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出生的人比父輩有更好的生理大腦，但當代人卻在變“笨”

兩項研究證實：我們的大腦在生理結構上比父輩具備更優越的條件，可能擁有更高的信息處理效率、更強的學習能力，以及在晚年更低的癡呆風險。但不幸的是，科技產品的過度使用卻讓當代兒童變笨了——好比一臺高性能計算機安裝了充滿干擾、彈窗不斷的操作系統。

撰文 | Dd

如今，我們常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邊是驚嘆——現在的孩子可真聰明，手機、平板、電腦玩得比大人還溜，不用教就會！

另一邊卻是憂慮——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都能明顯感覺到，現在孩子們的注意力變得越來越碎片化，人明明坐在書桌前，心思卻仿佛還飄在無數個彈出的手機通知里。

這不禁令人困惑：這新一代人類，究竟是更聰明了？還是在某種維度上，變得更“笨”了？

今天，我們將用兩項頂尖的科學研究來拆解這個謎題。首先，一個顛覆性發現來自醫學界：人類的大腦，正隨著世代更迭變得越來越大，結構也更優化。然而，緊隨其后的一份提交至美國國會的神經科學證詞，卻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警示：在屏幕環繞中成長的這一代，其核心認知能力，如閱讀、數學與深度思考，正在普遍下滑。

這兩項研究一個說我們的“硬件”在升級，另一個說我們的“軟件”在降級。這巨大的矛盾背后，隱藏著關于教育、科技與人類未來的深刻警示。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的大腦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大腦的“硬件”在進化

2024年，發表于JAMA Neurology的一項研究，為我們理解人類認知的生理基礎提供了驚人的線索。研究團隊利用跨越數十年的弗雷明漢心臟研究隊列，提出了一個直白的問題：出生于不同年代（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人，他們大腦的物理結構是否存在差異？

該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探尋：早期生活環境的世代改善（如營養、教育、公共衛生的進步），是否會直接銘刻在我們的大腦發育中，表現為更優的腦結構，并可能為晚年抵御癡呆癥提供更大的“腦儲備”。

該研究的研究對象來自弗雷明漢研究的后代及第三代隊列，共3226名健康參與者（無癡呆或中風史）。所有人在1999年至2019年間接受了高精度腦部核磁共振掃描。研究者將他們按出生年代分成五個十年組（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測量了六大關鍵指標：

1. 顱內總體積：反映顱骨內的大腦最大潛在空間。

2. 皮層灰質體積：包含神經細胞體的區域，是信息處理的中心。

3. 腦白質體積：由神經纖維構成，負責腦區間的信息高速傳遞。

4. 海馬體體積：記憶形成的核心樞紐。

5. 皮層表面積：大腦皮層皺褶展開的總面積，與認知復雜度密切相關。

6. 皮層厚度：大腦皮層的平均厚度。

在嚴格排除了年齡、性別、身高等混淆因素后，研究者通過高級統計模型，分析了這些“大腦硬件”指標的進化趨勢。

圖：如何從FHS研究隊列中選擇樣本

研究數據顯示——出生年代越晚，大腦多個關鍵結構的容積就越大！

具體而言，將1930年代出生的人群與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進行比較，可以看到如下變化：顱內總體積增加6.6%（從1234毫升增至1321毫升）；腦白質體積增加7.7%；海馬體體積增加5.7%；大腦皮層表面積激增14.9%；唯一減少的是皮層厚度，下降了20.9%。

總體來看這些結構上的優化，共同指向一個更具潛力的“生理基礎”——更充裕的生長空間、更高效的信息傳導、更強大的記憶容量，以及因表面積擴大而可能支持的更復雜的神經連接。并且重要的是，即使在進一步調整了身高（因為人類身高也在增長）后，顱內容積的增長趨勢依然顯著，這說明大腦的增大并非是因為人類長得更高大了。

圖：不同年代的磁共振結果

接著，為了確保這一發現不是“不同年齡掃描”造成的假象，研究者進行了敏感性分析：他們特意挑選了1145名在相同年齡段（55-65歲） 接受掃描，但分別出生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參與者進行對比。結果如下表所示，后出生組（1950年代）的顱內體積、海馬體積和皮層表面積依然顯著更大。這證實：這種大腦結構的差異，真正源于出生年代（即不同的早期成長環境），而非測量時的年齡。

圖：在 1145 名個體的有限樣本中，按大腦區域劃分的出生年代與 MRI 測量值之間的關聯

然而，就在我們為人類大腦的“硬件升級”沾沾自喜時，一項最新的神經科學證詞，卻描繪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現實圖景。

大腦的“軟件”卻在后退

2026年，神經科學家兼教育家Dr. Jared Cooney Horvath博士站在美國參議院商務、科學與運輸委員會面前，提交了一份言辭犀利的證詞，其指出：在過去二十年，在教育科技設備大規模、無監管地進入課堂的同時，全球多國兒童的認知發展卻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

該證詞基于三大國際評估項目數十年的數據，以及數百項獨立研究的元分析結果，包括：

? 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針對全球數十個國家15歲學生的數學、閱讀和科學能力測試。研究者分析了學生自報的課堂電腦使用時間與成績的關系。

? 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針對更多低齡學生的數學與科學能力評估。

? 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PIRLS）：專注于閱讀能力的評估。

此外，研究還整合了31項元分析，涵蓋超過2萬項獨立研究，對比了各類教育科技（如一對一設備、在線學習、智能輔導系統）與傳統教學的效果差異。

數據顯示：更多的課堂屏幕時間，與更差的學習成果顯著相關。在PISA測試中，學生自我報告的每日課堂電腦使用時間與成績呈現單調負相關，即使用時間越長，成績越低。并且，TIMSS和PIRLS的數據也重復了這一模式——在數學、科學和閱讀領域，頻繁的課堂電腦使用也都與更差的成績掛鉤。

為了更公平地衡量教育科技的“真實”效果，研究者將效應值（Cohen's d）與普通課堂教學的平均效果（+0.42）進行了對標。結果顯示：

? 一對一筆記本電腦項目：效應值為 -0.30，顯著低于普通教學。

? 在線/遠程學習：效應值為 -0.22。

? 針對弱勢學生的項目：效應值為 -0.26。

? 僅有智能輔導系統（如針對特定技能的適應性練習）顯示出微弱正面效果（+0.10），但仍未超過普通教學基準。

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看似高科技的教育新方法、新手段，并不如一位普通老師進行傳統教學。

此外，研究還發現了屏幕對深度學習的阻礙。數據表明，在閱讀同一文本時，紙質閱讀帶來的理解和記憶效果，持續優于屏幕閱讀（效應值為-0.16）。同樣，在記錄信息方面，手寫筆記對長期學習的效果也顯著優于鍵盤輸入。

那么，為什么屏幕會削弱我們的學習效果呢？

博士從神經科學角度給出了解釋：人類大腦的前額葉皮質，原本是為了維持長時間、單一任務的深度專注而演化的。然而，多數數字平臺的設計邏輯卻與此背道而馳——它們被刻意優化，以頻繁吸引注意、推送新鮮刺激、鼓勵任務切換為目標。因此，即使被用于學習，電子設備也在無形中訓練著使用者形成“不斷查看、快速滑動、多線并行”的注意力模式。而這種模式，與深度學習所必需的持續、連貫且深入的認知加工過程，存在根本上的沖突。

小結

綜上，新一代的大腦在生理結構上確實具備更優越的條件，它們可能擁有更高的信息處理效率、更強的學習能力，以及在晚年更低的癡呆風險。但硬件的升級并不會自動轉化為能力的提升——這就好比為一臺高性能計算機安裝了充滿干擾、彈窗不斷的操作系統，那即使有再強的算力也會被無效耗散。

因此，各位朋友們，你聰明的大腦還亟待開發呀！只有我們善用科技、而非被其馴化，只有當我們為注意力筑起屏障、為深度思考留出空間，才能讓這份與生俱來的生理稟賦，真正轉化為屬于智慧與創造力~

參考文獻

[1] DeCarli C, Maillard P, Pase MP, Beiser AS, Kojis D, Satizabal CL, Himali JJ, Aparicio HJ, Fletcher E, Seshadri S. Trends in Intracranial and Cerebral Volumes of Framingham Heart Study Participants Born 1930 to 1970. JAMA Neurol. 2024 May 1;81(5):471-480. doi: 10.1001/jamaneurol.2024.0469. PMID: 38526486; PMCID: PMC10964161.

[2] Horvath, J. C. (2026). Writte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Written testimony].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生物谷”，編輯：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