代初，她的身體每況愈下。多年精神壓抑、感情挫折，加上病痛折磨，讓她的體能迅速下降。到了1965年前后，醫生已經十分謹慎地和身邊人說，該準備后事。

在生命接近尾聲時，她提出了一個心愿：希望死后能與徐志摩合葬。理由很簡單，徐志摩是她最執著愛過的人，那五年雖短，卻是她自認“最像愛情”的日子。她曾說過，哪怕在人間不能相守，將來魂魄在一起也好。

從傳統觀念看，這種念頭并不罕見。許多夫妻都希望“同穴而眠”。然而，對她而言，這個愿望幾乎沒有實現的余地。

徐志摩唯一的兒子徐積鍇，是他與前妻張幼儀所生。童年時，父母已分離，他與父親相處并不多，但對父親的存在并不否認。祖父母對他有疼愛，輿論環境也讓他知道“父親是個有名的詩人”。

當得知繼母想與父親合葬時，他明確表達了拒絕，并通過親友轉達了理由，大致有三點。

其一，陸小曼雖在徐志摩去世后未再正式改嫁，卻與翁端午同居數十年，婚姻意義上的“徐家兒媳”身份早已模糊。對講究“門第與名分”的長輩而言，難以接受。

其二，徐志摩之死，與當年那場因經濟壓力引發的爭吵不無關系。若不是那一夜的激烈沖突，他是否會乘上那架飛機，終究是個無法證實的問題，但在親屬心里，“她有責任”這個印象很難徹底抹去。

其三，陸小曼沒有為徐家留下一男半女。傳統觀念中，沒有子嗣，就難以在家族祠堂里占據一個穩固的位置。更何況，她與徐家的關系本就充滿爭議。

這些理由傳到病床上的陸小曼耳中，她沉默了很久。身邊的人后來回憶，那天她只是淡淡地說：“也是我自己造的。”再無更多辯解。

她沒法反駁，也無力再爭。畢竟，她早已不是那個可以任性拍桌的年輕女子，而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那一點點心愿化成嘆息，擱置在空氣中，無人回應。

1965年，她含著遺憾離世。由于徐家不愿讓她與徐志摩合葬，她的骨灰一度無人認領，在角落里放了許久。曾經那么喜歡熱鬧、喜愛被簇擁的她，大半生身處聚光燈下，最后卻在冷清中等待歸宿。

直到23年后，她的堂侄女、堂侄子才為她立墓，將她安葬。墓碑不大，也不華麗，只寫著“先姑母陸小曼之墓”幾個字，看上去頗為簡樸。徐志摩的名字沒有出現，生前那段轟動一時的愛情，在這塊石碑前，仿佛被切割開來。

不得不說，她為年輕時的選擇和性格，付出了終身代價。她曾經一味追求浪漫、享樂，將男人視作支撐自己生活的靠山，忽略了經濟獨立和情緒克制的重要。等到真正懂得“平淡才是福”，卻已經錯過太多。

有人替她惋惜，惋惜她的才華被糾纏的情感和不穩定的生活所消耗；也有人對她評價苛刻，認為她“誤了別人，也誤了自己”。這兩種聲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旁觀者對她的一生復雜的看法。

從陸小曼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一個時代的印記：舊家庭的束縛，新思想的沖撞，個人欲望的膨脹，以及時代變遷中個體命運的起落。她既是參與者，也是被裹挾者。到了晚年，她終于學會自食其力，用畫筆和工資支撐自己普通卻踏實的生活，只可惜，這種清醒來得太晚。

陳毅當年在畫作前輕嘆一句“她是我的師母呀”，其中不只有對故人的尊重，也有對舊時代情感糾葛的復雜感慨。新中國的日子向前走了，很多人換了身份，換了位置，只有那些舊事，在少數人的記憶里，被悄悄地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