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俘虜非要見解放軍高級首領，見吳瑞林才吐露：李克農是我上級

1947年深秋的一個清晨，遼南山區霧氣還沒有散盡，前線電話線卻格外忙碌。作戰命令、電報口令、部隊調動情況，交織成一張看不見的網。就在這種緊張氣氛里，一名身穿國民黨少校軍裝的男子，獨自向解放區方向走去，腳步有些踉蹌，卻沒有半點猶豫。

誰也想不到，這名看上去像是“誤入虎穴”的少校，其實已經在敵營里周旋多年。他不愿在路邊多解釋一句話，卻執意要見解放軍的“高級首長”，直到走進遼南軍區司令員吳瑞林的辦公室，才緩緩說出那句讓人吃驚的話：“報告首長，我是代號‘902’的情報員，李克農是我上級。”

這句話背后，是一段埋伏在暗處的較量，是一條用生命鋪成的情報線。要弄明白他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還得從更早的歲月講起。

一、從“中正劍”到紅色書籍：一名黃埔生的轉向

時間往前推二十年。1919年，河北文安縣，一個貧困農家添了個男孩，取名趙煒。家里地少口多，日子緊得很，他從小就明白一個道理：要活下去，只能往外闖。少年時，他離開家鄉，一路輾轉，到南方打工，最后在廣西落了腳。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的消息傳到各地，槍炮聲雖然在遠處，可殺戮、燒掠的細節一點點傳來。很多熱血青年都坐不住了，趙煒也一樣。他不懂什么深奧理論，只覺得“國都保不住，還談什么出路”。

兩年之后，他報考了由李宗仁、白崇禧創辦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這所學校后來并入黃埔軍校，名頭很響，在國民黨軍中算是光彩的出身。不久，學校由蔣介石接手，政治意味越來越重。

開學典禮那天，蔣介石親自到場訓話。趙煒作為旗手，站在隊伍最前面，與蔣介石距離并不遠。演講詞大而空，什么“既來之，則安之”“振興國家”“寄望諸君”，那時的他聽得熱血沸騰，覺得眼前這個人是真心想救中國。

多年以后，他回想起那一幕，只能苦笑一聲。那些漂亮話，更多是用來籠絡人心的口號，而不是打算兌現的承諾。

軍校生活并不輕松，軍事理論、戰術、射擊訓練排得滿滿當當。趙煒不算出眾，卻夠刻苦。射擊學、戰略戰術、參謀業務，他一樣樣啃，成績慢慢往前排。畢業前夕，他與一批優秀學員被蔣介石接見，還拿到一把象征“榮譽”的“中正劍”。

手握佩劍，他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上前線，殺敵人，立戰功。對政治道路、階級立場這些詞，他并沒有太多概念。按組織分配，他以少尉見習官的身份，被派往第五戰區，到了湯恩伯部下的第31集團軍所屬的第13軍獨立團，在機槍連負責訓練新兵。

見習期滿，他升為中尉排長，卻發現軍中安排和自己想象有差距。獨立團是預備部隊，整天練兵，很少真上前線。他心里憋得慌，看不上這種“不上火線”的日子，干脆一走了之，另尋出路。

打聽之下，他得知當年軍校總隊長（已升任師長）在陜西帶兵作戰，便趕過去投奔。沒想到卻被訓了一通，說他“不安本分”。心灰意冷之下，他只好又回到后方，去找一位老同學朱建國聊天解悶。

有時候，命運的轉折就藏在這種看似“無聊”的串門之中。

朱建國在“綏靖組”任參謀長，這個部門主要負責所謂“反共”工作，抓捕、審查、處理共產黨人。辦公室里，桌上堆著不少從共產黨人那里繳獲的書籍和文件，原本是當“證據”用的。

趙煒來串門，閑著也是閑著，就隨手翻幾頁。有時候看得入神，還會不自覺用腳輕輕敲地。那些書里的內容，與他以前聽到的說法完全不同，對國家、對社會的未來，描畫得很具體，也很直接。

他過去那股抗戰熱情，因為長期待在后方而漸漸被消磨，如今又被點了起來。那些文字說得不繞，誰在為誰打仗，誰在犧牲，誰在獲利，看得越多，他心里的疑惑越重。

有意思的是，他不知道朱建國還有另一重身份——中共地下黨員。幾次來往之后，朱建國發現他并不排斥這些書里的觀點，反而看得很投入，態度上沒有本能的抵觸，于是開始有意識地引導他，多說一些關于共產黨抗戰的具體情況，講前線的真實戰況。

沒過多久，朱建國被派往天津工作。趙煒則在他的推薦下，被調到第五戰區日僑戰俘管理處任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整個戰局轉換到新的階段，很多人的命運也隨之改變。

戰后，趙煒奉命赴東北任職。路經天津時，他專門去探望老友。就在這次會面里，朱建國攤開了牌，把地下黨員的身份告訴了他。趙煒聽完愣了好一會兒，隨后情緒一下子上來了，說自己也想加入中國共產黨，要真正在戰場背后做點對民族有用的事情。

話雖說得干脆，組織上卻不能草率。大約一年之后，朱建國帶著趙煒到北平，正式與李克農麾下的情報系統接上了線。迎接他們的是李克農的下屬、情報干部王石堅。

見面不久，話題就轉入正題。王石堅開門見山，提出要讓趙煒像朱建國一樣，從事情報工作。他并沒有描繪多少前景，只強調了一點：“共產黨人要隨時準備犧牲，一旦被敵人抓住，絕不能當叛徒。”說完，他掀起衣服，讓趙煒看自己身上的傷疤——那些都是被敵人刑訊留下來的。

那一刻，趙煒真正意識到，這條路不是調個工作那么簡單，而是隨時可能掉腦袋。猶豫只是一瞬，很快他就點頭答應。為表重視，李克農親自給他定下了代號：“902”。

從這一刻起，他的身份徹底改變：表面是國民黨軍官，暗地里卻成了黨在敵營中的一顆釘子。

二、假“手令”真埋伏：杜聿明的布局被悄悄改寫

從北平回到東北，趙煒很快就進入了角色。1947年春天，他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少校參謀，負責機密室工作，還要在東北戰局態勢圖上標繪敵我雙方的部署。這在軍事系統里，是相當關鍵的位置。

同年3月，組織上安排了一名地下黨員“袁澤”和他接上線。兩人約在沈陽附近接頭，趙煒一出手，就提供了一份分量極重的情報：國民黨軍第四次進攻遼東的計劃，以及杜聿明集結各路部隊的部署。

為了讓對方看得更清楚，他還用小紙條畫了一張簡易示意圖。情報沒加密，就這么遞了出去。事后回想，他自己都覺得后背發涼——一旦落在軍統、保密局手里，別說這條線，恐怕連命都保不住。

這份情報很快送到我黨情報部門，再轉到前線。為了提升傳遞效率，隨著情報數量增多，趙煒向組織提出建議：在敵人心臟附近設立一座秘密電臺。李克農批示同意。很快，地下黨沈秉權和呂淑蘭夫婦，以普通居民身份，搬進了離敵司令部不遠的一棟舊樓里，負責加密發報，配合他工作。

有了這個“秘密基地”，趙煒的情報運轉順暢得多。敵軍兵力部署圖、作戰方案，他只要拿到手，就盡量想辦法送到沈、呂夫婦那里，由他們編碼發電報，傳回延安和各大戰略指揮機關。

1947年3月底，杜聿明準備按預定計劃發動第四次進攻遼東。他手里的兵力很可觀：新編第6軍、第13軍、第52軍、第60軍、第93軍等部隊，總數約十二萬人，打算兵分三路，左中右齊頭向臨江一線推進。

按他的設想，“北守南攻、先南后北”是大的框架，拿下臨江是關鍵一步。只要臨江有了著落，后續對東北解放區的威脅就會更大。所以這一仗，他格外看重，部署也算細致。

問題在于，他的算盤并不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紙上打，而是在一張對手也掌握了部分“底牌”的棋盤上推進。趙煒發送的情報，讓遼東軍區提早做好了應對。

在肖勁光、陳云等人的指揮下，遼東軍區預先調整部署。我軍一旦發現敵軍正式行動，就用一部分兵力牽制其左右兩路，主力則對準中路的第13軍下轄第89師。這個選擇并非隨意，背后有具體考量。

第13軍是湯恩伯起家的老部隊，與陳誠、胡宗南一起，被稱為國民黨“三大派系”之一的根基力量。趙煒早年就在13軍任職，對這支部隊結構、作風都比較熟悉。當時軍長是石覺，從軍經歷不算短，性格上有點急躁。

接到杜聿明調令后，石覺匆忙率領第54師和第89師，從駐地向沈陽集結。他清楚自己肩頭的擔子——中路部隊是主力，是整個攻擊構架里的中軸。一旦出問題，整體行動就會受挫。

與此同時，趙煒從各種渠道獲知：第13軍集結沈陽后，將按計劃前往“三源浦”附近地區，作為臨戰集結地。但具體出發時間，他一時掌握不到，于是決定親自去摸。

他打著“看望同學”的旗號，來到火車站，設法登上一列即將運輸第13軍官兵的列車。車廂里，他看到了以前在13軍共事過的一位參謀長，便熱情地上前寒暄。

聊著聊著，軍長石覺走了過來，一眼看見這兩個“說笑”的人，神色立刻嚴肅起來：“你是何人？怎么上來的？”口氣很沖。

趙煒站起身，敬禮，自報身份，說自己是東北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參謀，來找老同學敘舊。石覺冷冷地打量了他一圈，不客氣地吼道：“立刻下去，這不是你閑扯蛋的地兒！”

這一聲呵斥，看似偶然，卻逼得趙煒立刻離車。他沒能探到確切時間，只得暫時退開。可他并不甘心空著手回去，心里很快冒出一個主意。

他早已知道我軍在蘭山地區布下重兵伏擊，如能將第13軍單獨“請”過去，后果不難預料。回到司令部參謀處，他抓緊時間起草了一份手令：

“急電，石軍長：你軍火速趕赴清原，不需停留立馬前進至三源浦，組織進攻蘭山制高點，務必拿下！”

看上去，這只是一個催促行動的作戰命令。表面符合杜聿明此前的意圖——向南推進，占領有利地形。真正的差別在時間點：按照原本設想，三路大軍需協調行動，步調一致；第13軍要等另外兩路兵團靠近預定戰場，才按照命令發動總攻。

這份手令卻相當于給第13軍單獨加了油門，讓它提前孤軍深入蘭山地區。

蘭山一帶山勢陡峭，地形呈“凹”字形，容易形成包圍。對陌生地形的軍隊來說，一旦進得太深又沒有牢固的側翼掩護，退路和機動空間就會被壓縮得很死。

在命令和上級部署之間，石覺選擇相信電文。他率領的第89師和第54師部分兵力迅速前出，向蘭山方向推進。等到發現周邊不對勁時，已進退兩難。我軍埋伏部隊抓住戰機發動猛攻，打得對方措手不及，最終第89師和第54師162團被大部殲滅，剩余殘部潰散逃命。

這一仗的結果，很快反映在全局上。臨江攻擊計劃被迫擱淺，杜聿明“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整體部署也隨之破碎，東北戰場上的主動權開始偏向解放軍一方。

南京方面很快打來電話，蔣介石對杜聿明嚴詞斥責，言語中充滿失望。被如此訓斥，杜聿明心里自然難受，隨即命令對那份“出問題的手令”進行徹底追查。

他本以為能順藤摸瓜查出“內鬼”，卻發現那份命令在流程上并不露破綻：電文上有多名負責人的簽字，傳遞也符合規矩，看不出那一環出了岔子。趙煒的工作做得極為細致，提前給自己準備好了遮掩。

在一番調查無果后，杜聿明只在電文上留下幾個字：“該參應予申斥。”想懲治，又拿不出證據，只能以這種輕描淡寫的方式發泄。

戰局不等人。兩個月后，解放軍發起夏季攻勢，行動迅猛。緊接著，又對四平發起圍攻。那段時間里，趙煒通過沈、呂夫婦，不斷傳輸敵軍調動、后方配置等情報，并被迅速送到前線。敵人準備怎樣出兵、從哪條路線調防，我軍心中逐漸有了數。

在接連的交鋒中，杜聿明在東北的處境越來越被動。戰果擺在那兒，說什么也圓不過去。不久，他就被蔣介石撤下東北前線，另行調離。表面是“調整工作”，實質上是對其東北戰事表現的不滿。

從黃埔軍校走出的少校參謀，把一份看似普通的手令，變成了一把撬動戰局的杠桿，這一點，外界當時幾乎無人知曉。

三、暗號花盆與破碎茶杯：危險逼近時的抉擇

戰爭并不會因為某一場勝仗就放慢腳步，地下工作也一樣。趙煒清楚，只要那張網絡還在，就得繼續在敵人身邊行走。

1947年9月的一個夜晚，沈陽街頭風很大，路上行人稀少。他如往常一樣，悄悄趕往沈秉權、呂淑蘭夫婦的住處，準備送出新的情報。屋舍不遠，他抬頭看了一眼窗臺——那是他每次都會養成的習慣。

窗外擺著一盆花。單看一盆花并不奇怪，偏偏這是一開始就約定好的“危險信號”。平日里，窗臺上不會放任何東西，一旦有異常，這盆花就是提醒對方立刻遠離的暗號。

那一刻，他心里一沉，不敢多停，轉身離開。屋里發生了什么，他不知道，卻可以確定一點：這個聯絡點暴露了，很可能已經落在敵人眼中。

幾天之后，他接到一項任務，要飛往北平，向蔣介石呈報陳誠擬定的作戰方案。組織已經暫時聯絡不上，電臺那頭也沒了回聲。沈、呂夫婦的命運不明，朱建國那一路更是連消息都斷了。他坐在飛機上，手摸著腰間手槍，腦子里閃過一個又一個念頭。

要不要劫機？如果當場動手，或許還能飛往解放區方向。但他轉念一想，萬一身份其實還沒暴露，這一槍打出去，反而會把兩邊都徹底推開。猶豫良久，他還是壓下沖動，讓飛機按既定航線落在北平機場。

到了蔣介石官邸，他按程序遞上陳誠擬定的作戰計劃，自己則盡量沒顯山露水。任務完成，他剛準備回住處歇一會兒，意外碰到了老同學紀啟仁。

紀啟仁把他拉到一旁，壓低聲音說了句關鍵話：“中共在沈陽的情報站已經被破壞了。朱建國原來是中共地下黨，你和他關系近，今后要多加小心。”

趙煒聽得心里一緊，下意識反問：“朱建國是共產黨？不至于吧？那他們找過你沒有？你和他關系也不差啊？”話里多少摻著試探。

紀啟仁搖搖頭，只留下一句“好自為之”，便匆匆離去。這個態度，說得不多，卻透露出一種刻意保持距離的味道。

送走老友，屋里那只茶杯成了他的出氣口，“啪”地碎了一地。他知道事情嚴重了：沈陽那條線被拔掉，朱建國的身份被揭穿，自己的名字極有可能已經躺在某些人的名單上。

他沒有空耗在情緒里，很快調整想法。為了多打聽一些情況，他以“看望同學”為由，去北平鐵甲列車縱隊司令部，找另一位老友李保誠吃飯。

飯桌上，他并不直接追問，只是慢慢把話題往沈陽、往朱建國身上帶。沒想到李保誠竟主動吐露了更多內容：這次被抓的，不止朱建國一個，還有幾十人一并入獄。消息來源，是他一位在軍統局工作的朋友。

這些話，基本坐實了一個結論：敵人已經掀開了一部分底牌，情報系統遭受重擊。他知道，再回沈陽，就必須做好隨時暴露的準備。

思前想后，他還是決定回去。一方面，那里還有未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與未婚妻也一直住在當地。既然危險已經近身，就不能置她不顧。

回到沈陽后，他沒有直接回自己的住所，也沒有急著去司令部，而是先去了未婚妻家，觀察一下周邊情況。確認附近沒有可疑人物蹲守，他才稍微松口氣。

隨即，他主動給司令部參謀處打了電話。這一步，多少有些試探意味。電話一接通，作戰科盧科長的聲音就傳了出來：“老趙，你在哪兒？怎么沒來上班？”

趙煒裝作輕松，說自己“生病了，在家休養”。話剛說完那頭就接道：“我去過你家，沒人啊。”

短短一句話，等于當頭一棒。他知道，事情到了最壞的一步：敵人已經盯上他，家里被查過，司令部也在觀察他的動向。

不再多說，他當機立斷掛斷電話，與未婚妻匆匆告別，只說了一句“有危險了，別問太多，保重”，便轉身離開。那一刻的選擇，沒有多少時間遲疑，留給他的，只有快速撤離。

他大致判斷，解放區在西南方向，于是一路向那個方向奔逃。到了渾河附近，卻發現河上大橋和附近要道都有國民黨部隊把守。硬闖是自投羅網，只能另找出路。

他繞到一處較為隱蔽的河段，直接下水淌過去。河水冰冷刺骨，衣服濕透，身上又累又餓，只能咬牙往前走。上岸后，沿途碰上花生地，就彎腰刨兩顆充饑，遇到小溪便蹲下喝幾口水。日夜兼程，既要避開大路，又得留神敵軍巡邏。

幾天下來，他身上的國民黨少校軍裝早已沾滿泥巴，軍靴、褲腿都破了，整個人看上去又疲憊，又狼狽。

1947年10月16日，他終于摸到了雞冠山附近。這一帶多山多溝，地形復雜。前方一道太子河擋住了去路，河那頭還有幾個國民黨士兵在巡邏，看樣子是防范“潛逃”和“潛入”的雙向布防。

在這種情況下，躲著走很難安全過去，硬闖也不現實。他稍微整理了軍服，從外表上恢復一點軍官樣子，然后大步走向那幾個士兵。

士兵見一個少校模樣的人迎面而來，有些驚訝，還沒開口盤問，就被他搶先一步：“前方有敵情，我奉命前去偵察！”語速不快，卻帶著一點壓人的口氣。

幾個小兵互相看了看，心里雖然有疑惑，但軍階擺在那里，實在不敢硬攔。領頭的趕忙叫來一條小船，恭恭敬敬地把他送過河，連多問一句都不敢。就這么一來，他竟然借敵人之手渡過了難關。

上岸之后，再往前走，就是遼南解放區控制的范圍了。等真正跨過那條無形的界線時，他已經累得腿打軟。找到一棵大樹，他靠著樹干慢慢坐下，閉眼稍作休息。就在這時，巡邏的解放軍戰士發現了他。

四、一句代號一條線：從“俘虜”到“同志”

被發現時，他還是那身國民黨制服，只是塵土斑駁，看不出曾經的整齊。對巡邏戰士來說，這樣的人在前線附近出現，十有八九是誤闖或者逃兵。按照規定，先繳械，再帶回部隊審查，這是最穩妥的做法。

面對戰士們的盤問，他沒有多解釋，只是要求：“帶我去你們上級那里。”先說連部，到了連部又說要去營部，營部再往上，他要求見更高一級的首長。一步步“往上送”，一路上沒人聽他多做說明，也沒看到他試圖逃跑或反抗。

人被送到遼南軍區司令部的時候，他已經折騰得很疲憊，但精神仍然繃著。吳瑞林站在他面前，看著這個“敵軍少校”，先是觀察了一會兒，才開口問道：“你還打算隱瞞嗎？”

趙煒站得筆直，沉默了一小會兒，說出那句他憋了多日的話：“首長，我是代號‘902’的情報員，李克農是我上級。”

在場的人難免有些驚訝。一個國民黨少校，自稱是我黨情報員，還往上扯到李克農，這話究竟是真是假，必須核實。吳瑞林沒有輕信，也沒有馬上否定，而是立刻通過電臺給李克農那邊打電話核查。

很快，回電傳來。經過核對，情報部門確認：“902”確有其人，身份屬實，長期在東北敵方高層機關工作，一直由李克農的系統直接領導。趙煒的經歷、他提供過的情報記錄，也一一對上。

謎底解開，之前的疑問自然就順了。那些讓敵人吃虧的“誤判”、那幾次及時的情報預警，背后都有這位“國軍少校”的影子。

得知真相后，吳瑞林上前一步，緊緊握住他的手，語氣中帶著少見的激動：“你的付出沒有白費。前方打勝仗，背后離不開你們這樣的同志。”

這句話對一個從敵軍里邁出的人來說，意義不小。長期潛伏的人，很少有機會聽到正面肯定。危險、孤獨、懷疑，這些情緒常伴左右，真正的身份又不能公開，只能壓在心里。到了這一刻，他總算回到了屬于自己的一邊。

不久之后，組織為他安排了新的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已經轉入專門從事安全、情報工作的隊伍。新中國建立以后，他被正式分配到國家安全部門，從事與情報安全建設相關的工作。

在新的崗位上，他不再穿國民黨軍裝，不再需要兩面周旋，卻仍然與情報系統打交道。他提出的一些制度性建議，后來被采納，成為完善國家安全機構的重要一環。具體細節，多半不會公開，但從當時同事的回憶里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很務實，習慣從實際危險出發考慮問題。

1981年，他年近六十，從崗位上退了下來。這時的他，已經從當年的黃埔少校，變成了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閑下來之后，他開始受邀到各地講述自己早年經歷，尤其是東北戰場上的那段臥底歲月。那些報告，多數圍繞愛國主義主題，把個人命運放在國家興亡的背景下，不夸張，不渲染，只講親眼所見。

聽眾里有年輕人，也有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兵。很多人聽后，對當年“情報戰”的艱險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對隱蔽戰線所起的作用也多了幾分理解。

回望趙煒的一生，有一個細節頗具意味：黃埔時得到的那把“中正劍”，象征的是國民黨政權所賦予的“榮譽”；而后來擺在他面前的布滿傷疤的胸膛，則代表了共產黨人對信念的堅守。兩件事放在一起，足以解釋他為什么會在讀到那些被“繳獲”的書籍時，腳步一點點改變方向。

起初，他并不是帶著宏大理論走向這條路，而是出于對侵略者的憤恨，對現實不公的困惑，對光說不做的厭倦。書中的道理，戰場上的事實，朋友的身教，一點點累積，才有了后來的“902”。

說到底，戰爭年代的情報員，大多沒有顯眼的頭銜，也上不了報紙頭版。能被記住名字的，只是其中少數，而他們背后的那些隱秘行動，往往要在很多年后，才會被慢慢拼接起來，露出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