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東西方的分野，西方知道并敵視我們的起點

電視劇《太平年》反映的是我們五代十國的事兒，也就是公元10世紀末。

而公元10世紀末的960年趙匡胤建立大宋之后，我們的發展方向就完全傾向于為維持大一統而不斷強化單線程的自上而下的，將個體牢牢綁定在制度框架內。“存天理，滅人欲”成為每個人最高的行為準則，集團優勢被強化，個體創造力被削弱。

就是說我們和更看重強化統一體制帶來的強大組織能力對維持社會穩定所起的作用及在抵抗外敵入侵時具有的超強韌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蒙古帝國可以向西完成對幾乎整個歐亞大陸的橫掃，但在我們這里卻屢屢碰壁，最終只是維持名義上的統治，而且很短時間內便被朱元璋反推了回去。

制度優勢看上去似乎很明顯，我們很難被征服，但這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的歷史悠久，共同的文化基因和龐大的人口體量使我們的血槽足夠厚，在人類科技封印沒有被再次打開，出現跳躍式發展的情況下，世界其他文明對我們根本構不成威脅。

這同時也產生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創造力被極限壓制。岳飛為什么會死，本質上是大一統體制不可能允許如此牛X的人存在。

《太平年》還原了當時歷史背景下人們的亂世焦慮，以及強烈要求實現大一統的愿望，并在之后的歷史時期不斷在文化和制度建設上將其強化。以具有歷史偶然性的滿清突然入關，清朝建立后達到極致。

反觀如今的西方，在公元10世紀還是以莊園領主制為主要社會結構，散得像堆沙子。所以200年后的三次蒙古西征對他們那就是降維打擊。

在東方是少數民族的蒙古人，即使西征也沒有人口優勢，因此他們必須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技術來加強軍事打擊能力。結果就是來自我們東方的人才和技術迅速流入西方。

西方在自己沒有歷史積累，反過來也就沒有歷史拖累的情況下，迅速抄襲、模仿、借鑒、創新，開展啟蒙運動，發動工業革命，通過400余年的努力，在完成對我們東方古典科技的補課和大航海的掠奪完成原始積累后，在技術和效率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制度體系，反過來對我們東方實現了超越。

從世界范圍看，西方從12世紀末開始，走的主要是一條純技術路線，雖然從科技發展的角度看，起步比我們晚了至少上千年，但在東方蒙古帝國強大勢力的沖擊下，極度缺乏安全感，人口劣勢明顯的西方爆發出了極大的潛力。

而我們從宋朝開始，知識、科技、百業等大爆發，但封建王朝強大的大一統堡壘抑制這些大爆發轉變為制度變革。

從歷史現實的角度看，這也不是宋朝統治者自身的錯，畢竟他們是五代十國那個殺得人頭滾滾，吃人和會餐差不多的時代親歷者，維持穩定避免再次分裂幾乎就是唯一選擇。

但文化信仰的絕對統一在不斷技術升級的暴力面前終究會失去抵抗力，于是在西方技術進步的同時，我們這邊蒙宋戰爭和明清戰爭兩次打斷了技術萌芽的進程，崖山跳海，南明的苦苦掙扎，文化信仰優勢終究是擋不住帝國崩塌的命運。

這兩場戰爭不是簡單的朝代更迭，而是伴隨著巨大的殺戮，武力征服與路徑依賴下的文化禁錮進一步強化大一統的同時，拖住的是科技進步的腳步。

在我們躺平的情況下，西方16世紀后迅速崛起，以被我們長期鄙視的奇技淫巧完成了對我們的全面壓制。以整個人類歷史為參照的話，西方幾乎是一夜之間創造出了新世界。

如今經過百年屈辱被打醒后的超強糾錯能力，使我們已經完全有能力在文化信仰和科學技術層面應對所有外來勢力的威脅。

應該承認西方在科技層面還是具有很大優勢的，但在我們開啟雙線程模式，堅持傳統文化信仰，同時注重發展科學技術的前提下，重新回到全球領導地位只是時間問題。

這是西方絕對無法容忍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個統一的能保持穩定的文化信仰，靠與科技文明有本質矛盾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整合整個西方世界的。

當科技不再領先，無法依賴科學技術帶來的產品溢價作為粘合劑把西方世界粘合在一起，他們將面臨的一定是比《太平年》那個歷史背景更為悲慘的結局，而且無解。

這是西方對我們充滿敵意的根本原因，在他們的世界觀里，是我們拿走了本該屬于他們的東西，上帝也救不了，撕破臉做最后的反撲是肯定的。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對于文化信仰還停留在千年之前的西方而言，這個是絕對無法調和的。我們得想開了，招人恨其實恰恰是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