騏驥馳騁：中華馬文化的千年烙印與時代回響

在中華文明悠遠的歷史進程中，馬與人結下了深厚而獨特的情誼。馬不僅是農牧生產、軍事戰爭和交通行旅中的重要工具，更跨越物質層面，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與文化生活，在民俗、詩詞、語言和藝術中留下深刻印記，形成底蘊深厚的馬文化。這一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審美情趣與價值觀念，其核心精神歷經千年傳承，至今依然熠熠生輝。

▲新疆昭蘇的天馬踏雪。　新華社記者 徐宏巖 攝

蹄印山河——

馬文化的源流與歷史演進

馬是深受人們喜愛的動物，在蒙學讀物《三字經》中被列為“六畜”之首，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七，與十二地支中的“午”相對應。古人認為馬矯健勇武、引重致遠，就像午時太陽當頂，陽氣極盛，充滿剛健不息的生命力，因此稱其為“午馬”。

在我國境內，最早的馴化馬痕跡集中出現于西北草原一帶。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出土了距今約4000—3600年的馬骨，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家馬遺存。甘肅民勤縣發現的距今約3000年的彩陶，頸部繪有生動的牧馬圖案，為當時馬已被馴化為家畜提供了文物證據。至商代晚期，河南安陽殷墟的車馬坑中，馬骨與戰車并存，清晰地展示了馬匹用于戰爭與殉葬的功能，與甲骨文記載一致，也反映了《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體現的時代特征。

▲東漢時期的青銅器銅奔馬。新華社發

殷商時期，養馬業興盛，朝廷設有專門的馬廄，已掌握相馬、執駒、去勢等技術，馬匹數量大增。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青銅器制造技術的發展，車馬器如馬銜、車轡、馬鑣、當盧等大量出現，且種類豐富。

當中原地區以車戰為核心構建其軍事體系時，北方游牧民族也處于部落整合與力量匯聚時期。戰國中后期，匈奴崛起，對秦、趙、燕等邊境形成持續軍事壓力。為有效應對這一威脅，趙武靈王推行“”改革，下令趙國軍民“著胡服”“習騎射”，發展騎兵。此舉不僅順應戰爭由步戰向騎戰轉變的趨勢，是一場軍事革命，也為趙國乃至后世中原政權的強盛奠定了基礎，同時有力促進了中原地區與北方游牧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通。

《后漢書·馬援傳》載“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自商周起，馬匹因其在軍事上的重要作用，成為國家戰略資源，催生了嚴格的馬政制度。殷商時即設有“馬小臣”專司養馬。周代設立“校人”“圉人”“廋人”等一系列官職管理馬匹，并形成完整的祭祀體系，如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等。

這一制度在后世不斷強化。秦朝設有多種馬政機構，如“左廄”“廄苑律”“禁苑”。漢代大力發展騎兵，在京城設“天子六廄”，在邊郡廣設牧場，各郡縣設“馬丞”，并頒布多項馬政法令。唐代馬政制度臻于完善，由太仆寺統管全國監牧。朝廷還鼓勵民間養馬，實行絹馬互市，并通過互市、朝貢等從突厥、龜茲引進大量胡馬，對中原馬種進行改良。盛唐基業的穩固，離不開馬政的有力支撐。

▲在位于烏魯木齊的新疆野馬集團汗血馬基地，夏克拉在為游客表演（2025年7月23日攝）。 新華社記者 王菲 攝

自古以來，西域盛產名馬，尤以大宛馬和烏孫馬聞名。漢武帝時期，為求良馬對抗匈奴騎兵，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由此開辟了連通東西的絲綢之路。《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武帝還作有《西極天馬歌》“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稱贊汗血馬的神勇與赫赫戰功。

天馬的引入，不僅改良了中原馬種，培育出更高大健壯的“漢馬”，更帶來了西域及中亞的飼養技術與馬具工藝。馬匹由此成為絲綢之路上流動的文化載體，伴隨苜蓿、葡萄、石榴等物產一同傳入中原。唐代詩人鮑防筆下的“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正是這一物質文化交流的生動寫照。

馬匹不僅是戰爭與文化的載體，更是貫穿歷代王朝的信息生命線。自殷商延續至清末，以馬匹為核心的驛傳制度，始終是政令上傳下達、維系國家有效運轉的主動脈。甲骨文中的“（辶至）”“車”“傳”等字，《左傳》中“驲”的記載，均表明這一依賴馬匹快速接力的信息傳遞體系，自文明初期便已開始運轉，并不斷完善。

文心雕龍——

文學藝術中的馬之意象

在中國藝術的浩瀚星河中，奔騰于中華大地上的馬，掙脫了其生物形態的桎梏，化作文人志士情感、理想與人格的審美載體，于詩詞歌賦、丹青筆墨、小說戲曲間奔騰跳躍，演繹出無數動人的篇章。

馬鳴蕭蕭，自古便是詩人心中澎湃情感的共鳴。曹植《白馬篇》中“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的游俠，是詩人“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豪情壯志的化身。杜甫的“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以詠贊大宛馬的神峻雄姿表達銳意進取、渴望建功立業的少年志氣。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灑脫，則借名馬展現蔑視權貴、縱情自由的狂放人格。

馬還直接成為文人寄托懷才不遇、渴求知音的喻體。韓愈“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深沉慨嘆，表達了文人志士被埋沒、明主難逢的際遇。馬與人，在此刻達到了精神同構。

▲唐代三彩胡人騰空馬。西安博物院供圖

在視覺藝術領域，馬的形象同樣被賦予了深刻內涵。東漢時期的青銅器銅奔馬充滿靈動之感，令人仿若聽見馬兒奔騰的嘶鳴和風嘯聲。“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6匹隨其征戰的戰馬——颯露紫、拳毛?、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而下令雕刻的石屏浮雕。它們既有突厥馬系的源流背景，又經中原技藝雕琢，是大唐開國武功與文化交融的象征。唐三彩馬俑膘肥體壯，常配有胡人鞍具、馱載貨囊，印證著絲綢商貿繁榮，其昂揚的姿態折射出唐朝的自信與從容。

與馬有關的繪畫佳作更是不勝枚舉。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以簡練遒勁的線條，勾勒出馬匹昂首嘶鳴、四蹄騰空的姿態；宋代，李公麟的《五馬圖》以精湛的白描手法，細膩刻畫5匹西域進貢名馬的形態與神韻，在精準的寫實中蘊含著文人畫對“格物”精神的追求。近代以來，徐悲鴻融合中西畫法，創作出動態強烈的奔馬形象。它們造型健碩有力，鬃毛飛揚，充滿力量感，象征著堅韌不拔的中華民族精神。

▲徐悲鴻《奔馬圖》。資料圖片

在敘事文學的廣闊天地里，馬更成為人物性格的延伸、情節推進的關鍵，乃至某種精神品質的象征。《三國演義》中關羽的赤兔馬，伴隨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當關羽敗走麥城，赤兔馬亦絕食而亡。赤兔馬的神駿與忠誠，幾乎與關羽的忠義勇武融為一體。《西游記》中的白龍馬，本是西海龍王三太子，因罪化馬，馱負唐僧西行取經。這一“由龍化馬”的設定，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修行隱喻。白龍馬一路默默負重，歷經磨難卻毫無怨言，最終修成正果，恢復龍身，昭示堅持信念終得圓滿的智慧。

在武俠小說中，馬更是英雄人物不可或缺的命運伙伴。一匹好馬，常被視為英雄膽識與氣運的延伸，是其性格特質的外化。“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馬的速度與力量與其主人的英勇無畏相得益彰。

塵世煙火——

民俗生活中的馬之寓意

在中國廣袤大地上，馬的身影不僅馳騁于沙場與畫卷，更深嵌于市井巷陌的煙火日常。在民間土壤中，它跳脫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融入灶臺邊的絮語、田埂上的喘息、婚轎前的喧鬧，成為塵世生活肌理中流淌不息的文化符號。

▲剪紙《奔馬》。　焦玉琴作

在中國古代，官方有系統的馬神祭祀，民間則衍生出更貼近生活的神祇崇拜。極具煙火氣的“馬王爺”信仰，崇拜的是三眼馬王爺。馬王爺從道教護法神（即馬天君）演變為騾馬行業的保護神，在舊時的車行、馬廄、驛站備享香火。一句“不給你點厲害，你也不知道馬王爺三只眼”的俗諺，既道出了神明的威嚴，也折射出百姓對出行平安、生計順遂的寄托。

民間廣泛祭祀的蠶桑之神“馬頭娘”，其形象為馬首人身或披著馬皮的少女。該神話傳說最早見于《山海經·海外北經》，晉代干寶于其志怪小說《搜神記》中完整記錄了馬頭蠶神的傳奇。那是一個女子與牡馬之間的愛情故事，蠶神（或稱之為“馬鳴王菩薩”）也由此誕生，成為民間尤其是蠶區祭祀的對象。

在歲時節令中，馬是喜慶的元素。許多地方將正月初六奉為“馬日”，相傳女媧在這一日創造了馬，人們精心照料，祈愿家畜健壯、勞作得力。在草原和山地，春節、端午、那達慕盛會上，賽馬活動是重頭戲。駿馬奔騰，騎手競技，展現勇武精神與蓬勃的生命力。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春節期間有“舞馬燈”“跑竹馬”習俗，用竹篾彩紙扎成馬形，內置燈燭，由人“駕馭”，在鑼鼓聲中穿梭于街頭巷尾。光影搖曳間，紙馬靈動，增添新春喜慶。流動于城鄉的馬戲班，更以驚險的馬上技藝，成為人們難忘的歡樂記憶。

▲在江蘇盱眙縣，民間藝人表演舞馬燈。新華社發

人生禮儀的節點上，馬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婚嫁禮儀中，新娘跨馬鞍（或懷抱象征馬鞍的器物）入門的習俗，在南北多地流傳。因“鞍”與“安”諧音，寄托著對新人平安順遂的美好祝愿。馬鞍，這一尋常的騎具，在此刻超越了物質形態，升華為平安福祉的文化象征。

伴隨著歲月煙火，馬文化深刻融入漢語詞匯、成語和俗語之中，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成語典故中，馬的形象常被賦予深刻的哲理與經驗。“馬到成功”，以戰馬疾馳而至的意象，喻指行動迅速、首戰告捷；“一馬當先”，勾勒出沖鋒在前的勇猛姿態，象征領先或開創精神；“汗馬功勞”，以戰馬奔跑出汗喻指征戰或工作中的巨大功績……這些源自歷史或生活的精粹表達，以馬為鏡，映照出深刻的價值判斷與生存智慧，至今仍是漢語殿堂中的瑰寶。

相較于成語的莊重，俗語、歇后語則更顯市井的鮮活與幽默。“人是衣裳馬是鞍”，直言外在裝束對形象塑造的重要性；“露馬腳”比喻隱蔽的事實真相泄露出來；“拍馬屁”更是惟妙惟肖地勾勒出阿諛奉承的嘴臉，充滿了民間洞察世情的幽默與諷刺。這些源自日常觀察、帶著泥土芬芳的表達，讓“馬”的意象在茶余飯后的談笑間，完成了從具體物象到抽象智慧的華麗轉身。

駿業維新——

時代浪潮中的“龍馬精神”

在中華文化的深邃星空，馬這一生靈，被賦予遠超其血肉之軀的精神意義。《周易·象傳上·乾》中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將馬的奔騰不息與天道的剛健運行、君子的自強精神完美結合。《周易·說卦》載“乾為馬”，在《周易》的意象體系中，乾卦不僅象征天，同時也與良馬緊密相連。馬由此超越凡俗，成為天道力量與奮進精神的具象化身，被銘刻進中華民族的哲學基因。

▲“龍馬負圖”出于河。AI生成

而讓這一精神意義躍升的，是“龍馬合一”的神話偉力。據《尚書》《禮記》等典籍記載，伏羲氏王天下時，有“龍馬負圖”出于河。“龍馬”從此成為祥瑞與神力的象征。它融合龍的威嚴騰躍與馬的剛健篤行，“龍馬精神”也因此升華為中華民族的進取之魂。

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那曾響徹千年的馬蹄聲并未沉寂，它正以堅韌的生命力，掙脫傳統具象的束縛，在時代浪潮中完成著內涵的轉化與升華，煥發出全新的時代光彩。

“龍馬精神”的核心——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的剛健進取之力，在當代中國找到最熾熱的實踐場域，它已內化為科技創新的不竭引擎。從實驗室里不舍晝夜的科研攻關，到工廠車間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從“嫦娥”奔月到“蛟龍”探海，從高鐵飛馳到5G領跑，科技工作者們以“龍馬”般的堅韌與拼搏，用智慧與汗水將“中國制造”推向“中國創造”的新高度。這種精神，正是龍馬精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現代演繹，更是國家建設的磅礴動力。脫貧攻堅的戰場上，無數基層干部像負重的老馬，踏遍千山萬水；重大工程的工地上，建設者們以“一馬當先”的闖勁，創造著中國速度與中國奇跡。

同時，“龍馬精神”中的開放胸襟與勇往直前特質，正契合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自信步伐。它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與實踐。這不僅是經貿往來的通道，更是文明互鑒的橋梁。在這條新時代的“鑿空之旅”上，中華兒女以“龍馬”的開放氣度擁抱世界，以“天馬”的昂揚姿態開拓進取，彰顯著古老東方智慧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從容與自信。

從遠古馴化到絲路奔騰，從詩詞詠嘆到民間煙火，馬的文化軌跡深深鐫刻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它所承載的，遠不止于代步與勞力，更是一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當聯合國在2025年投票設立“世界馬日”以肯定馬的文化與經濟價值時，我們回望千年中華馬文化，也正是為了從這份豐厚遺產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這份精神將繼續激勵我們，以萬馬奔騰的合力，共赴一個氣象萬千的未來。

（作者單位：海口經濟學院。本文動圖由AI生成）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吳艷

制作 | 魏妙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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