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以可運行的協同治理打造長三角產業共振接口

2026年，“十五五”開局。區域發展的重心從“物理連接的緊密度”轉向“制度運行的協同度”。決定區域競爭力的關鍵越來越落在那些難啃的“硬骨頭”上，要素能否無障礙流動？規則標準能否高水平互認？公共服務能否一體化供給？協作成本能否實質性降低？

針對上述挑戰，2026年1月19日，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王振在接受澎湃新聞“浪尖周報”專訪時直言，長三角當前不缺“項目清單”，缺的是將協同轉化為日常能力的“運行機制”。他以“雁陣共振”為喻，指出長三角雖已初步形成世界級創新集群，但要實現世界影響力的“質變”，必須突破行政壁壘，推動區域合作從外部的“政策推動”轉向內部的“機制自轉”。只有建立起穩定、可復制的協同治理模式，才能為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提供長久解法。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王振（圖片由受訪者本人提供）

萬億之上，長三角產業“創新雁陣”已成形

王振認為，2025年，長三角產業格局最值得關注的并不是“又多了幾個萬億城市”，而是頭雁領航、雁翼振翅、雁身齊飛的區域一體化“創新雁陣”隊形變得愈發強壯。三省一市已公布的地區生產總值合計約34.66萬億元，在不到4%的國土上，形成了穩定而強大的增長底盤。更重要的是，這一體量背后，“協同”從概念性的倡議轉化為可觀察、可驗證的結構變化。

在王振看來，上海在“雁陣”中的影響力，除了經濟總量屢創新高，更體現在科技創新策源與高端服務能力持續抬升。圍繞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上海相關產業規模已超2萬億元。與之相對，南京、杭州、合肥、蘇州等“雁翼”城市，正沿著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先進材料等方向不斷做厚體系與生態；寧波、無錫、常州、南通、嘉興、蕪湖等一批“雁身”城市，則在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綠色石化等賽道形成沖刺態勢。王振認為，這種分層并非簡單的強弱排序，而是更成熟的產業組織方式。每一只“雁”都在變強，但變強的路徑不是同質化，而是圍繞各自比較優勢形成可銜接的能力拼圖，進而把區域的整體競爭力“拼”出來、“疊”起來。

雁陣為何能“成形”？王振把原因歸結為三類協同機制的逐步落地。

第一，創新資源共享走向常態化。三省一市的大型儀器設備與科研設施，從“各管各、各用各”轉向跨域共享；創新券等政策工具的使用門檻逐漸降低，讓不少科研團隊、各類企業能夠真正“用得上、用得起”。

第二，聯合攻關走向機制化。依托G60科創走廊等平臺，長三角跨省創新聯合體從“臨時組隊”逐步邁向“穩定協作”。近三年來，G60已立項支持80余個聯合攻關項目、總投入超17億元，協同由此從“交流合作”推進到“創新聯合體”，合作不再停留在表態與簽約，而開始進入可持續的組織化運轉。

第三，“創新飛地”等空間組織方式加速擴散。“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它把上海的功能平臺優勢和人才集聚優勢與周邊城市的制造體系、產業化能力更加精準地對接起來，使“策源—轉化—放大”成為一條能夠跑通的鏈路，而不再是區域分段式的接力。

“雁陣能飛起來，靠的是協同機制牽引。”王振進一步指出，“但飛得穩不穩，關鍵還得看下一步能不能把跨城合作從‘能做’變成‘好做、常做’，這就進入了深水區。”

協同要“自轉”，先把“隱性成本”打下去

“規模擺在那兒，真正拉開差距的，還是協同的摩擦成本。”王振的判斷很直接，長三角走到今天，最難的已不是再建幾個平臺、簽幾份協議，而是把協同走深走實，讓產權、技術、人才、數據、資本等關鍵要素的跨省流動，體驗更像“同城”，把那些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行政分割成本壓到足夠低。只有摩擦成本持續下降，區域才能從“能合作”走向“會合作”，從“靠推動”走向“能自轉”。

他把當前長三角跨城協同還不夠順暢的癥結概括為一種“行政區經濟慣性”。表面上，交通更便捷、產業更接近，深層卻是規則、利益和公共服務仍在各自“算賬”。以人才流動為例，上海的平臺與機會對周邊有強吸附力，但戶籍、社保、公積金、個稅、職稱與資質互認等制度細節，仍會在關鍵節點上“卡一下”。再比如數據與交易規則，外地憑證在本地不認，跨城資質認證要重復跑，企業跨省設點要面對多頭合規。這些瑣碎門檻單個似乎影響有限，一旦疊加起來卻會變成企業不愿跨城配置資源的掣肘。

比“卡點”更棘手的，是“合作收益怎么分”的機制缺口。王振直言，長三角不缺協同項目，缺的是讓合作各方“算得清賬、愿意長期做”的制度安排。稅收歸屬、統計口徑、考核指標仍主要按省市邊界運行，跨城項目一進入落地和運營階段，就容易出現拉扯。誰來投入？收益歸誰？一旦收益分配無法制度化，協同就很難成為日常組織方式，只能停留在階段性協調上。

公共服務差異則構成另一道隱性壁壘。人才愿不愿意流動、企業敢不敢把研發與生產跨城拆分，最終都繞不開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底座”的可預期性。王振提醒，如果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標準差距長期存在，要素流動就會呈現“單向吸附”，既不利于共同富裕，也會削弱產業協同的韌性。

如何破局？王振把答案落到四個字：接口工程。

首先，應以統一大市場為底座，建立跨區域要素流動的“負面清單”和規則互認機制，優先從標準、認證、監管協同切入，減少企業跨城的重復合規成本，讓“能交易、可結算、可追溯”成為常態。

其次，補上利益接口，圍繞重大跨城項目探索更清晰的稅收分成、統計核算與考核評價安排，用制度把“合作收益”固化下來，讓地方從“怕吃虧”轉向“愿協作”。

第三，打通公共服務接口，在醫保異地結算、養老銜接、教育與人才政策協同等民生領域建立“可感知”的互認，把跨城生活的制度摩擦切實降下來。

最后，也是底線：把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劃分清楚。政府應當去做企業不愿投、投不起、短期看不到回報卻決定長期競爭力的事，包括公共服務、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平臺、知識產權協同保護與規則體系建設等。至于產業布局、轉化路徑與商業選擇，則應更多交給企業在競爭中試錯、在市場里校準。

把串聯變閉環，沿滬寧產業創新帶需提升“機制硬度”

上海“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到，推進沿滬寧產業創新帶建設，在王振看來，沿滬寧產業創新帶是長三角最有“樣本意義”的經濟走廊之一。上海強在創新策源和功能平臺，南京強在軟件與科教，蘇錫常通等強在制造體系，且空間上天然連成一條高密度帶，資源、配套、需求可以“無縫拼接”。當前的主要發展挑戰不在于“有沒有基礎”，而在于“能不能把基礎組織起來”。他直言，沿滬寧產業創新帶提出已有幾年，但整體仍停在1.0版，要素密度很高，協作黏性不夠，合作形式仍以會議、備忘錄和個案對接為主，還缺一套能日常運轉、能持續迭代的制度框架。

沿滬寧產業創新帶如何提質升級？王振給出了“三步走”的建議：第一步，建機制。爭取國家層面的專項支持，形成框架性文件，把牽頭部門、協作方式、重點任務寫清楚，先把穩定政策預期立起來；第二步，搭組織。九城可聯合發布行動方案，設立跨區域協調辦公室或秘書處，跑通一套可執行的協作流程，明確項目怎么篩、資源怎么配、問題怎么協調、成效怎么評估。把協同從“松散型”推向“緊密型”；第三步，讓企業唱主角。借鑒長三角 G60 科創走廊經驗，圍繞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能源等賽道，推動跨城產業聯盟、創新聯合體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發揮企業自主性，用訂單、供應鏈和研發合作，把跨城協同真正跑起來。

同時，王振還特別強調了“分工閉環”的重要性。 他認為，走廊式協同的本質不是“連線”，而是“結網”，即打造創新鏈、產業鏈、服務鏈的可驗證閉環。為此，沿滬寧產業創新帶有必要構建一套立體的制度支撐體系，確保上有頂層設計“壓艙”定方向，中有常態化機制“兜底”保運行，下有市場聯盟與平臺“承接”落應用。這種“三位一體”的良性格局，將培育出強大的制度慣性，推動跨城合作從依靠行政推動的“外力”，轉化為機制自轉的“內功”。

推進數綠融合，將“綠色硬約束”轉化為“增長新動能”

談及“十五五”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路徑，王振指出，必須推進“數綠融合”。他認為，數字化代表“新動能”，綠色化則是“硬約束”。若將二者割裂，發展極易陷入偏差，要么盲目“上云上數”而忽視能耗約束，最終被電力成本與合規壓力反噬；要么空喊“降碳減排”而缺乏技術支撐，導致轉型成本高企、效率低下。“唯有將兩者深度融合，才能催生出真正可持續、可復制的新產業形態。”

長三角的優勢，恰恰在于“融合的土壤”夠厚。上海有人工智能與平臺能力，杭州有數字經濟生態，蘇州有工業互聯網底盤，寧波有制造與港口體系。要素基本齊全，但問題在于能不能把優勢擰成產業鏈。

王振把“數綠融合”的突破口概括為三條主線：第一，智能制造驅動綠色改造。用工業互聯網、AI、數字孿生把能耗、良率、排放做成可實時優化的生產參數，讓零碳工廠、燈塔工廠從“示范工程”變成“規模能力”。第二，綠色數字基礎設施。數據中心、算力網絡、智能電網須與綠電供給、儲能調度同步設計，否則“數字化越快，能源瓶頸越早到來。”第三，低碳技術的數字化服務。碳監測、碳核算、碳足跡認證、碳交易平臺等“看不見的基礎設施”，決定了綠色轉型能否從企業自覺，升級為可檢驗、可比較、可通行的市場規則。

基于這三條路徑，王振更看好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綠色數字裝備、低碳新材料三類“數綠融合型”賽道。但他也提醒，長三角推進這些賽道，最忌滑向“每城一套全家桶”的同質化內卷，這就需要把相關產業做成緊密的“跨城協作鏈”。核心城市聚焦策源與算法，制造基地承載生產與場景，配套區域補齊材料與裝備，功能平臺輸出標準與規范。通過各展所長、各歸其位的“接力跑”，長三角才有可能在“十五五”期間把“綠色壓力”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把“數字優勢”沉淀為可持續的增長曲線。

“十五五”進階，協同治理能力決定發展高度

邁向“十五五”，長三角的發展敘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重構。王振指出，衡量城市能級的標尺已從單一的“萬億GDP”競賽切換為區域協同軌道上的“系統效率”比拼。拉開差距的關鍵，在于能否將行政主導的“項目協作”，沉淀為市場內生、可長期運轉的“機制協同”。這要求政府完成從“下場選手”到“生態園丁”的角色轉身，打通利益與規則的接口，讓跨城合作不再依賴行政指令的動員，而是源于成本下降與價值增量驅動的“協同自覺”。

因此，長三角還需將“協同治理”具象化為可檢驗的能力建設。提升跨城聯合攻關的組織效率，建立成果轉化的閉環機制，推進監管與標準的互認互通，讓每一次合作都有章可循、過程可控、結果可驗，以此把區域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整體競爭力。

丙午啟幕，雁陣展翼。長三角能飛多高、飛多穩，終究取決于能否完成從“外部推動”到“內生驅動”的范式轉換。當深層次的機制共振替代表層的物理聯通，當跨城協作獲得同城般的順滑與確定性，長三角將能在更低的摩擦成本中鍛造出更強的產業韌性與更快的創新擴散速度，為“十五五”發展寫下扎實的開篇。

（實習生付曉晴、吳彤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