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原副省長、代理省長，一心踐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享年68歲

1933 年冬，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鐵門轟然合攏，將剛滿 23 歲的林李明徹底隔絕在陽光之外。獄警的皮靴踩過冰冷的水泥地，每一步都像是敲在生死邊緣。作為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他因叛徒出賣落入敵手，等待他的是老虎凳、辣椒水、電擊與無休止的審訊。敵人以為，這個從海南文昌農家走出來的青年，會在酷刑面前低頭；他們更以為，高官厚祿的許諾，足以擊碎一個年輕人的信仰。

老虎凳網圖

但他們錯了。

昏死數次、遍體鱗傷的林李明，醒來后只說了一句話：我是共產黨員，寧死也不會叛變革命，想要秘密，除非我死。這不是影視劇里的臺詞，而是一位革命者用生命寫下的真實誓言。

1910年，林李明生于文昌文教鎮的一個普通農戶家，彼時的文昌，既是僑鄉，也是舊中國苦難的縮影：土地貧瘠，苛捐雜稅繁重，軍閥混戰連年不休，鄉親們食不果腹、流離失所，不少人含淚下南洋謀生，他的家人也曾動過這樣的念頭。幼時在私塾的幾年求學，沒有讓他滿腹經綸，卻讓他在先生的教誨和鄉鄰的苦難中，早早讀懂了“家國大義”四個字的重量——那不是空洞的口號，是看著身邊人被欺壓、被殺害時，心底燃起的不甘與憤怒。

1927年，17歲的林李明親歷了瓊崖白色恐怖的殘酷：農會干部被殘忍殺害，相鄰的村莊被付之一炬，鄉親們無家可歸、啼饑號寒。那一刻，他心里的怒火被點燃，不是一時的熱血上頭，而是一種“再也不能這樣下去”的決絕。他投身革命，不是為了名利，不是為了光環，只是單純地想讓鄉親們能過上安穩日子，想讓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能有一絲希望。這種樸素的愿望，比任何豪言壯語都更有力量，也成為了他后來面對一切苦難時，最堅實的精神底色。

1928年，瓊崖革命陷入低谷，林李明被迫出洋前往越南避難。異國他鄉的日子，艱難而孤獨，他一邊謀生，一邊暗中尋找黨組織的蹤跡。那種漂泊無依、前途未卜的迷茫，或許比追捕的危險更讓人煎熬——他不知道自己還要漂泊多久，不知道黨組織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堅持的革命，是否真的能有勝利的一天。但他沒有放棄，不是因為盲目樂觀，而是因為他深知，一旦放棄，就再也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那些犧牲的鄉親、戰友，也將白白付出生命。這種“不甘放棄”的韌勁，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苦難中一點點淬煉出來的。

1930年，輾轉千里抵達上海的林李明，進入民智中學讀書——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求學，而是他革命生涯的“蟄伏期”。彼時的上海，暗流涌動，地下斗爭異常激烈，稍有不慎就會身陷囹圄。他一邊埋頭讀書，一邊暗中聯絡進步學生，開展地下工作，傳遞革命火種。這段日子，他過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敢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那種時刻緊繃的神經、那種孤獨的堅守，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但他明白，革命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人蟄伏，有人犧牲，有人在黑暗中默默等待光明。

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日軍鐵蹄踏碎了上海的安寧。此時的林李明，沒有選擇躲在安全的角落，而是冒著炮火，深入工廠、學校、社區，發動群眾支援前線。他組織學生募捐，發動工人趕制軍需物資，親自帶領群眾運送糧食和藥品，在槍林彈雨中穿梭，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有人說他勇敢，可我想，他或許也有過害怕——害怕自己年輕的生命就此終結，害怕自己還沒來得及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他還是去了，因為他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民族危亡面前，個人的恐懼的渺小的，只有凝聚起軍民同心的力量，才能擊退敵人，才能守住這片土地。這段經歷，不僅讓他體會到了“軍民同心”的力量，更讓他明白了“擔當”二字的含義：所謂擔當，就是明知前路有險，依然選擇挺身而出。

1933年，林李明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擔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組織部長、區委書記，在敵人的心臟地帶開展地下工作。此時的他，肩上的責任更重了，處境也愈發危險。他清楚地知道，叛徒無處不在，一旦暴露，等待自己的將是無盡的酷刑和死亡，但他沒有退縮。同年11月，叛徒出賣，他被逮捕關押進提籃橋監獄，面對敵人的酷刑和誘惑，他昏死數次，遍體鱗傷，卻始終沒有泄露黨的任何秘密。

很多人把他的堅守解讀為“信仰的力量”，卻很少有人解構這份信仰的本質。在我看來，林李明的信仰，從來都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一種“說到做到”的堅守，一種“不負初心”的執念。他不是沒有過掙扎，不是沒有過動搖——當酷刑的劇痛讓他無法忍受時，當敵人的許諾讓他心動時，當他思念家人、渴望自由時，他一定有過放棄的念頭。但他最終守住了底線，因為他明白，一旦叛變，不僅會對不起黨組織的信任，對不起那些犧牲的戰友，更會對不起自己當初投身革命的初心，對不起那些還在苦難中掙扎的鄉親。這種“不能對不起”的執念，比任何口號都更有力量，也讓他在絕望中，一次次戰勝了自己的脆弱。

方毅

后來，林李明被轉至蘇州第一軍人監獄，在這里，他遇到了方毅，兩人成為了生死與共的難友。獄中四年，漫長而煎熬，饑餓、折磨、絕望，時刻圍繞著他們。但林李明沒有被打垮，反而主動團結身邊的難友，組織絕食斗爭，反抗敵人的非人待遇，給難友們宣講革命道理。有人問，在那樣絕望的環境里，他為什么還能保持樂觀？答案很簡單：他不是樂觀，而是不愿被絕望打??；他宣講革命道理，不是為了鼓舞別人，更是為了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能忘記初心，不能放棄希望。這段獄中歲月，沒有摧毀他的意志，反而讓他學會了隱忍與謀略——他明白，革命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只有學會隱忍，學會在絕望中尋找生機，才能堅持到勝利的那一天。這種隱忍與謀略，貫穿了他此后的一生，也讓他在后來的革命和建設中，一次次化解危機，成就事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經周總理、葉劍英元帥親自交涉，蘇州監獄的共產黨員全部被營救出獄。出獄后的林李明，身形消瘦，身上布滿了酷刑留下的傷疤，可他沒有絲毫猶豫，立刻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從蘇州到延安，一路顛沛流離，穿越敵人的封鎖線，歷經一個多月的艱辛，他終于抵達了這個革命的圣地。延安的溫暖，讓飽經磨難的他感受到了久違的歸屬感，也讓他重新積蓄了力量。

在延安，林李明沒有停下腳步，他主動向黨組織匯報自己的經歷，認真學習黨的抗日方針政策。此時的他，已經不是那個初出茅廬、熱血沖動的青年，而是一個經歷過苦難、變得成熟穩重的革命者。他明白，抗日斗爭不是一場簡單的戰爭，而是一場持久戰，需要正確的方針政策，需要強大的群眾基礎，需要各方力量的團結。12月底，中共長江局重建華南地區黨組織，急需有地下工作和群眾工作經驗的干部，林李明被選中，從延安調回廣東工作。他或許不會想到，自己接下來的使命，會與家鄉海南的命運緊密相連，會成為瓊崖抗戰的“關鍵操盤手”。

馮白駒

1938年8月，林李明臨危受命，回到瓊崖擔任中共瓊崖特委書記。彼時的瓊崖，局勢異常復雜：馮白駒被國民黨逮捕，特委群龍無首；日軍即將登陸，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瓊崖抗日獨立總隊力量薄弱，群眾基礎不夠牢固。面對這樣的爛攤子，林李明沒有急于召開會議、確立權威，而是深入各個抗日根據地，走訪群眾、慰問戰士，了解瓊崖抗戰的真實情況。

他的這個選擇，背后藏著深刻的邏輯：他深知，要領導瓊崖抗戰取得勝利，就不能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要扭轉被動局面，就必須找到問題的根源。經過深入走訪，他發現，瓊崖抗戰最大的問題，是力量分散、人心不齊——各方抗日力量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于是，他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主動聯絡國民黨地方部隊和民間抗日團體，曉以民族大義，說服他們放下分歧、聯合抗日。

為了爭取一支民間抗日武裝的支持，他冒著大雨，步行幾十里山路，親自上門拜訪武裝首領。一路上泥濘不堪，鞋子磨破了，腳也起了血泡，他卻始終沒有退縮。有人說他固執，可我想，他不是固執，而是深知，每爭取一支力量，瓊崖抗戰就多一分希望，鄉親們就多一分安穩。他的誠意，最終打動了那位首領，這支武裝主動編入瓊崖抗日獨立總隊，成為抗擊日軍的重要力量。

馮白駒

在擔任瓊崖特委書記的一年多時間里，林李明與出獄后的馮白駒并肩作戰，兩人分工協作、默契配合：馮白駒熟悉瓊崖的地形和群眾，擅長軍事指揮；林李明擅長組織協調和統一戰線工作，兩人相輔相成，迅速扭轉了瓊崖抗戰的被動局面。很多人只看到了他們合作的成果，卻很少有人想到，兩個性格、擅長不同的人，在合作過程中，一定有過分歧、有過矛盾。但他們最終放下了個人成見，因為他們明白，在民族危亡面前，個人的分歧是渺小的，只有團結一心，才能共同抗擊敵人，才能守住瓊崖這片土地。這種“以大局為重”的格局，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斗爭中，一次次磨合、一次次淬煉出來的。

1940年1月，林李明奉命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帶著瓊崖軍民的期望，穿越多重封鎖線，歷時數月抵達延安。在延安，他向中共中央詳細匯報了瓊崖抗戰的情況，更敏銳地意識到了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的短板——缺乏專業的軍事指揮人才，戰斗力難以提升。于是，他在匯報中反復強調，請求中央派遣軍事干部支援瓊崖。

這個提議，背后藏著他的遠見與擔當：他沒有因為自己是瓊崖特委書記，就盲目夸大瓊崖抗日武裝的力量，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他沒有只顧眼前的戰斗，而是著眼于瓊崖抗戰的長遠發展。最終，中共中央采納了他的提議，莊田等人的到來，極大地加強了瓊崖抗日武裝的軍事指揮力量，為后來瓊崖抗戰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這種“實事求是、著眼長遠”的品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可貴——很多人急于證明自己，急于取得成績，卻忽略了問題的本質，而林李明，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盲目、不急躁，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工作。

同年夏秋，林李明從延安返回瓊崖，此時的瓊崖，局勢再次變得嚴峻：國民黨頑固派伺機制造事端，企圖進攻美合抗日根據地，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對這種情況，林李明沒有選擇強硬對抗，而是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與馮白駒一起，親自前往國民黨保安第七團，會見副團長林薈材，當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

他的這個選擇，不是懦弱，而是智慧：他明白，此時的瓊崖抗日武裝，還不足以與國民黨頑固派正面抗衡；他明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之不易，不能因為一時的沖動，就破壞了團結抗日的大局。在談判中，他義正詞嚴、據理力爭，既表明了共產黨堅持抗日的決心，也展現了團結抗日的誠意。但國民黨頑固派早已下定決心反共，談判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美合事變最終爆發。

在撤退過程中，林李明親自斷后，指揮戰士們阻擊敵人。炮火猛烈，身邊的戰士一個個倒下，他卻始終堅守陣地，直到所有特委成員和群眾安全撤離，才帶著殘余戰士突圍。那一刻，他一定有過恐懼，有過不甘——恐懼自己會犧牲，不甘辛苦建立起來的抗日根據地就這樣被破壞。但他沒有退縮，因為他明白，自己是特委副書記，是戰士們的主心骨，只要他還在，戰士們就還有希望，瓊崖抗戰就還有希望。這場戰斗，讓瓊崖抗日武裝遭受了一定的損失，但也讓林李明更加堅定了“堅持抗戰、反對分裂”的決心，更讓他明白了“責任”二字的重量——所謂責任，就是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守護好身邊的人，守護好自己的信仰。

馮白駒

1941年初，瓊崖特委第三次執委會議召開，林李明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選舉馮白駒任特委書記，林李明任副書記。很多人認為，這是林李明“讓位”，是他淡泊名利的體現。但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淡泊名利，更是一種清醒的自我認知：他明白，馮白駒比自己更熟悉瓊崖的情況，更擅長軍事指揮，由馮白駒擔任特委書記，更有利于瓊崖抗戰的發展。他沒有因為自己的資歷、自己的貢獻，就爭奪職位，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能力，看待身邊人的優勢。這種“淡泊名利、實事求是”的品質，在革命年代，尤為難得——很多人為了職位、為了名利，爭來斗去，而林李明，始終把革命事業放在首位，把個人得失放在腦后。

瓊崖抗戰期間，林李明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掙扎——他的家人留在文昌老家，國民黨頑固派多次上門騷擾、威脅，要求他的家人勸他投降，否則就將家人全部逮捕。林李明得知后，內心十分痛苦——一邊是自己堅守的革命信仰，一邊是自己牽掛的家人，這種兩難的選擇，比任何酷刑都更讓人煎熬。他不是沒有過動搖，不是沒有想過“為了家人，放棄革命”，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堅守，只是托人給家人捎去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句話：“為了民族解放，我只能舍小家、顧大家，你們多保重，等革命勝利了，我一定回來陪你們?！?/p>

這句簡單的話，背后藏著他無盡的愧疚與無奈。他是一個革命者，但他也是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他也渴望陪伴在家人身邊，也渴望給家人一個安穩的生活。但他明白，沒有民族的解放，就沒有家庭的安穩；沒有國家的富強，就沒有個人的幸福。他只能把對家人的愧疚，埋在心底，把對家人的思念，轉化為堅持革命的力量。這種“舍小家、顧大家”的抉擇，不是天生的偉大，而是在責任與愧疚中，一次次掙扎、一次次權衡后，做出的艱難選擇。遺憾的是，直到抗戰勝利，他也沒能抽出時間回家看望家人，而他的家人，在他的影響下，也暗中支持革命，多次為瓊崖抗日武裝傳遞消息、運送物資——這份默契與支持，或許是對他最大的慰藉。

抗戰勝利

1945年，抗戰勝利，瓊崖的革命形勢迎來了新的轉機，但林李明的使命，卻再次發生了轉變。1947年，他擔任中共瓊崖區委副書記兼瓊崖獨立縱隊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瓊崖解放區的政權建設和反擊國民黨軍“清剿”的斗爭；1948年，他奉命前往香港，負責華南地區的農村工作；1949年6月，解放戰爭進入關鍵階段，他被派遣前往云南，負責組建中共滇桂黔邊區委員會，并擔任書記兼滇桂黔邊縱政委。

前往云南的使命，極具挑戰性：滇桂黔三省地域廣闊、地形復雜、民族眾多，各個游擊武裝分散各地、互不統屬，甚至存在矛盾，再加上國民黨軍在西南地區的兵力還比較強大，游擊武裝的生存環境十分艱難。林李明抵達云南后，沒有急于組建機構、整編部隊，而是先深入各個游擊根據地，走訪各族群眾和游擊戰士。他明白，要整合力量，首先要了解情況；要取得勝利，首先要爭取群眾的支持。

他發現，滇桂黔邊區的游擊武裝，雖然力量分散，但戰士們都有著強烈的革命熱情和反抗精神，只要加以正確的領導和整合，就能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于是，他一方面積極聯絡各個游擊武裝的首領，曉以大義，說服他們放下分歧、接受統一領導；另一方面，深入各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爭取各族群眾的支持。他的這個做法，背后藏著深刻的邏輯：革命的根基在群眾，只有得到群眾的支持，才能站穩腳跟；民族的團結是勝利的保障，只有各族群眾團結在一起，才能形成強大的合力，才能打敗敵人。

1949年7月，林李明在硯山縣阿猛主持召開了“阿猛會議”，這次會議，由于戰爭形勢的影響，多次轉移地點，國民黨也多次派兵騷擾，企圖破壞會議的召開。林李明早有防備，提前安排兵力警戒，甚至親自指揮警戒部隊阻擊敵人，確保了會議的順利召開。這次會議，徹底結束了滇桂黔邊區游擊武裝分散作戰的局面，實現了黨組織和武裝力量的統一領導，為后來配合南下大軍解放滇桂黔三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擔任滇桂黔邊區黨委書記、邊縱政委期間，林李明始終堅持“軍民同心、民族團結”的原則，領導邊縱戰士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國民黨軍的殘余勢力，同時積極開展政權建設，組織各族群眾開展生產、救濟貧困，實行“二五減租、合理負擔”的經濟政策，改善各族群眾的生活。他沒有把自己當作“外來的領導者”，而是把自己當作各族群眾的一員，深入基層、扎根群眾，傾聽群眾的心聲，解決群眾的困難。這種“扎根群眾、實事求是”的作風，讓他贏得了各族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也讓滇桂黔邊縱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解放了50多個縣，殲滅國民黨軍數萬人，有力地配合了南下大軍的解放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林李明的革命生涯，從“革命斗爭”轉向了“建設發展”。此時的他，已經39歲，歷經磨難，身上布滿了傷疤，心中裝滿了對國家、對群眾的牽掛。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云南省委組織部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中共海南區委第一書記兼海南軍區第一政委等職，每到一個地方，他都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實干興邦”的原則，深入基層、扎根群眾，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解放海南網圖

1950年代，林李明擔任中共海南區委第一書記兼海南軍區第一政委，此時的海南，剛剛解放不久，百廢待興，經濟落后、交通閉塞、民生凋敝，很多群眾還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林李明抵達海南后，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農村，走訪農戶，了解群眾的生活情況。走遍海南各個市縣的日子里，他看到了群眾的艱難生活，內心十分沉重——他生于海南，長于海南，他畢生的愿望，就是讓家鄉的鄉親們能過上安穩幸福的日子。

他提出“以農業為基礎，大力發展熱帶作物，改善交通條件，帶動海南經濟發展”的思路，不是盲目跟風，而是基于海南的實際情況做出的科學決策：海南氣候適宜，適合種植橡膠、椰子、菠蘿等熱帶作物，發展熱帶農業，既能改善群眾的生活，也能帶動海南的經濟發展；而交通閉塞，是制約海南發展的重要瓶頸，只有改善交通條件，才能讓海南與外界接軌，才能讓海南的特產走出去，讓群眾的日子富起來。

為了考察橡膠種植基地，他冒著烈日，步行幾十里山路，深入橡膠林，查看橡膠的生長情況，與種植戶交談，了解他們的困難和需求，當場解決技術和資金問題。他親自帶頭下地，與群眾一起耕種，不是作秀，而是想以身作則，鼓勵群眾積極投身生產，改變家鄉的面貌。在他的帶領下，海南的農業生產快速發展，熱帶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交通條件也得到了明顯改善，群眾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橡膠網圖

鮮為人知的是，林李明在海南工作期間，還十分重視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發展。當時的海南，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學校和醫院，很多孩子無法上學，群眾生病后只能靠偏方治療，死亡率很高。他深知，教育是興邦之本，醫療是民生之基，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醫療，群眾就無法安居樂業。于是，他積極爭取資金，修建學校和醫院，鼓勵知識分子前往農村任教、行醫，開展掃盲運動，提高群眾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

他的這些努力，背后藏著他對家鄉、對群眾的深厚情感，也藏著他“實事求是、實干興邦”的理念——他不搞形式主義，不擺花架子，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實事、求實效。在他的努力下，海南的農村地區建立了一批學校和醫院，很多孩子圓了上學夢，群眾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這種“實干”的作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革命斗爭和建設發展中，一次次錘煉出來的——他深知，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不能靠口號，不能靠空想，只能靠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才能實現目標，才能不負群眾的期望。

后來，林李明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最終擔任廣東省副省長、代理省長。在廣東工作期間，他始終保持著實干的作風，聚焦廣東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為廣東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64年11月，他擔任廣東省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廣東的戰備工作和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遺址網圖

當時，國際形勢緊張，國家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三線建設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任務。廣東的小三線建設，主要集中在粵北和海南五指山地區，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建設一批軍工企業和配套設施。這段建設歲月，難度極大：粵北和五指山地區，地形復雜、交通閉塞、物資匱乏，氣候惡劣，很多地方都是荒山野嶺，沒有道路、沒有水電，建設者們只能靠人力開荒、修路、建房。

作為領導小組組長，林李明親自掛帥，深入建設一線，查看工程進度，解決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他經常住在工地的簡易棚屋里，與建設者們同吃同住，一起開荒、一起修路，鼓勵大家克服困難、奮勇爭先。他沒有因為自己是領導，就高高在上，而是把自己當作建設者中的一員，與大家同甘共苦。

在他的領導下，廣東的小三線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44個建設項目逐步建成投產，一批軍工企業、配套設施和公路、通訊工程相繼完工，不僅為廣東的國防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帶動了粵北和海南山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他堅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原則，要求軍工企業在生產軍工產品的同時，積極生產民用產品，滿足群眾的生產生活需求；要求建設者們在建設工程的同時，幫助當地群眾修建水利、改善交通、發展生產，讓山區群眾真正受益。

這種“統籌兼顧、以人為本”的思路，體現了他的遠見與擔當——他沒有只關注戰備任務的完成，而是兼顧了山區的經濟發展和群眾的生活改善；他沒有把三線建設當作一項單純的政治任務，而是把它當作帶動山區發展、改善群眾生活的重要契機。這種思路，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廣東工作期間，林李明還有一段難忘的經歷——1960年，周總理視察海南、湛江，他全程陪同。當群眾在湛江霞山人民會堂意外看到周總理，激動地站起來鼓掌、流淚時，林李明站在總理身邊，一邊陪同總理觀看演出，一邊向總理匯報工作。總理對他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也對廣東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指示。這段經歷，讓他更加堅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讓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明白，自己的努力，不僅是為了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更是為了不辜負總理的期望，不辜負群眾的信任。

1977年8月，林李明在北京逝世，享年68歲?？v觀林李明的一生，從17歲投身革命，到68歲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奮斗的一生、實干的一生。他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沒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卻在每一個關鍵崗位上，默默堅守、奮力拼搏；他歷經磨難，遭受過敵人的酷刑、經歷過戰爭的洗禮、承受過分離的痛苦，卻始終堅守信仰、不忘初心；他走遍了海南、上海、延安、滇桂黔、廣東等地，每到一個地方，都扎根群眾、實干篤行，為當地的革命、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很多人會問，林李明為什么能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始終堅守信仰、實干到底？答案，從來都不是“他天生偉大”，而是因為他始終保持著普通人的底色，卻在掙扎中選擇了堅守，在脆弱中選擇了堅強。他有恐懼、有迷茫、有愧疚、有無奈，他也會動搖、會掙扎、會痛苦、會孤獨，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不是因為他沒有退路，而是因為他始終記得自己當初投身革命的初心，始終記得那些在苦難中掙扎的鄉親，始終記得自己肩上的責任與擔當。

我常常想，林李明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不是空洞的理論，不是高尚的口號，而是一種“樸素的執念”——不愿被欺壓，不愿看鄉親們受苦，不愿讓國家積貧積弱；是一種“堅定的堅守”——說到做到，不負初心，不負信任；是一種“務實的擔當”——實事求是，實干篤行，以大局為重。這種信仰，不耀眼，卻很有力量；不偉大，卻很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