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算法與天命之間：我們如何為自己“編故事”？

內容來源| 中信出版社 出版

書籍《活得明白的學問》 姚洋 著

責編| 賈寧排版| 沐言

第 9447篇深度好文：7086字 | 17分鐘閱讀

2026年2月1日，上海財經大學滴水湖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院長姚洋、外賣員與紀實寫作者王晚，在北京展開了一場坦誠而深入的對談。

對話圍繞姚洋的新書《活明白的學問》展開，從一位經濟學者的哲學思考，到一位女騎手的親身經歷，共同探討了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所處的系統、如何應對普遍的時代焦慮，以及如何在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尋找個人的立足點。

這場跨越視角的對話，觸及了教育公平、勞動保障、城鄉發展等深層社會議題，它不僅是關于一本書的討論，更是一次對當代普通人精神處境與出路的共同探尋。

以下是本次對談的實錄精編，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一、活明白的深意：

在焦慮時代安頓自我

我先談談這本書的由來。

最初的素材，是我在北大為本科生開設的“經濟與政治哲學”課程。

后來我將這門課搬到線上，當然，不能完全照搬課堂的形式，于是我把內容重新組織成十分鐘左右的小節，逐步積累成這本書的基礎。

我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為什么會涉足哲學問題？這源于過去近三十年的一個學術興趣。

除了經濟學，我也長期關注政治哲學。這一切的開端，可以說相當偶然。

1998年，阿瑪蒂亞·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一直是我的學術榜樣：學問扎實，始終保持印度國籍，并堅持為普通大眾、尤其是底層群體發聲。

令我敬佩的是，他能將學術研究與自己的政治傾向明確結合，這一點，他非常坦誠，自稱“左翼經濟學家”。

說到這兒，我想多提一句。不少經濟學家乃至社會科學學者常聲稱自己“沒有意識形態，只做科學研究”。

這話未必可信。意識形態是人難以擺脫的視野底色，若真聲稱毫無傾向，或許反倒失去了思想的立足點。森的坦誠正在于此。

當時，《讀書》雜志的主編汪暉和黃平老師找到我，說國內對這位突然獲獎的經濟學家了解甚少，問我能否寫篇文章介紹。

正是為了寫好阿瑪蒂亞·森，我開始系統閱讀政治哲學，尤其關注分配正義理論，后來自己也做了一些相關研究。

在北大的這門課很受學生歡迎，但線上授課需要更輕量的形式，于是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音頻課與這本書。

那么，什么是“活明白的學問”？在當下的中國，我們普遍面臨各種焦慮。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們大多相信明天會更好，焦慮感并不突出。

但隨著增速放緩、內需不足等問題浮現，企業、個人乃至政府都承受壓力，焦慮便蔓延開來。如何面對這種焦慮，是每個人都需應對的課題，我自己也不例外。

孔子說“五十知天命”。我五十歲時并未體會到這一點，如今過了六十，反而略有領悟。

所謂“知天命”，在我看來，是能將自己的人生圓融地敘述出來，為自己“編一個故事”，讓自己相信當前的生活狀態是完整且合理的。 但“編圓”這個故事，需要對外部環境有清醒認識，否則難以自洽。

比如，工資未漲、甚至失業；或明明一切照舊，卻因見周圍店鋪關閉、他人失去工作，而感到前景黯淡。這時，若不了解經濟如何運轉，便容易陷入無力與迷茫。

理解經濟如何運行之后，你會明白其結果總有好壞之分。但如何評價好壞？這就進入了哲學層面。

舉例而言，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那么“社會主義”體現在哪里？很多人將其視作經濟問題，但我認為這首先是哲學問題。

在此之上，每個人對現實的價值判斷各不相同，書中也介紹了諸多相互沖突的理論。這些不同的觀點如何最終凝聚為政府政策？其中的政治過程是怎樣的？我們需要有所了解。

進而，還要思考政治制度如何保證良政善治，確保政策制定過程及其結果符合正義原則，哪怕是最基本的正義原則。

這樣一層層推進，我便希望借助這門課或這本書，為普通讀者提供一個理解周遭世界的思考框架。

在這個普遍焦慮的時代，靜心讀些書，或許對我們度過難關會有所幫助。說到閱讀，我想起尤瓦爾·赫拉利的“簡史三部曲”（ 《人類簡史》《今日簡史》《未來簡史》 ）。

讀完后我得到的核心啟發是：人類文明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不斷“編故事”的過程。所謂中國文化，便是先人為我們編織的一套敘事，我們因相信它、傳承它而凝聚為中國人，形成文化認同。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或許生活在某種“故事”或“建構”之中，但這些敘事有其作用，沒有它們，社會難以維系，人也將陷入存在性危機。

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正是人會反思自身，試圖為生活經歷賦予意義。這不僅在民族層面如此，對個人也一樣。

人生不同階段，我們都需要為自己編織不同的故事，如此才能在保持進取的同時，不為眼前際遇或得失而過度焦慮，這大致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二、騎手的自述：

在算法中建構自由與意義

主持人：書中反復提到一句話：“我們每個人都是被困在算法里的外賣員。”這幾年，“被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員”已進入公共討論，外人常視這一職業處境艱難甚至負面——它畢竟是藍領體力活。

但閱讀王晚的經歷分享，尤其是她提到做過17份工作、反而覺得送外賣最踏實時，我感到一種反直覺的觸動。我想請問王晚：為什么這份工作讓你覺得踏實、安心？

王晚：送外賣的工作場景比較豐富，不總困在同一個地方。

以前坐辦公室時，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被窗戶框住的一小塊；而送外賣時，天空的形狀與大小時刻在變，抬頭就能看見大片天空，讓我感到自在。

當然，這種“自由”也是相對的。

起初我總想往遠處跑，看更多地方，后來發現那樣很累，且容易產生恐懼感，取餐送餐都是陌生環境，越往前走越心慌，不知何時能回家。后來我更多地在自己熟悉的區域跑，心里更踏實。

這份工作最直接的一點是：只要肯干，就能見到回報。它與分揀等體力活類似，付出時間就能看到收入。

而很多店員工作到點下班，難有加班費；送外賣卻能自己控制時間與收入。此外，人際關系也比較簡單。我像是跑在別人的世界邊緣，接觸短暫、關系很淡，沒有復雜的社交負擔。

在公司上班時，人際接觸深入，情緒容易受影響；而送外賣這種淺接觸，對我這樣不擅長打交道的人反而輕松、新鮮。

主持人：你沒有那種被算法驅趕、被系統捆綁的緊迫感嗎？比如搶單時的壓力。

王晚：很多人覺得騎手被系統捆綁，但我認為更多是被自己的欲望驅動。為什么總感覺時間趕、單子送不完？因為想要得太多，只能拼命跑。

我曾做對比：午高峰送5單和接10單，實際收入區別不大，但大家總會因擔心沒單而拼命接，把自己推到焦慮的頂點。

就個人而言，我很少感覺被系統限制。熟悉后若午高峰沒單，我甚至會投訴，在我看來，系統背后是人控制的。投訴后，派單常很快恢復。

有時路線設計不合理，按最近距離算時間，但實際道路不通，我也會反饋。雖然自己可能拿不到這單錢，但希望后面的人不再走冤枉路。

各種情況我都會提出意見，比如：對女騎手來說，重物訂單應有提示，讓我們能選擇接或不接。平臺雖未解決，但聲音需要被聽到。

整體上，系統對我影響不大，唯一無法改變的是單價降低。今年尤其明顯，拼單價格甚至低于去年單筆費用。我不知道這是平臺投入成本導致，還是其他原因，這確實是我無法干預的。

主持人：回到我們之前討論的“困在系統里”的感受——王晚的分享讓我們看到，她與系統的相處方式較為自洽，甚至將自己與系統的故事“編”得頗為圓融。當然，這未必是所有人的體驗。

事實上，或許不僅在送外賣這一行，包括在座的各位以及我自己，在任何工作中，都難免在某些時刻感到被某種結構或需求所困，難以掙脫。

因為我們需要一份工作，而這份工作又可能在日積月累中磨損我們。正是這種感受，讓我們與外賣員產生共情。姚洋老師，您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瞬間？

姚洋：我想先就王晚的分享稍作回應。讀完她的書，再聽剛才的講述，我感觸很深。閱讀時的一些疑惑，也得到了解答。

這本書如果從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看，或許會覺得外賣員的生活非常艱苦，每天工作12小時，有段時間還得跑早單，清晨5點就起來。

但我感受到的是，王晚并沒有抱怨。 她認為問題不在于系統本身，而在于“欲望超出了系統所允許的限度”。

她的態度是：在給定的行業與系統內，我要做到最好。書里也寫了她大哥的例子，他賺的錢只有王晚的三分之一，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選擇：他沒有充分利用系統，生活狀態也更松散。

王晚曾問他，為何缺乏作為父親的責任感？而王晚自己選擇了接受系統，并在其中盡力做到最優，這本身對我們就是一種啟示。

我們常常無法改變周遭環境。正如那句話所說：宇宙中的一粒塵埃，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尤其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每個人都會焦慮，我也一樣。那該怎么辦呢？

如果與系統、與社會持續對抗，其實是在消耗自己，因為個體往往難以改變結構。我想到那些長期上訪的人，絕大多數并無結果，且他們所執著的“理”，在常人看來有時并非常理。

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她一直要的不過是一個道歉，但最終村長被依法拘留時，她反而感到失落，因為她是在與一個她尚未完全理解的現代規則較勁。她無法理解，觸犯法律后就不再是簡單道歉能解決的。

我們也是如此。如果能理解周遭世界的運行邏輯，或許就更可能與社會、與系統達成和解，進而與自己和解。

這說起來簡單，我自己也有過覺得遭遇不公、并為此糾結很久的經歷。但人需要慢慢釋懷，向前看。只要持續行動，總能走出一條路。

有時退后一步，反而天地更寬。就像王晚在書開篇寫的，她最初在保潔公司遭遇不公，如果一直較勁，可能就困在那里了；

但她選擇離開，進入一個能更多自主支配的行業，從而發現了新天地。在當下社會，這種態度或許能讓我們活得更輕松些。

三、結構性焦慮：

經濟放緩與教育分層

主持人：大家的焦慮確實與近年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劇有關，包括經濟變遷。您是這方面的專家，一定更有體會。

就像外賣員這個職業的興起，本身也是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如今也可能有一些白領因暫時失業等原因加入這個行列。這些現象背后，總擺脫不了經濟與社會變遷的邏輯。

在您看來，我們當下的焦慮，更多是源于外部變化本身，還是外部變化折射出了我們內心原本被掩蓋的問題？

姚洋：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外部變化。

“內卷”這個詞在2018年之前幾乎不存在，因為那時經濟增長快，生活持續改善，大家忙著賺錢，沒時間焦慮。現在則是想賺錢卻不易賺到，焦慮自然產生。

所以從宏觀上說，緩解內卷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內需求提振起來，讓經濟重煥活力，大家有了盼頭，就不會那么卷，這是首要的層面。

其次，許多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期被掩蓋，而在增速放緩時就凸顯出來。

比如我們的教育體系，孩子被綁在戰車上，從小學就開始刷題，各種少年班、補習班。

現在整治課外補習是對的，但更根本的是先改革學校內的教育方式。孩子們被壓制得最嚴重的，恰恰是在學校里的時間。

在過去，大家對此焦慮可能沒那么強；但如今就業前景不明朗，如果孩子在中考被分流，家長就會覺得“完蛋了”。過去分流或許還能找到工作，現在卻成了大問題，這人為地加劇了焦慮。

再者，農村教育資源匱乏的問題也更加突出。

我最近剛完成一個關于中考分流的調研，發現職高里約70%的學生是農村戶口，技校里幾乎100%來自農村，且其中超過一半來自離異家庭。

老師常說這些孩子“學不懂、沒學好”，但我們很容易把問題歸咎于個人，卻忽視了其背后的社會問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以及農村社會結構的松動。

王晚在書里也觸及了一些相關現象。比如留守兒童問題：很多孩子由老人照看，而調查顯示，40歲以上的農村婦女有相當比例存在心理問題，因為他們無地可種、無事可做。由有心理壓力的祖母照顧孫輩，孩子很難健康成長。

這些都是深刻的社會問題。現在中央強調“共同富裕”，提出要“投資于人”。我認為最重要的投資應放在農村地區，投資農村教育，投資農村的社會發展。

四、隱沒的群體：

當系統忽視成為日常

主持人：您剛剛提到的，其實觸及了當下社會流動的問題。

尤其在經濟增長放緩的階段，向上流動的通道似乎在收窄，而人們對階層滑落的擔憂日益加劇。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中產家庭如此“雞娃”，為什么各方家長、老師都感到身不由己，都在抱怨卻又無力改變。

閱讀王晚的書，正是借助她的筆觸，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平時不易接觸到的世界。比如她提到的“立新莊”……雖然書中未深入展開，但那里確實聚居著大量外賣員、保潔員等從事基礎勞動的群體。

您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您覺得那里有很多人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

王晚：是的。其實我原稿寫了19萬字，后來刪減到12萬字，其中包含不少關于城鄉觀察的內容，不僅涉及城市中的農村聚落，也包括我老家的農村，比如土地問題、人與土地的關系、農村教育等。

但后來覺得內容過于龐雜，不適合放在一本書里，最終只保留了外賣經歷、少量農村片段，以及重回外賣行業的后記。

在我看來，不僅是城市，農村也有許多類似的人。 有些人確實呈現出一種“放棄”的狀態，我甚至見過有人在主街上隨地便溺。這已經不僅是放棄人生，連基本的道德約束也放下了。

我的心情常常很復雜。按理說，隨便找份工作至少能糊口。有一次散步，我聽說一位租客因為行為異常（ 比如晴天伸手說“下雨了” ）被房東報警并趕走。在那個村子里，住著不少這樣的人。

當然，我所在的立新莊因為房租稍貴，住戶大多還在工作；但我大哥住的村子不同，那里有人合租在條件極差的房子里。

我曾去看房，屋里臟得連農村都少見，可他們就那樣住著。我很不解：人為什么選擇這樣生活？明明只要稍微努力一點，就能過得好一些，為什么寧愿懶散一點，忍受糟糕的居住和飲食？

主持人：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覺得這些人來到“立新莊”只是他們現狀的一個截面。 如果追溯其成長經歷，恐怕不單是個人懶惰或消極的問題。

他們可能從小在教育過程中就被放棄，成為“被分流”的人，一路被忽視，最終自己也放棄了。

五、破局之鑰：

從“市場神話”到“人的發展”

姚洋：當然，個人因素不能完全排除。任何社會都是正態分布，總會有人放棄自己，就像美國大城市街頭也有無家可歸者，這并不奇怪。

但如果這樣的人變多，尤其是如果他們主要來自農村，那就確實成為社會問題。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他們從小沒有得到妥善的照料與教育。

以前國發院的同事張丹丹專門研究過監獄中的年輕男性犯罪者，發現其中很大比例曾是留守兒童。

缺乏父母教育和父親規訓，他們難以養成尊重法律與權威的習慣，進入社會后更容易走向犯罪。 我們常責怪這些年輕人，但深究下去，是社會在急劇變遷中忽視了數千萬人。

當前我們總說內需不足，其實這也是激發內需的一個途徑。在農村社工體系建設、教育宣傳、教育資源投入上多下功夫。

目前教育投入往往流向所謂的“好學校”，而“好”的標準通常是升學率，這甚至可能通過運作來達成，結果扭曲了整體教育生態。

在教育資源上，首先應當做到生均資源均衡。如果某些高中辦得突出，可以適當收費，但政府撥款必須公平。

每個孩子都有潛力、都是獨特的，不能因為出生地不同，享受的資源就有天壤之別？我們要講共同富裕，首先就得講平等，沒有平等，何談共同？

讀王晚的書，我注意到外賣員事故高發，她大哥出事時她已麻木，因為自己出過事，身邊人也幾乎都出過事。

書里還提到一位老鄉雙腿骨折卻拒絕治療。為什么平臺不承擔任何責任？法律上將騎手定義為“自由職業者”，但他們實質上服務于平臺算法。

王晚說她沒感覺被系統控制，但實際上，所有騎手都活在算法里，否則不會為搶一兩分鐘冒險。平臺至少應為騎手購買醫療和意外險，這是底線保障。

主持人：我一直在想：大多數外賣員是否把這行當作無奈之選中的“暫時可干”？如果有機會，您是否還想向上走？您在書里提到，寫書前的心愿是開個煎餅鋪或包子鋪。

王晚：對。能長期留下的騎手，要么特別熱愛這行，要么別無選擇。我大哥屬于前者他說服我跑外賣時說：“每天都能看到不同風景，多好。”我正是被這句話打動。

其實我有時挺羨慕他。他好像不會被任何東西束縛，責任在他身上也不那么沉重。我在書里開玩笑說他“反射弧長”，反應慢。

但這反而成就了他現在的平靜。他比我平和很多。他小時候得過闌尾炎，因農村醫療條件差，用了過量鎮靜劑，可能影響了神經系統。

他學習偏科嚴重地理、生物能拿滿分，其他科目只有三四十分。這導致他說話、反應都慢，但也讓他活得特別平靜。

騎手們都愿意向上流動，但對他們來說，上升渠道很有限。也許開滴滴算好一些的選擇，至少不用風吹日曬；或者進工廠，但工資更低。跑外賣久了，似乎很難再轉行。

主持人：這個問題或許該請姚老師回應：大家還能做什么？

六、從增長到人本：

共同發展的敘事轉向

姚洋：外賣行業還會長期存在。我認為平臺企業必須承擔責任。

在這方面有些企業家就做得很好，當然，不要求每個老板都有這樣的善意，但制度應當有善意。就像開車必須買交強險，平臺只要與騎手建立合作關系，就應強制為其購買意外險。

此外，政府或半官方機構應設立服務騎手的組織。這是一個數千萬人的龐大群體，絕大多數像王晚這樣缺乏代表。有事只能打12345，效率很低。

如果有一個代表他們的機構，維權會容易得多。比如被磚塊砸傷，這顯然是意外。意外險就應覆蓋此類情況。

我知道許多經濟學同行會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這是“大政府主義”、不信任市場。 但如果任由赤裸裸的市場支配，所有人都會活得很艱難。沒有任何國家的市場是完全不受規制的。

我發現國內有些經濟學家甚至比美國最右翼還要右，許多政策也如此。

深層原因，我稱之為“80年代綜合癥”，我們這代人掌權者多在80年代形成觀念，那時西方的一切都被視為不可挑戰的典范，誰質疑市場誰就是異類。這種觀念至今難以扭轉。

但如今，“十四五”規劃已將共同富裕置于核心，強調“投資于人”。

我們應當堂堂正正地討論人的發展，而非僅僅關注GDP或高科技。否則，共同富裕和“投資于人”如何落到實處？我始終有這個疑問。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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