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被困山頂，清軍派餓狗試探，陳玉成：把狗喂飽我們就能活命

咸豐十年，也就是1860年的夏天，長江流域烏云壓頂。安慶城外，湘軍的炮火一陣緊似一陣，而數百里之外，一支疲憊不堪的太平軍小部隊，正被死死困在一座小山上。山上風大，樹矮，石頭鋒利，士兵們的鎧甲被磨得發白，糧袋卻越來越癟。

就在這種看似無路可走的困局里，一只瘦得皮包骨頭的黃狗，搖著尾巴，晃晃悠悠地出現在山坡上。這只狗不大，毛打成一團，兩眼卻綠得嚇人，一看就餓到了極點。圍在山上的清軍，都在暗暗等著看戲，猜測山上的人究竟還能撐多久，卻沒想到，這只看似無足輕重的畜生，轉眼成了試探敵情的“探子”。

山頂上，警戒士兵一邊驅趕，一邊小聲嘟囔：“這狗哪兒來的？”消息很快傳到陳玉成耳中。這個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的年輕指揮官，聽完情況，只說了一句：“把它喂飽。”

一圈人愣住了。有人低聲嘀咕：“咱們自己都快吃不上了，還喂狗？”氣氛一度有些壓抑。陳玉成看了看周圍，語氣平靜：“這狗吃飽，咱們才有活路。”

這話沒解釋緣由，卻說得斬釘截鐵。將士面面相覷，只好咬牙撕開自己腰間僅存的一點干糧，一撮一撮地丟在那條黃狗面前。黃狗狼吞虎咽，很快肚子鼓起一塊，被放回山下。誰也沒想到，這看似“奢侈”的一頓狗食，正是陳玉成賭出一線生機的關鍵。

有意思的是，這場“喂狗”的小插曲，只是太平天國后期亂局中的一個細枝末節，卻把幾方人物的心性、判斷和格局，都照得一清二楚。

一、從天京內斗，到安慶告急

要說太平軍怎么落到被困荒山，得從幾年前的“天京事變”說起。

1853年，太平軍攻入南京，把這里改名為“天京”。那時的太平天國，如日中天。北伐、東征都打得風生水起，湘軍、綠營在正面戰場屢戰屢敗，清廷內部也是人心浮動，朝不保夕。

這一時期，太平軍的領袖梯隊很亮眼。除了天王洪秀全，最受矚目的，是“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人。尤其是石達開，被同時代不少人視為“軍中第一才”，連曾國藩后來都對他評價極高。曾氏在江西、湖北屢被太平軍打得抬不起頭，甚至一度想投江自盡，這段經歷在后來的記載中多有提及。

不過，這支看似銳不可當的隊伍，從進入天京那一刻起，就埋下了隱患。洪秀全占據天京后，慢慢淡出軍政第一線，長期深居天王府。權力實際落在幾位諸王手中，內部矛盾日漸激化，直到1856年的“天京事變”爆發，矛盾全面失控。

這場事變中，東王楊秀清被殺，北王韋昌輝也被處死，翼王石達開與洪秀全關系徹底破裂，帶著一批精銳部隊離開天京，西走四川。太平天國原有的指揮體系，被硬生生砍掉了幾只胳膊腿。

損失最明顯的，就是軍事指揮層。原本經驗豐富、各有兵權的諸王被大量清洗，太平軍不得不重新起用新人。就在這個階段，兩名原本并不那么顯眼的年輕將領，被推到了前臺——一個是后來封王的“忠王”李秀成，一個就是本文主角，“英王”陳玉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場血腥的內斗，讓太平軍在最需要穩扎穩打的時候，反而開始搖晃起來。對著清軍，火力還在；對著自己人，刀卻舉得更快。這種消耗，比戰場上的傷亡還要傷筋動骨。

洪秀全在事變后，逐漸把軍務對外托付給兩人：內政仰仗洪仁玕，對外戰爭則依賴陳玉成。那句廣為流傳的話——“國內之事，問干王；軍事之事，問英王；若彼二人不能決，然后再來問我”——正是這一格局的寫照。

太平天國后期能勉強支撐幾年，陳玉成、李秀成確實功不可沒。但內斗造成的傷口，卻一直在流血，補不回來。

二、少年將領崛起，與多隆阿的暗戰

陳玉成出身并不顯貴，1841年前后出生于廣西嫡庶不明的農家環境，十四歲左右便隨鄉親加入太平軍，是徹頭徹尾在戰火里長大的“童子兵”。

1854年前后，太平軍攻打武昌。城堅兵強，久攻不下，連環戰失敗多次。就在這節骨眼上，陳玉成帶著幾百人，選了一個夜色深沉、守備相對松懈的時刻，組織攀爬攻城。按后來的記載，他仔細觀察了幾次攻城失敗的位置，避開了重兵火力點，選了一段看似不易攀登、實則守軍麻痹的險段。那一戰，太平軍終于破城。

這一仗之后，這個原本籍籍無名的少年軍官，被高層注意到。從武昌開始，他一路升遷，屢立戰功，在安慶、九江、蕪湖一線，多次擊敗清軍與地方團練。

“天京事變”之后，英王之號授予陳玉成。他開始獨立統兵作戰，活動區域大致在長江中下游及其支流沿岸，是太平軍后期外線作戰的主力人物之一。

另一邊，清廷也在加緊整軍。曾國藩的湘軍漸漸站穩腳跟，而在湘軍系統之外，滿洲大將多隆阿也嶄露頭角。這位將領出身滿洲正黃旗，作風猛悍，行軍打仗異常兇狠，和湘軍名將鮑超并稱“多龍鮑虎”，在安慶一線聲名極響。

安慶之戰，是太平天國的生死要害。安慶扼守長江中游，是通往天京的“西大門”。1858年至1861年間，清軍屢次圍攻安慶，雙方反復拉鋸。洪秀全深知此地重要，多次派陳玉成、李秀成等人往返馳援。

有一年，陳玉成奉命東攻杭州，意在牽制江浙一帶清軍壓力，打開一條新的戰略通道。就在他在江南奔忙之時，安慶城里傳來緊急求援：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湘軍主力，再次重兵圍攻安慶，多隆阿等部也投入其中，兵力遠超以往。

陳玉成只得中止進攻，匆忙回援。對手已做足準備，清軍修筑壕塹、炮臺，切斷水路供應，用的都是“圍城困敵”的打法。他在外圍多次嘗試突擊救援，局部戰斗有勝有負，但總體上難以撼動湘軍、綠營已經形成的嚴密包圍圈。

在一次轉戰中，陳玉成率領的一部分部隊與主力失散，被迫單獨行動。這支部隊規模不大，只剩數百人。前有清軍，后有追兵，左近又是亂山荒嶺。就在這種情況下，多隆阿率領上千精銳，正好截到陳玉成這一路。

人數對比，一看就不對等。多隆阿想的是，捉住這股太平軍殘部并不難，唯一麻煩的是山地地形。于是他一路猛追，陳玉成則一路往山嶺方向退，“被逼上山”的局面由此形成。

這座山不算高，卻不低，幾百米的高度足以阻擋大部隊沖擊。山坡石塊嶙峋，樹叢稀疏，唯一的好處，是便于防御。陳玉成把人帶上山頂，命令就地挖掩體，推石為障。

清軍往上打了幾次，士兵被滾下來的巨石砸得人仰馬翻，損失不小。多隆阿看著傷亡數字，心里也有些火，他索性改變策略，不再正面強攻，而是命令部隊在山腳四周扎營，把整座山圍了個嚴嚴實實。他盤算得很簡單：山高路險，糧草不多，只要困住這幫人，不出多久，餓也要把他們餓垮。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圍而困之”的戰法，多隆阿之前也用過，效果還不錯。這回他底氣更足，因為從太平軍突圍時的慌亂情況看，對方顯然來不及準備充足糧食。

三、餓狗上山，喂飽它就是活路

山被圍死后，山上山下都陷入了相對安靜的僵持。清軍在山腳支起鍋灶，輪流巡邏，把上山的路牢牢封死。山上則開始盤點口糧，眼看糧食不多，這才是真正難熬的階段。

陳玉成這時判斷出，多隆阿的打算就是“困殺”。他很清楚，一旦被拖到糧盡人疲時再遭攻擊，哪怕山勢險要，也擋不住成建制部隊的總攻。要活命，只能想辦法拖垮對方的耐心。

為此，他先做了一個在不少士兵看來有些“反常”的決定：暫時不動隨身攜帶的糧食，先靠山上能找到的東西活著。山上零星有些野菜、小果子，還有幾只跑不快的鳥獸。將士們一開始還不理解，感覺既然有口糧，何必那么省？但陳玉成帶頭去刨野菜、采果子，大家也只好照做。

那些日子，太平軍真的是啃著樹根、野菜往下咽。每天吃得少，卻也避免了立刻動用“壓箱底”的干糧。而清軍在山下，看著上面動靜不多，只以為對方在硬扛挨餓。

過了一段時間，山上的野味幾乎被搜刮干凈，實在難以再找到什么能吃的東西，陳玉成這才下令開始動用帶在身上的糧食。不過，即便到了這一步，他仍然嚴格控制配給，每日少量發放，硬是把原本只能吃十來天的糧食，往后拖了更長時間。

就在這樣艱難熬下去的日子里，那條瘦狗出現了。

一天清晨，站崗的太平軍士兵在山腰看見一條黃狗踉踉蹌蹌往上爬。那狗瘦得連肋骨都看得一清二楚，舌頭吊在嘴邊，兩眼冒著綠光，明顯餓狠了。士兵一開始還拿石子嚇唬，怕是敵軍設的什么圈套，但看它東聞聞西嗅嗅，一副只想找吃的樣子，便又起了抓來打牙祭的念頭。

消息傳到陳玉成那里，有人提議：“抓住殺了，分點肉，多少也能解個饞。”這話說出口，不少人點頭。畢竟憋在山上這么久，嘴里全是野菜、干糧，真要是有點肉湯，哪怕一小塊，也能提提勁。

陳玉成沉默了一會兒，卻提出了一個讓大伙很難接受的要求：每人拿出一點糧食，將這狗喂飽。

有人忍不住低聲抗議：“將軍，咱們自己都沒幾口了。”另一人壓著嗓子說：“要不殺了吃也行，喂飽再殺也行，總比白白浪費強。”

陳玉成看著那條晃來晃去的瘦狗，說了一句很冷靜的話：“這狗要是回得去，咱們就有機會活下去；它要是餓死在半路，我們在這里也待不了幾天。”

這句話，點破了他的判斷：山下的封鎖圈太緊，這狗不可能憑空自己跑上來。就算是流浪狗，長時間在軍營周圍游蕩，早就被餓兵抓去宰了，怎么會這么巧鉆到山上？最重要的一點，這狗的狀態——餓得厲害，卻還有力氣往上爬——很難不讓人想到：它被故意放上來的。

狗不會說話，但狗的肚子會說話。如果它上山吃不著東西，只會更慘兮兮地回去，甚至就倒在半道。山下的軍官一看，就知道山上已經到了啃樹皮的地步。可如果它是鼓著肚子、嘴角沾著糧食湯印回去，那就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山上的太平軍還有足夠余糧，甚至還能拿出糧食喂狗。

所以，這條狗，極大可能是多隆阿放上來的“活探子”。

在這種判斷下，“喂狗”就不是浪費，而是刻意制造的“假象”。餓狗吃飽，山下的人看到它的肚子，自然會產生某種預期。而這一預期，很可能左右整個圍困行動的時間長短。

將士們雖然還有疑慮，但見陳玉成把自己的一小份干糧也掰下來喂狗，心理防線松動了一些。大家七手八腳，把僅剩不多的糧食分出一小撮，那條黃狗幾乎是撲上去狼吞虎咽，眨眼功夫肚皮就撐得圓滾滾。

喂完之后，按很多人的邏輯，這狗完全可以留在山上，成了“活肉糧”。可陳玉成揮了揮手，讓人把狗往下趕，還特別叮囑：“別嚇著它，讓它順順當當地下山。”

有人心里不快，卻也只能照辦。黃狗搖著尾巴，一溜煙往山下去了。

山腳營地里，多隆阿確實在等它。士兵們一見狗回來，把狗抓住，押到多隆阿面前。多隆阿看到狗肚子漲得鼓鼓的，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他本就心性剛烈，一刀削下去，那狗當場斃命。

清軍軍醫剖開狗肚，里面全是未完全消化的糧食，還能辨別出米粒、面團。多隆阿看在眼里，心中一寒。很明顯，山上的人不但沒餓到極限，反而有余糧到可以喂狗的地步。他原先預估“斷糧在即”的判斷，被這一狗之肚完全推翻。

困得住，可以再困；但要想通過饑餓逼敵投降，看來一時半會兒做不到。更棘手的是，他也不知道山上的到底是普通部隊，還是某位重要將領帶領的精銳。繼續圍，等于把兵力耗在一座小山頭；放棄圍堵，又有心有不甘。

多隆阿最終的選擇，是撤。原因一方面是誤判敵方糧草情況，覺得短期內難以“困死”；另一方面，他還有其他任務要執行，不能為一座小山耗費太多時間。行軍打仗，不可能為了一個不確定的“囚籠戰果”長期拖泥帶水。

隨著清軍退去，山上的太平軍終于迎來了久違的松動。斥候下山探查，確定包圍圈撤掉之后，陳玉成立刻組織部隊撤離，迅速與其他部隊匯合。那條曾被喂飽、又被殺死的黃狗，完成了它這趟莫名其妙的“使命”。

這一段看似荒誕的喂狗故事，背后是兩位將領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較量。多隆阿用狗試探，是想確認敵軍的糧草狀況；陳玉成則看準對方的心理預期，用一點寶貴的糧食，換來對方錯誤的判斷。不得不說，這一進一退，雙方都不笨，只是這一次，陳玉成贏在“多想了一步”。

四、英王的風骨與太平天國的盡頭

靠這只“臥底狗”，陳玉成躲過了一次極其危險的生死關。但在更大的戰局面前，這種僥幸畢竟有限。安慶圍困并沒有因這段插曲而轉向太平軍一方。

安慶之戰從1858年一直拖到1861年，湘軍大舉修筑壕溝、炮臺，還引入外國雇傭兵操炮，切斷城內補給。陳玉成多次馳援，打過幾次漂亮仗，也有幾次傷亡慘重的硬拼，但始終無法扭轉大勢。1861年9月，安慶最終陷落，守城將士多被殺戮，城中慘狀在當時已經頗為人所共知。

安慶失守后，太平天國的形勢愈發被動。陳玉成仍在各地調動兵力，試圖轉移戰線阻止湘軍東進，但已經力不從心。1862年，他在轉移過程中因部下出賣，于安徽懷遠附近遭到清軍控制，最終被押送至清軍陣營。

按當時的年紀算，他不過二十出頭，軍功卻已經積累到足以在太平軍內部壓倒一大片老資格將領的程度。洪秀全授予他“英王”稱號，不只是一個榮耀，更是一份沉重期望——內憂外患之際，希望這位年輕將領能為太平天國再撐幾年。

關于他被俘后的具體細節，各史料記載略有不同，但有一點大致相同：清軍上下非常清楚，這個人分量極重。曾國藩系統有意借此打擊太平軍士氣，也希望通過展示“優待”或“剛決”，樹立威信。

但陳玉成在被俘后，并沒有投降，更沒有同意為清軍所用。他的態度，是寧死不屈。咸豐十一年（1861年，時有紀年差異，此處以多數學界記載為準），陳玉成在南京附近被處決，年僅二十三歲左右。具體處決方式記載有斬首、磔刑等說法，總之不算體面。

與他同時代的李秀成則更“務實”一些。李秀成后來在天京陷落前夕曾試圖談判，投降后留下了一封詳細的供述文書，對太平天國前后情形作了極為具體的敘述。這篇材料后來被稱為《李秀成自述》（也有稱《李忠王自述史》，實由曾國荃幕僚整理），成為研究太平天國的重要史料之一。

從這兩人的不同結局，能看出太平天國內部性格與選擇的差異。陳玉成偏向“不折”的那一類，甚至在一些外國人的記錄中，他被描寫成“極具個人榮譽感且嚴苛”的軍人。

有一位英國人曾經在戰時路過太平軍控制區，看見一張告示，是陳玉成署名張貼的。告示上寫明軍紀條款，有兩名士兵因為搶奪老百姓的衣物，被當場斬首，尸體示眾。這件事在當時的外國傳教士、商人傳聞中流傳開來，大家都對太平軍內部的這股“軍律之嚴”印象頗深。

對比之下，湘軍的紀律就顯得松弛而功利。曾國荃部下一旦攻下一座城，燒殺搶掠之事屢見不鮮，金銀財寶、婦女衣物，都成為爭搶對象。史料中有不少關于安慶、天京失守后“入城三日”的記載，血腥與混亂程度，當時就被不少人記錄下來。

從戰術和戰略層面看，湘軍確實完成了清廷交給的“平亂”任務，但從軍紀和底線來看，這支軍隊更像是一支披著“勤王”名義的地方武裝。陳玉成麾下的軍隊，同樣是農民起義軍，卻在紀律上顯現出了另外一種可能：在戰亂中，仍然力圖約束自己人少干壞事。

再把視線拉遠一些，這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幾乎是一場接一場的災難疊加：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事、地方團練擴張、列強東來，各方勢力混戰不休。太平軍從廣西出發，打到南京，再一路與清軍苦斗十余年，最終還是在內憂外患中走向崩潰。

陳玉成的“喂狗”一幕，只是這場漫長戰火中的一瞬，卻頗具代表性。年輕的起義軍將領，面對老辣的清軍名將，在一座小山上，用極有限的籌碼做了一個精細的心算。他看準對方對“饑飽”的判斷邏輯，用僅存的一點糧食，偽造出一種“我還有余糧”的假象，從而在敵人的猶豫中鉆出一條活路。

試想一下，如果那天山上的人把狗殺了吃肉，狗再也回不到山下，多隆阿很可能就會繼續圍困，甚至加強封鎖，等待對方真正被餓到崩潰再發起總攻。那時，山上的幾百人十有八九都難逃一死。正是這一點“舍得”，改變了結局。

這類細節，在太平天國史里并不多見，卻比許多空泛的口號更能說明問題——戰爭不只是兵力對比，也是判斷與心性之爭。有人只會算眼前的賬，有人能看到兩三步之外的走勢。這一來一回，就拉開了生與死的差距。

到了1864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國名存實亡。那時，陳玉成已經不在。他死得早，卻在短短幾年里，把一個少年兵應有的道路走到了極致：從舉槍上城的先鋒，到統軍幾萬的英王，從荒山上的喂狗決斷，到被生擒后的拒降赴死。

史書上留給他的篇幅不算太長，遠不如曾國藩那樣卷帙浩繁。但在很多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心里，一想到太平軍后期的能戰之將，名字不外乎兩個：一個是李秀成，一個是陳玉成。而那條餓狗站在山坡上的身影，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理解陳玉成人物性格、用兵風格的一處小小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