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陳知非與陳賡團聚后，陳賡向他介紹傅涯：你要喊她“媽媽”

1946年初春，淮河一帶的風還帶著寒意。解放區的野戰醫院里，許多傷員正翻身、包扎，遠處傳來部隊集合的號聲。就在這樣的年代，一個在上海弄堂里長大的少年，在東海上的一艘木船上顛簸北上，他不知道，等著他的，是失散十多年、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父親陳賡，還有一個完全陌生卻要叫“媽媽”的女人。

這名少年叫陳知非，1929年出生于上海。有人告訴他，他的父親，是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陳賡；而他的親生母親，則早已在抗日前線英勇犧牲，她的名字叫王根英。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遲到的父子團聚背后，是一段從上海弄堂到太行山間、綿延近二十年的家國糾葛。從1923年上海工人夜校的一間教室，到1939年冀南戰場的一串槍聲，再到1946年山西陽城村口的那一聲“爸爸”，幾個人的命運，被緊緊地拴在了中國革命最驚心動魄的那些年份里。

一、上海夜校里的相遇與婚姻

時間要撥回到1923年。那一年，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剛在上海逐步發展，工人夜校悄悄在一些紗廠附近開辦，地點隱蔽、燈光昏黃，卻改變了許多底層工人的一生。

王根英當時17歲，已經在紗廠干了近十年工。她1906年出生在上海郊區的貧苦農家，8歲進紗廠，當童工，童年基本是在機器轟鳴和工頭皮鞭下熬過來的。那時候的紗廠，多由英、日資本控制，中國工人每天天不亮就要進廠，遲到一點，要么罰錢，要么卷鋪蓋走人。王根英為了保住飯碗，連早飯都顧不上吃，喝兩口稀粥就上工，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干，干得慢還要挨打。

在這樣壓抑的環境里，夜校像一扇忽然打開的小窗。1923年，她轉到怡和紗廠做工，得知共產黨辦了工人夜校，幾乎沒猶豫就報名去了。上課的教員中，有個說話帶著湖南口音、身形精干、講課生動的人，這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陳賡。

陳賡是湖南湘鄉人，早年投身革命，來到上海后，在工人中開展宣傳工作。按當時一些工人的印象，這位教員不光有文化，還挺“會說”，講講馬克思、講講工人運動，還夾雜著一些幽默的話，班上不少人都愛聽。

不過，王根英早期對他，更多是“敬重”，而不是男女之情。她看得出來，這個湖南小伙子有膽、有腦子，但也覺得他有點“油嘴滑舌”，不太靠譜。陳賡幾次找她說話，幫忙解答問題，順便套近乎，她都不冷不熱地敷衍過去。

有意思的是，王家的其他人倒挺欣賞陳賡。只要陳賡來，家里總是熱情招待。小妹王璇梅還曾羨慕地嘀咕：“這個先生文武雙全，又講理，阿姐跟他說話，就是有福氣?！蓖醺s一句帶過：“現在只想做事，不想這些?！?/p>

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王根英很快成了工人中的骨干。她參加了配合北伐的三次武裝起義，甚至還接受過周恩來的直接委托，把武器藏到自己家里。對于彼時的青年女工來說，這絕對算得上走到了風口浪尖。

1927年，是個轉折的年份。那年，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許多骨干都作為代表出席，間隔幾年沒見的王根英和陳賡，也在會場里再次碰到。

會議期間，一次聽報告的間隙，陳賡琢磨再三，終于決定不再繞圈。他寫下一張紙條，遞到了王根英手里：“王根英同志，我愛你，我向你鄭重求婚，希望你嫁給我。陳賡?！?/p>

王根英看完，臉騰地就紅了，手一抖，竟“啪”地一聲，把紙條拍到墻上。周圍的代表雖然低頭聽報告，眼角余光還是捕捉到了這一幕，都有些忍俊不禁。

陳賡不死心，又寫了一張：“根英，我愛你，我請求你做我的妻子！”王根英連看都不看，照舊夾起來、拍在墻上。等到第三張紙條上寫出“誓不罷休”幾個字時，墻上已經貼了三條“表白”，一到休息時間，眾人一圍，誰都看懂了這是怎么回事。

有人笑著打趣：“王根英，你把紙條都貼出來，這是同意呢，還是不同意？”陳賡也不躲，反倒順勢接話：“總不是反對吧？她是讓同志們都來作證?！?/p>

王根英被他這股“厚臉皮”惹得又氣又急，當眾反問：“你憑什么那么自信？我為什么要嫁給你？”陳賡笑嘻嘻地說：“因為我愛你啊。又不是只你一個人好，我也不差，我們志同道合，還有感情基礎?！?/p>

不得不說，這場“求愛鬧劇”在會場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周恩來后來知道此事，嚴肅地批評陳賡“不懂戀愛藝術，求愛太冒失”，但緊接著，他和鄧穎超又從旁勸說王根英，從性格、人品、前途等方面替陳賡“擔?！薄Ｍ醺⒃拘睦锞筒皇呛翢o波動，周恩來、鄧穎超這一“撮合”，她最終點頭。

“五大”之后，兩人在武漢登記結婚?；槎Y簡單，卻被許多同志記在了心里。這對年輕的革命伴侶，在風雨欲來的年代，走到了一起。

二、特科歲月與太行山上那一聲槍響

婚后沒多久，時代的風暴幾乎不給他們半點喘息余地。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陳賡參加起義，擔任要職。8月24日，起義軍撤出南昌向廣東進軍途中的會昌戰斗中，他左腿中彈三處，脛骨、腓骨全部斷裂，傷勢極重。

直到10月中旬，他才被輾轉送回上海療傷。這是夫妻倆婚后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團圓”，迎接王根英的，卻是一條傷痕累累的腿。她皺著眉，費盡力氣，終于把陳賡送進了上海有名的?；萘毓强漆t院。?；萘匦值茚t術高超，保住了他的腿，這件事后來被不少人提起，都感慨這是中國革命的“幸事”。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組建中央特科，陳賡擔任情報科科長。特科的工作，對外是“普通人”，對內則是刀尖上行走。為了掩護身份，他們在環龍路租了房子，王根英把妹妹王璇梅和弟弟王心昌接到一起住，一家四口，看上去和普通小家庭沒什么差別。

1929年，兒子陳知非出生。為了安全，全家很快又搬了家。1931年前后，他們頻繁更換住處，潛伏在上海不同的弄堂、街巷里。王根英自幼在上海長大，對這座城市熟得很。走在街上，她總是用余光觀察周圍，記形跡可疑的人，一旦感覺不對，心里馬上盤算退路。

有時候，警察或巡捕上門盤查，她不慌不忙，以一個普通家庭主婦的身份應對，反倒比經常外出活動的“王庸”（陳賡的化名）更不容易引起懷疑。她一邊做交通，一邊做聯絡，還時刻提醒弟妹，家里的住址絕不能亂說。

對于年紀還小的陳知非，她干脆不告訴門牌號，怕孩子嘴快。有意思的是，即便小心成這樣，意外還是差點發生。

某天，只有兩歲的陳知非溜出門，在街上看到了挎著槍的印度巡捕。小孩想到自己在家見過父親的槍，竟跑過去“炫耀”：“我阿爸也有槍！你們的槍沒有我阿爸的槍好！”對方一聽，立刻警覺，悄悄尾隨其后，一直跟到門口。

王根英正好出來找孩子，巡捕冷不丁問了一句：“你們家有槍？”那一瞬間，她心里一沉，但臉上不露聲色，淡淡回答：“有啊，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了把玩具槍。”說著，轉身從柜子里拿出一支木質玩具長槍遞過去。巡捕看了看，找不出破綻，又瞧她衣著打扮像個中產婦人，最終悻然離去。

遺憾的是，個人再機敏，也難敵更大范圍的變故。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動科科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并叛變，供出了大量組織情況。陳賡此前就對他的不穩重有所警覺，說過“不死，遲早要出事”，但叛變來得太快，許多同志被迫轉移、犧牲。

陳賡很快被調往天津工作，王根英帶著陳知非同行。他們住在法租界的交通旅社，對外宣稱準備開旅館，實際上在進行清查叛徒、營救被捕同志等工作。幾個月后，形勢更趨嚴峻，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不久，陳賡奉命離開，奔赴鄂豫皖根據地參加紅四方面軍的工作。

王根英則留在上海，負責滬東區部分工作。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對上海的進攻，“一二八事變”爆發，第19路軍奮起抵抗。王根英迅速組織滬東工人救護隊，奔赴前線，從事救護、轉運工作。戰事稍緩，她又回到工廠，參與女工工作，后來擔任全總女工部負責人之一。

1933年春天，是這個家庭的又一次大劫難。那一年，陳賡在上?；顒訒r遭叛徒出賣，被捕入獄。那是3月的一天，天已經黑透，陳賡卻遲遲未歸。王根英一夜難眠，第二天開始四處打聽消息，卻一無所獲，心中越發不安。

長期高壓下，她的精神也接近極限。有一次，她在家中突然產生幻覺，仿佛馬上就有人要破門抓人。驚慌之中，她竟將陳知非從二樓窗口推了下去，自己也跟著跳下。所幸樓層不高，下面是土地，兩人雖然摔得不輕，但保住了命。之后，組織將她送回家中，休養了一段時間，情緒才稍微穩定。

穩定之后，她又開始打聽丈夫的下落。有一天，她去找一位過去的工友套話，沒想到對方已經被敵人收買。第二天，國民黨特務便上門，將她逮捕。先是提籃橋監獄，后轉押到南京“江蘇第一模范監獄”，審訊、威逼接連不斷。

獄中，王根英堅持斗爭，還組織絕食，爭取權益。最終，獄方被迫允許她們與外界通信。這時，距她被捕已經過去兩年，家人始終不知道她生死如何，很多親友都以為她已經遇害。

通信恢復后，她親手做了玫瑰花枕頭寄給家人，給兒子還繡了一個老虎圖案的小書包。這些東西，在那個年代，就是她默默傳遞的平安和牽掛。

1937年8月，國共合作再度建立。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赴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得知王根英仍被關押，特意前往探視。面對突然出現的熟悉身影，她一時竟愣在當場。葉劍英笑著說：“怎么，不認識啦？”她這才回過神來，把這些年的情況一一匯報清楚。

很快，她結束了四年牢獄生涯，被安排赴西安休整。1937年8月26日，她由西安轉至云陽八路軍總政治部，與多年未見的陳賡重逢。對此，有戰友還記得，當時鄧小平專門準備了一桌像樣的飯菜，還特地騰出一間屋，讓夫妻倆好好說說話。那一晚，他們聊到深夜，把四年間各自經歷的驚險片段，一件一件講給對方聽。

然而，和平團聚在戰爭年代總是短暫。幾天后，王根英被派往延安學習，陳賡則擔任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輾轉各地。1938年，王根英在延安畢業，多次申請去前線工作，同年如愿被分配到129師供給部辦的財經干部學校，擔任政治指導員，負責思想工作與組織建設。

同一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12月下旬，386旅挺進冀南地區，財經學校隨部隊東進。1939年3月，再隨部隊向西，轉入太行山區。3月8日，日軍對冀南軍區駐地發起進攻，供給部在火力包圍中艱難突圍，準備撤出村莊。

隊伍剛剛脫險，王根英突然意識到，裝著重要文件和公款的挎包還留在原來的住處。如果丟失，后果相當嚴重。她沒多想，立即轉身往村里跑。身邊有人攔她，她只留下幾句：“東西不能丟！”便沖進煙火與槍聲之中。

當她拿著挎包往外跑時，恰好與敵人遭遇，在機槍的掃射下倒在血泊里。那一天，是1939年3月8日。

同一天，率領386旅行動的陳賡接到了電報。戰友把密電交到他手里，他看完久久沒有說話。電文只有短短幾行，卻像刀一樣扎在心上。后來有人看到，他緊緊攥著電報，眼淚無聲地往下掉。夜里，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句話：“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p>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對戰友說，要“為根英守節三年”。直到1943年，他才在組織安排下，與傅涯組成新家庭。

三、戰火中的孩子，海上的木船與山西村口的重逢

王根英犧牲后，消息并沒有立刻傳到上海的娘家。那個年代，很多家庭都如此：親人突然失去聯系，既不知對方是生是死，也不知道會在什么時候得到一個結果。對陳知非來說，這種“空白”持續了整整幾年。

早在父母先后被捕、失蹤時，年幼的陳知非就被送往外婆家。這樣安排，一方面是安全考慮，另一方面，也是無奈之舉。外婆家條件極為拮據，一家人擠在簡陋房屋里，靠零碎的活計維持生活。正在長身體的孩子，經常一天吃不飽，餓得前胸貼后背。

七八歲時，陳知非已經輟學，成了街頭的小報童。每天凌晨四點，他迷迷糊糊地爬起來，到報社門口拿報，再沿街叫賣。那一點點錢，要維持幾口人的日常。有人看著這個瘦小的孩子，會忍不住搖頭，外婆也常抱著他掉淚：“本該是讀書的年紀，卻要挑家里的擔子。要是你爸爸媽媽能回來就好了?！?/p>

更慘的是戰火。日軍飛機轟炸上海的時候，外婆家的房子被炸成一片廢墟，家當都沒了。外公受不了這一打擊，病倒不久便去世，外婆和舅舅也先后生病。那段時間，支撐這個殘破家庭的，竟是一名不過幾歲的孩子。不得不說，這些經歷，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等到稍微大一點，陳知非和舅舅一起去做工，生活才略有起色。真正的轉折，出現在1946年。

那一年，陳賡已經在解放區擔任重要職務。抗日戰爭結束，國共關系緊張，但各解放區仍在恢復與鞏固之中。身在戰區的陳賡，始終惦記著這個早年匆匆分別、后來杳無音信的兒子，多次托人打聽。可惜，王家曾住的房子在戰火中被炸，街坊鄰里又四散而去，多方尋找都沒有結果。

1946年，上海地下黨在一次整理關系時，終于找到線索，找到了陳知非的舅舅舅媽。上海一些老鄰居認出了這個曾經賣報的小孩，才讓這段尋親有了落腳點。

當得知陳賡還健在，并且通過組織來接人時，王璇梅同樣激動。這個曾經被姐姐從紗廠帶回“掩護身份”的小妹，已經是中年婦人，她堅定表示，要跟外甥一起去前線看望“姐夫”，也順便弄清姐姐的情況。

他們坐上一條大木沙船，從上海啟程，沿著東海近岸一路北上。木船在海浪中搖晃，白天看的是灰蒙蒙的海面，晚上看的是星星和遠處微弱的燈火。船上條件十分簡陋，風吹進來，冷得刺骨。兩人擠在角落，既緊張，又有幾分說不出的期待。

“你說，姐夫還認不認得我？”在海上飄了幾天的夜里，王璇梅忍不住低聲問。

“他要是不認，那也沒辦法。”陳知非嘴上這么說，心里卻打鼓。對那個從沒真正見過的父親，他既好奇，又有些膽怯。

五六天后，他們在蘇北一個小鎮登陸，隨后陸路轉移。一到解放軍駐地，就有干部前來接應，給他們換上粗布軍裝。兩人穿著還不太合身的新衣服走上街，聽到戰士喊他們“同志”，都有點不太適應。對來自舊上海弄堂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氣息。

繼續北行，到了山東一帶，他們才從接應的人那里得知了一個令兩人心碎的消息——王根英，已經在1939年的戰斗中犧牲。母親的死訊，晚了七年才傳到兒子和妹妹耳中。兩人抱頭痛哭，幾乎哭成了淚人。悲傷之余，唯一能抓住的，是那句“陳司令還在前線”的話。

之后的路段，他們改坐牛車，一顛一簸，又走了三個月。山路不好走，車輪陷進泥坑的情況時有發生，遇到陡坡，還要下車推。一路上，他們逐漸熟悉了解放區的景象：民兵巡邏、部隊行軍、村里開會，和在淪陷區時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個樣子。

目的地在山西陽城附近。到的時候，天已經擦黑，村口掛著昏黃的燈籠，戰士們列隊等候。最先出來迎接他們的，是一位身材不高、表情溫和的女同志，她就是傅涯。

關于這個“新媽媽”，兩人早就私下商量過。路上，他們悄聲說：“要是她對人不好，就想辦法離開。”這種想法，多少也反映出普通家庭對“重組家庭”的本能擔心。

但現實超出了他們的想象。見面之后，傅涯十分熱情，既不刻意親近，也不冷淡疏遠。她準備了熱乎乎的飯菜，還特意燉了雞湯。夜里，怕他們一路勞累睡不好，幫忙拍打被褥，甚至干脆幫陳知非抓跳蚤。這些細微的舉動，讓原本緊繃的心慢慢松了下來。

多年以后，陳知非回憶這一幕，還會笑著說：“見了傅涯，就再也沒有要走的那個念頭。”

四、那一聲“媽媽”與父子間遲來的摸一摸

傅涯很快寫信，把陳知非和王璇梅到達的情況報告給陳賡。那段時間，陳賡正率部在前線作戰，一時抽不出身。直到1946年12月，部隊打完一仗，轉往山西沁源一帶休整，他才知道兒子和小姨子已經在附近。

消息一到，他立即派人傳話，讓傅涯帶他們來會合。為了這次團聚，傅涯帶著兩人，足足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山路崎嶇，冬風刺骨，幾個人邊走邊歇，總算趕在天黑前接近駐地。等到真正抵達，天邊已經染上了夕陽的顏色。

村口，陳賡和一群戰士早已等在那兒。穿著軍裝的指揮員站在隊伍前面，臉龐消瘦卻精神矍鑠。那一刻，陳知非心里“咯噔”一下——他突然意識到，這個人，就是從小聽外婆提起的“陳司令”。

少年站在隊列邊緣，故意把腳岔開，挺直腰板，擺出一副“神氣”的樣子。他怕父親覺得自己太普通，怕被看低，只能用這種略帶孩子氣的姿態來掩飾緊張。

陳賡一眼就看出兒子的心思，走上前打量了他一會兒，緩緩說了一句：“有點神氣?！闭Z氣里沒有責備，反而有幾分欣慰。接著，他忍不住感嘆：“看你，長得多像根英啊，連頭發都像。要是你媽媽在，該有多高興啊?！?/p>

這句話，讓在場的人都默默沉默了一瞬。王根英的名字，在386旅的很多老戰士心里，早已不僅僅是一個人名，而是一段難忘的往事。

在這熱鬧又帶一點傷感的氛圍里，有個細節十分微妙——陳賡注意到，兒子一直管傅涯叫“傅同志”或干脆不直接稱呼，明顯有點別扭。按當時的說法，這個兒子既是他和烈士王根英的骨血，也是現在這個家庭的一分子，遲早要有一個明確的身份稱呼。

于是，他找了個機會，對陳知非說：“以后，你要喊她‘媽媽’，我們是一家人?！边@句話不帶威壓，卻帶著一種很樸素的堅持。對一個正值十七八歲的少年而言，要當眾叫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媽媽”，確實不太好開口，既要面子，也有心理上的復雜。但在這種語氣下，他明白，這是對母親王根英的一種交代，也是對現在這個家庭關系的一種確認。

那天晚上，戰士們各自回到駐地，只剩下父子二人同住一屋。沒有人再圍觀，沒有正式的場面，陳賡終于卸下了司令員的“外殼”，展現出另一個身份。

屋里點著昏黃的油燈，窗紙上是寒風劃過的影子。陳賡坐在床邊，叫兒子過來。他先是看了看，又伸手從頭摸到腳，像是在確認這個孩子是真實存在的。多年來，他只知道自己有個兒子，卻沒有親自養過一天，如今能這么抱一抱、摸一摸，心里難免翻涌。

陳知非一開始有些尷尬，一動不動地坐著，卻能感覺到父親手心的粗糙和那種帶著克制的關切。這是他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父愛”，雖然來得晚，卻并不陌生。

氣氛緩和下來后，他終于忍不住問起了一直縈繞心頭的“傳聞”。外婆曾對他說過，他父親是“大官”，彭德懷給過他“兩車鈔票”，他都不要。少年好奇很久，趁著這個機會，問了出來：“聽說你不要人家的汽車鈔票，是不是真的？”

陳賡先是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那是老太太聽岔了?！痹瓉?，當年南昌起義時，他負責保衛起義總指揮部，又經手接管江西銀行，確實用汽車運過大批鈔票，但那是組織的行動，跟“送禮”完全不是一回事。彭德懷指揮的是部隊，不會給他“私人兩車鈔票”。一句話，民間轉述，難免越傳越“傳奇”。

就這樣，父子倆邊說邊笑，把多年來隔著戰事和海峽的距離，一點點拉近。

另一邊，王璇梅的生活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她從上海紗廠的小女工，變成了解放區的一名家屬。后來，在部隊和組織的安排下，陳賡還替她撮合了一門親事——對象是后來成為開國將領的陳錫聯。對她來說，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也意味著姐姐王根英的娘家有人在新生活中得到了妥善照料。

年邁的外婆，也在之后被接到部隊駐地附近生活。提起陳賡，王璇梅一輩子都難掩感慨：“姐夫真是個重情義的人，一輩子沒忘過我們。”

試想一下，從1923年上海工人夜校的一盞煤油燈，到1939年冀南麥地里的一陣槍聲，再到1946年山西村口父子相認的一抹夕陽，這個家庭的命運始終和中國革命的命運糾纏在一起。有人倒在前線，有人輾轉牢獄，有人在弄堂里賣報求生，也有人在太行山腳的土屋里，重新學會喊出一聲“爸爸”“媽媽”。在那樣的時代，個人的悲歡被時代的車輪裹挾向前，卻又在這些具體的人和事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