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江擁輝給南京軍區司令向守志打電話：福州軍區指揮權交給你

1985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北京西郊軍委會議廳外，燈光仍然沒有熄滅。會上剛剛傳達完一個震動全軍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在三年內精簡兵員一百萬。會場里，人們表情各異，有人低頭沉思，有人悄聲議論。誰也不會想到，兩個月后，這個決定會通過一通電話，落在一位老將軍的具體選擇上。

有意思的是，若把時間往回撥六十年，還是這個人，只不過還是個赤腳少年。那時的他拿著木棒站崗，擋住的是路過的干部；而到了1985年，他拿起的是軍用專線電話，要做的卻是把一方軍區的指揮權交給別的司令員。從童子團小哨兵，到“萬歲軍”主將，再到福州軍區最后一任司令，江擁輝的一生，貫穿了新舊中國最劇烈的變局。

這通電話打出時，福州軍區的干部戰士大多還在緊張工作，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這塊番號，即將從歷史舞臺上悄然退場。電話那頭的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只聽到江擁輝沉穩卻略帶沙啞的聲音：“向守志同志，從現在起，福州軍區的指揮權，全權移交給你們。”話不多，語氣堅決，像在戰場上下達最后一道命令。

很多年后，談到這段經歷的人都承認，這一刻，其實比沖鋒陷陣更難。因為交出去的，不只是一個指揮權，更是幾十年軍旅生涯凝結的感情。但要弄清這通電話背后的分量，還得把目光拉回到1920年代的贛南小山村。

一、從黃沙橋到長征路：一個窮孩子的起步

1917年冬天，江西瑞金葉坪鄉，一個貧苦農家又添了個男孩。家里給他取名江洋桂。父親靠給人辦紅白喜事燒火做飯勉強糊口，家里沒地，沒糧，孩子卻有七個。遺憾的是，多數孩子都沒有熬過饑餓和病痛，到了1928年，能活下來的，只剩這個瘦小的男孩。

在那樣的環境里，能讀三年書已經算難得。11歲時，葉坪已經成為中央蘇區的重要根據地，紅軍、蘇維埃、俱樂部這些新鮮詞，陸續闖進孩子們的生活。學校里掛著標語，鄉里辦起兒童團。這個字寫得工整、膽子又大的孩子，很快被推選為兒童團團長。

有一天，他帶著幾個兒童團員在黃沙橋當盤查哨，路上來了兩個人，自稱是臨時中央政府的干部，要去葉坪“中央政府”辦事。按說，這樣的干部，一聲招呼就讓他們過去也沒人敢說什么。但這幾個孩子死板地執行規定：沒有路條，不能通行。最后，竟把這兩位干部“押送”到鄉蘇維埃，交給支部書記核實。干部握著支書的手半開玩笑地說：“有這樣的哨兵，我們心里反而更踏實。”

這小小一幕，說重不重，卻透出一點味道：這孩子認死理，有點軸，也有點勇。后來的經歷表明，這股“軸勁”，在槍林彈雨間，多次救了整個部隊。

兒童團的任務不只是站崗。有一次，組織上需要摸清本地一戶大地主的藏財去向，這種活兒派成年人出面風險不小。江洋桂主動請纓，翻墻潛入地主家后院，躲在角落里聽仆人說話。按他打探到的位置，農民協會挖出了兩千多塊銀元。這筆錢，直接充作了蘇區的公款。

14歲左右，他一邊在農民協會辦的學校苦學，一邊參加蘇區俱樂部的宣傳工作，白天讀書，晚上拉二胡唱宣傳歌曲，既當少年先鋒隊區隊長，又跑前跑后做宣傳員。1931年冬，組織決定發展一批進步青年入團。入團儀式上，支部書記華于忠問得很直接：“共產黨好不好，你擁不擁護共產黨？”這個瘦弱少年脫口而出：“共產黨是我們的救星，我當然擁護。”

就這一句話，他的名字也跟著變了。支書當場提議：“既然你擁護黨的光輝，以后叫江擁輝，好不好？”新名字里，寄托著當時蘇區干部樸素的期許：人要跟黨走，不能變心。他爽快答應，從此用這個名字走完了后面半個世紀的戎馬生涯。

1933年，他正式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被分配到紅一軍團保衛局做科員，后來又任第二師四團特派員、師特派干事。對很多紅軍戰士來說，參加長征，是在戰火中“被迫成長”；對他來說，這更像是一次“身不由己的成人禮”。1935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著部隊翻雪山、過草地，從少年扛槍的新兵，逐步磨礪成有獨立指揮能力的基層干部。

二、東北烽火與城市攻堅：從“團長”到“師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江擁輝隨部隊輾轉北上，來到晉東北抗日前線。他參加了平型關戰役，也參加過廣陽至松塔鎮的伏擊作戰。說起來，他并不是那種“天才型”指揮員，卻有一個特點：人在哪，指揮所就跟到哪，很少躲在后面。

115師343旅686團、魯南支隊6團、濱海軍區13團……這些番號，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不容易記住，但在當年，都是帶血帶土的番號。他從營政治教導員、營長，一步一步干到團長，抗戰后期又任教導第五旅十三團政治處主任，這條路走得不快，卻很扎實。

1945年抗戰勝利后，東北成了新的戰略要地。那一年，他已經是東北民主聯軍第1師2團團長，接到命令，要帶隊從山東挺進東北。幾千人的隊伍，翻山越嶺，走河北，過長城，用了48天，硬是靠雙腳走到東北戰場。

有一次，二團行軍到舊門和沿北門一帶，意外與國民黨第52軍主力遭遇。情況非常不巧：大部隊遠，二營在前，手里的重武器不少還留在山東沒有補充到位。結果，二營被敵人從兩側包了餃子，困在山頭上。

二營與敵人鏖戰三個小時，打掉敵人二百多人，還俘了十幾名軍官。可打到后面，彈藥越來越緊，前沿的傷亡也在上升。團長江擁輝接到報告，明白如果不冒險突一次，二營很可能被吃掉。他沒有在后方猶豫太久，直接帶著特務連朝敵陣沖去，準備從外面撕開一個口子，讓二營突圍。

警衛員幾次拉他：“團長，你不能往前沖！”他一邊推開人，一邊說：“你們怕什么？我不過是跟大家站在一條戰壕里。”這種說法現在聽起來有點“逞強”，但在當時，無疑很能激發士氣。看到團長自己帶頭沖鋒，戰士們憋著一口氣，彈盡了用刺刀，沒有刺刀就掄起石頭，人壓著人往前擠。終于擠出一個缺口，把二營全體帶了出來。

這場硬仗，也讓全團的官兵對這個“愛往前線湊”的團長心服口服。東北戰場第一場較大的殲滅戰——秀水河子戰斗中，江擁輝所率的二團，肩負著拿下秀水河北山、隨后攻入村內的關鍵任務。戰前訓練，他帶著一個連一個連地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雪里匍匐、翻滾，親自示范夜間接敵動作，凍得胡子上掛冰碴，也不肯縮回去。

戰斗打響后，他緊跟突擊營向北山撲去。八連奪下敵人前沿陣地后，立刻遭到密集火力反撲。江擁輝當機立斷，命令七連從側翼插入，用極快的速度打退了敵人的反沖擊，穩住了陣地。此后，他讓三營牢牢咬住高地，牽制住外線敵軍，同時集中力量掩護一營從東北角突破村口，一營沿南街，二營沿北街，巷戰一點點往里推。

就在這樣的巷戰中，一發炮彈在他附近爆炸。等戰士把他從地上抬起來，腿上已經鮮血直流。師部打電話來了解情況，話沒說完，就被告知“師長已經到前線去了”。命令他撤離的電話打了幾次，他都咬牙不走，干脆躺在擔架上指揮。師長梁興初忍不住苦笑一句：“這個同志，真拿他沒辦法！”

直到敵人被全殲，秀水河子戰斗結束，他才被抬到包扎所。面對來看望他的師長、政委，他還半開玩笑地說：“只要敵人消滅干凈，該包扎就包扎。”

進入解放戰爭后，他的職務一路上升：第一縱隊一師二團團長、副師長、師長，后來又任第四野戰軍第34軍12師師長、軍參謀長。這些看上去枯燥的任命，背后是一次又一次拉鋸戰、突擊戰、阻擊戰。

1947年夏季攻勢中，四平成了焦點。四平位于東北中部，是溝通沈陽、吉林、長春的重要樞紐。國民黨方面投入了三個多師，還整整經營了一年多，修筑大量永久性工事，外有鐵絲網、鹿砦和雷區，里有縱橫交叉的火力網。外壕兩米多深，幾乎就是一道天然護城河。

當時，敵71軍軍長陳明仁公開夸口，說共軍沒飛機、炮少，根本吃不下“四平這口硬骨頭”，國民黨中央社也宣稱“四平固若金湯”。說得好聽，但歷史往往不愛給這種豪言面子。

1947年6月上旬，紅一縱、七縱和六縱十七師受命合圍四平。6月11日先打外圍，14日晚8時，全面總攻開始。紅一縱一師由江擁輝和師政委梁必業共同指揮，承擔攻堅重點方向的任務。

四平戰斗打得十分艱苦，傷亡也不小。部隊在炮火下反復沖擊市區陣地，有的連一晚上沖鋒兩三次，前進不過幾十米。盡管沒能一舉全殲守敵，但這一仗徹底擊穿了“銅墻鐵壁”的神話，也讓敵人在沈陽、錦州等大城市的守軍不再那么“心氣十足”。更重要的是，我軍在這場城市攻堅戰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后來的遼沈戰役和全國大反攻，打下了基礎。

三、跨過鴨綠江：“萬歲軍”主將的險與勝

1949年以后，全國解放戰事接近尾聲。很多人以為，槍聲會就此停下。沒過多久，朝鮮半島戰火驟起，新中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更難纏的對手——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1950年10月，志愿軍入朝作戰，38軍也在其中。那時，江擁輝擔任38軍副軍長。

說到38軍，后來的稱呼家喻戶曉——“萬歲軍”。可在剛入朝的那些天里，誰也不敢把話說滿。物資緊、裝備差，敵人卻有飛機、大炮、坦克，差距擺在那里。要想在這樣的戰場上贏，靠的不只是勇氣，還得拼謀略和執行力。

在第二次戰役中，德川地區成了關鍵一環。德川背靠大同江，是幾條公路的匯合點，東西南北的交通線都要經過這里。美軍東線的“虎頭鉗”態勢，很大程度上要靠德川作為支撐點。如果志愿軍拿下德川，就等于從中間切斷敵人聯系，給后續各個擊破創造條件。

當時，美第八軍司令沃克急忙調土耳其旅東進，想穩住德川的局面。志愿軍司令部迅速下達命令，要求江擁輝率部在當晚搶占通向德川的要隘——嘎日嶺。問題是，這個要隘已被敵人捷足先登。

面對這種情況，拖延一夜，天亮再打，全盤部署看起來很“周全”，卻意味著把主動權拱手讓人。江擁輝選擇了另一條路：趁敵人立足未穩，夜間強攻。他親自部署戰斗方案，摸清地形之后，帶隊直插要點。接戰時間不長，但強度很高。憑借近距離突擊，志愿軍先奪下嘎日嶺，爾后乘勢攻下陽站，打通了西進通道。

接下來的穿插更驚險。志愿軍部隊深入敵人縱深活動時，既可能突然撞上敵人的前沿陣地，也可能誤入對方后方營地。一天拂曉，天還沒亮透，江擁輝率14師指揮機關前出，到一個叫麻洞的地方休整，結果一下闖進美軍營地附近。敵人的火力很快壓了上來。

機關人員立刻建議：“首長，咱們先撤到安全位置，再指揮。”他看了一眼地形，說話仍舊不緊不慢：“不要慌，敵人現在也是驚弓之鳥，不敢貿然決戰。你們只要把電話、電臺保護好，不耽誤指揮聯絡，就算盡責。”這種時候，多一句慌亂的話，都可能引發更大的混亂。他一邊組織身邊的警衛小分隊頑強抵抗，一邊通過電臺呼叫四公里外的作戰部隊前來接應。最終，支援部隊打散了美軍的追擊，指揮所四十多人得以脫險。

險情排除后，戰役并沒有到收尾階段。趁著敵人在混亂中后撤，志愿軍抓住機會展開更大范圍的穿插。113師迅速在龍源里、三所里一線卡住敵人南逃北援的通路。江擁輝又親自帶著42師頂著敵機和炮火，沿小路急行，直插興龍里、龍源里，同時指揮112師也加入穿插，形成多路合圍的態勢。

敵軍被切割成幾段，每一段都被牢牢咬住。尤其是龍源里和松骨峰一帶，戰斗打法幾乎到了“貼身肉搏”的程度。志愿軍戰士子彈打完，就用槍托、石塊甚至匕首與敵搏殺。有時南北兩股敵軍相距不過一公里，卻始終無法會合，只能隔著山梁干著急。

經過連續幾天幾夜的激戰，第二次戰役以志愿軍的大勝告終，麥克阿瑟“打到鴨綠江邊，圣誕節回國”的狂言破產，“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被第一次有力擊碎。“聯合國軍”被迫退回發動侵略時的“三八線”一帶，中朝一方的戰略主動權，穩穩抓在了手里。

在這次戰役中，38軍俘敵三千六百余人，繳獲汽車一千五百輛、火炮三百九十九門。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在嘉獎令上親筆寫下“志愿軍萬歲！三十八軍萬歲！”這句評價，后來讓38軍有了“萬歲軍”的稱號。戰后，毛澤東接見38軍領導時，笑著說：“三十八軍是勝利之軍，打敗了美國人。”彭德懷回顧這次戰役時也坦言：“此役，奠定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基礎。”

憑借在朝鮮戰場的突出表現，江擁輝升任38軍軍長，陸續獲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勛章、一級自由獨立勛章、二級自由獨立勛章。1955年，新中國首次實行軍銜制，他被授予少將軍銜。此后，他又當選為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的中央委員，在軍內外的職責越來越重。

四、福州軍區的最后一夜：從“沖在前”到“主動退”

抗美援朝戰后，江擁輝轉入大軍區機關任職，先后在沈陽軍區、旅大警備區擔任要職。1964年，他出任沈陽軍區參謀長，兩年后升任副司令，成為陳錫聯的主要助手之一。到了1983年秋，中央決定調他南下，出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并要求在當年10月底前到任。

那時，他已經六十有余，卻依舊保持著多年形成的節奏。收到任命后，不到十天完成沈陽軍區的交接工作，25日上午就搭乘專機南下福州，并與上一任主要領導完成工作移交。這一段看似平淡，其實為后來的那通電話埋下了伏筆——這位老將軍，習慣按組織要求“說走就走”，也習慣在關鍵節點自己先站出來。

1985年6月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正式宣布一項重大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要裁減兵員一百萬。對很多官兵來說，這個數字不僅龐大，而且有點“讓人心里打鼓”。因為精簡的不只是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是成千上萬的家庭。

百萬大裁軍，帶來的是軍隊體制和編制的全面調整。合并軍區、撤銷番號，是不可避免的步驟。關于福州軍區到底是撤還是留，內部議論不少。有干部悄悄建議：“江司令，要不要跟中央軍委領導反映一下？福州軍區地位重要，是不是可以爭取保留？”

這種心態并不難理解。很多人在福州軍區干了一輩子，對這塊番號有感情，也擔心編制一撤，自己去向不明。面對這些話，江擁輝的態度很清楚。他對身邊人說：“百萬大裁軍，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經過反復權衡作出的英明決策，軍人必須無條件服從。撤銷和保留哪個軍區，是軍委定的，我們沒有權力去干擾。我不能去找門子，你們也不能去拉關系。”這話略顯直白，但講到了制度的底線。

1985年4月，中央軍委正式下達福州軍區與南京軍區合并的命令。江擁輝被任命為兩大軍區合并協調組組長，專門負責推進合并過程中的各項工作。他清楚，這份任命既是信任，也是考驗——既要顧全全局，又要安撫人心，還要保證部隊在調整期間不出任何閃失。

移交工作持續了幾個月，涉及部隊編成、干部去向、裝備物資、營房接管等方方面面。在外界看來，這些不過是“程序”，但在實際操作時，每一項背后都是幾十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和熟悉的生活環境。稍有處理不當，就容易產生情緒和誤解。這段時間，江擁輝幾乎跑遍了主要單位和機關，把很多話說在當面，把許多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5月下旬，他去北京參加由鄧小平主持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討論軍隊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的具體安排。會后，軍委領導單獨找福州、南京兩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談話，溝通新的任職安排。當他得知自己不在新名單之列時，沒有多少停頓，只是簡單表態：“完全服從組織安排。”沒有問“為什么”，也沒有提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談話，比他當年在戰場上的很多選擇更為“硬氣”。因為這一次，他不是往前沖，而是主動退。退的位置，是前線主官的位置；退的方式，是不問、不爭、不拖。

到了8月底，所有手續進入最后階段。1985年8月30日午夜，福州軍區指揮所內燈火通明。江擁輝按約定時間，拿起專線電話，撥通南京軍區司令員向守志的號碼。電話接通后，他開門見山：“向守志同志，從現在起，福州軍區指揮權由你們南京軍區統一指揮。”向守志在那頭沉聲回答：“一定不辜負中央和同志們的信任。”

把話說完，他放下電話，沉默了片刻。據在場的人回憶，那一刻，這位在槍林彈雨中受過重傷、多次沖鋒的老兵，眼眶一下濕了。淚水止不住往下掉，他也沒有刻意去抹。因為他非常清楚，這通電話意味著什么——福州軍區這個番號，從此成為歷史；而他本人，也成為福州軍區最后一任司令員。

電話掛斷，工作還得繼續。后續的材料歸檔、善后安排、個人離任手續，還有一大堆具體事宜要處理。只是從那天起，他的工作重心已不再是“指揮一方戰備”，而是把事情收拾整齊，然后悄然離開崗位。

離休后，他回到了熟悉的東北，在沈陽度過了晚年。但他并沒有把時間全部留給休養，而是花了兩年多的精力，整理并撰寫回憶錄《三十八軍在朝鮮》，大約四十多萬字。1989年，這本書由遼寧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書中，他詳細記述了38軍在朝鮮戰場上的作戰經過、決策過程和很多細節，既是對戰友的紀念，也是對歷史的一次較為系統的梳理。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他被選為第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0年12月，十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時，他已年逾七十，又有疾病在身，卻仍舊拄著拐杖，帶著氧氣瓶到會參會。會上，他圍繞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問題，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那時的他，已不再擔任一線軍職，卻依然關心國家和軍隊的長遠發展。

1991年2月13日中午12點，江擁輝在沈陽病逝，享年七十三歲。消息發布后，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悼念。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提筆寫下一幅挽聯，其中稱他為“鐵流勇將”。“鐵流”，指的是從長征到遼沈、從東北到鴨綠江那一支支往前涌的隊伍；“勇將”，點出了他在無數戰斗中敢打敢沖、能打能贏的特點。

從葉坪鄉的兒童團小隊長，到福州軍區的最后一任司令員，從秀水河子的擔架指揮，到德川穿插中的險中求勝，從38軍“萬歲軍”的旗幟，到在電話那端干脆利落地交出指揮權，這一串片段加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個時代軍人比較完整的身影。身處不同階段，他做出的選擇看上去不盡相同：年輕時搶著往火線沖，年老時主動從位置上退。但貫穿始終的，是那句他十一歲時寫下的誓言——“跟共產黨走，至死不變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價值尺度：組織決定擺在前面，個人榮辱放在后面。

1985年那通電話，聽起來只是短短幾句，卻把這種尺度體現得很徹底。對經歷過戰火的老兵來說，能主動放下指揮棒，未必比當年沖上陣地更輕松。然而，這樣的選擇，才讓精簡整編、軍隊轉型這件關乎全局的大事，有了堅實的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