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閱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四大帝國

出于個人興趣，在2025年，我讀的書仍然大多是歷史書。倒不是說我不喜歡文學，而是因為對于文學書，我越來越多地采用聽有聲書的方式，在碎片時間“讀”完。歷史書往往有很多地圖和圖表，所以還是需要經常在手里摩挲。

這一年，我有計劃地讀了一批關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歷史的書。

首先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即魏瑪共和國。幾年前，我在寫作《德意志貴族：一個群體的生活、歷史與命運》一書的準備過程中，閱讀并參考了德國歷史學家斯特凡·馬利諾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的《從國王到元首》（Vom K?nig zum Führer）。這部書是研究貴族與納粹關系的名著。作者挖掘了這一時期大量的貴族私人通信、日記和回憶錄，對貴族在德國走向納粹統治這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給出了非常負面的評價。他認為，對資產階級、城市文化、自由主義、議會制都抱有敵意（至少是冷漠）的貴族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興起的形形色色“新右派”（或曰：保守主義革命）一拍即合、互相利用，為納粹上臺鋪平了道路，甚至有大批貴族赤膊上陣，直接為納粹鞍前馬后地效力。馬利諾夫斯基指出，德國東部和北部的貴族比西部和南部的貴族更傾向于納粹，新教貴族比天主教貴族更傾向于納粹，貧窮貴族比富裕貴族更傾向于納粹，年輕貴族比年老貴族更傾向于納粹。

馬利諾夫斯基在2021年出了一部新作《霍亨索倫家族與納粹》（Die Hohenzollern und die Nazis），不過我是在2025年才讀到。這本書講的就是德國皇室在退位之后與納粹的關系，算是上一本書的延伸與深挖。按照馬利諾夫斯基的說法，此書緣起于他為德國政府做的一次咨詢工作。

2014年，德國政府請馬利諾夫斯基就末代皇儲（即末代德皇威廉二世的兒子）是否曾支持納粹這一問題撰寫一份專家意見。德國政府為什么對這個歷史問題感興趣呢？因為霍亨索倫家族向德國政府提出了巨額的賠償要求。像許多其他貴族家族一樣，霍亨索倫家族在1945年之后被共產主義政權沒收了財產。德國于1994年（即德國統一后不久）頒布的一項法律規定，被剝奪財產者可以申請賠償；但如果相關財產的最后所有者曾有效支持過納粹政權，則喪失此權利。于是，霍亨索倫家族能不能收回大批財產（包括宮殿、城堡、土地和藝術品），就成了一個需要歷史學家介入的問題。

爭論的焦點最初是法律層面的，后來也進入了公眾視野，因為最遲從2019年起，這個問題在德國吸引了數百萬公眾的關注。在這個本身相當小的法律問題的背后，存在著一個更大的歷史問題，即保守派精英與納粹的關系，以及部分保守派精英是否以及如何對1933年起納粹獨裁政權的產生負有責任。

馬利諾夫斯基給出的意見是，霍亨索倫家族對于納粹上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希特勒有許多共謀和勾結。這樣的話當然是霍亨索倫家族不愿意聽的。他們非常強硬地試圖通過法律手段攻擊批評他們的聲音，包括德國大多數主要報紙和媒體公司，甚至對馬利諾夫斯基本人提起訴訟，不過最終敗訴。后來馬利諾夫斯基將他之前寫給德國政府的專家意見予以擴充，于是有了這本書。它在德國轟動一時，因為再次牽動了德國人的敏感神經，對希望了解現當代德國史的中國讀者，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長期感興趣的另一個話題是，一戰結束之后，德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四頂皇冠落地，這些國家除了德國之外都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許多民族趁機獨立。秦失其鹿，群雄逐之。或者恰似亞歷山大大帝駕崩之后，他的部將（即所謂“繼業者”）紛紛裂土分疆，建立自己的朝廷。

1918年也有一批“繼業者”，他們對幾個舊帝國或是反叛，或是試圖維護其傳統，在這個過程中重塑了世界格局。其中最成功的，當然要數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人領導的蘇聯。還有其他一些人，在俄羅斯帝國的“死尸”之上建立了新國家，比如現代波蘭國父畢蘇斯基、現代芬蘭國父曼納海姆。畢蘇斯基是反對帝俄的波蘭民族主義者，為了爭取波蘭民族獨立而在世界大戰中與德奧合作，但在德奧失敗之后迅速轉變立場，成為一個親西方的領導人。曼納海姆是對帝俄忠心耿耿的高級將領，卻在俄羅斯帝國敗亡后成為獨立芬蘭的建立者。這兩位歷史人物，目前在中文世界仍缺乏嚴肅的介紹。我讀了兩本英文傳記，都相當值得推薦，分別是Joshua D. Zimmerman的Jozef Pilsudski：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Poland（畢蘇斯基：現代波蘭的國父）；Jonathan Clements的Mannerheim: President, Soldier, Spy（曼納海姆：總統、軍人與間諜）。

這兩位勝利的繼業者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不得不面對本國極度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波蘭的情況可能更差一些），在納粹德國與蘇聯之間走鋼絲，并且都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不過，最終兩人都對民主制度失望。畢蘇斯基從社會主義者蛻變為軍事獨裁者，而曼納海姆從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白軍頭目”，演變成一個幾乎得到全民愛戴、甚至左派也能接受的人物，并且抵制住了建立自己的個人獨裁的巨大誘惑。兩人的不同軌跡是很耐人尋味的。

曼納海姆格外有趣的一點是，他曾作為俄軍總參謀部的情報人員，混跡于伯希和的科考隊，深入中國新疆、甘肅等地，留下了大量照片和文字記錄，對于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很有幫助。

上面兩位都是俄羅斯帝國崩潰之后取得成功的“繼業者”。與他們相對，有好幾位失敗人物。最顯著的就是曾經兵鋒直指莫斯科的白軍將領鄧尼金與高爾察克。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兩位的名字，還是小時候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提到“鄧尼金匪幫”“高爾察克匪幫”。但對于這兩位究竟是怎樣的“匪”，白軍究竟是怎樣的一支勢力，俄國內戰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其實不甚了了，對這個話題也興趣盎然，因此找了相關的書來讀。

我首先讀了一本鄧尼金傳記，書名為White Against Red：The Life of General Anton Denikin（紅白內戰：安東·鄧尼金將軍傳），作者為Dimitry V. Lehovich。此人在1918年作為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加入了鄧尼金白軍，后流亡美國，成為銀行家。Lehovich在美國結識了鄧尼金的遺孀，得到信任，得以研究鄧尼金留下的大量文獻，后來為自己的老長官寫了這部傳記。

雖然Lehovich并非學術出身，但至少從表面上看，他這本書還是遵循學術規范的，以文獻為基礎。他對鄧尼金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但也不避諱白軍的種種令人發指的罪行，對老長官也有不少批評。在他筆下，鄧尼金是一個有缺陷的俄羅斯愛國者，他的人生是一部悲壯的史詩。這本書雖名為鄧尼金傳記，實則是以鄧尼金生平為線索的俄國革命與內戰史（不過對高爾察克的敘述比較簡略），而且文筆生動、分析細致。

與很多反蘇的俄國人不同，鄧尼金在二戰期間堅決反對與納粹德國合作，極力支持蘇聯（或者說，在他眼里是俄羅斯人）的抗戰，這一點大概是他在今天得到部分“平反”的原因之一。從2005年鄧尼金遺體經普京同意在俄羅斯境內高規格下葬來看，“鄧尼金是俄羅斯愛國者”的觀點似乎在今日俄羅斯得到相當程度的認可。

高爾察克是另一位白軍統帥，主要在西伯利亞和遠東活動，一度自立為“俄國最高統治者”。我找到了一本關于他的學術著作Civil War in Siberia：The Anti-Bolshevik Government of Admiral Kolchak, 1918–1920（西伯利亞的內戰：高爾察克海軍上將的反布爾什維克政府），作者為Jonathan D. Smele。這本書比Lehovich的傳記要枯燥（或者說學術）很多，但讀進去之后令人不禁為作者的深厚功力贊嘆。

Smele的著作讓我比較清晰地了解了俄國內戰期間無數個派系（而不僅僅是紅白兩個）之間錯綜復雜的分野、令人眼花繚亂的排列組合以及你死我活的殘酷爭斗。相比鄧尼金，高爾察克似乎有著嚴重的人格缺陷，雖然也被公認為是俄羅斯愛國者，但顯然更像個頑固“老保”。不過，有意思的是，近些年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對高爾察克的評價相當高，前些年還拍了電影來緬懷他。

羅曼·馮·溫甘倫-施特恩貝格（Roman von Ungern-Sternberg）男爵也是一個白軍頭目，但他的命運與上面兩位幾乎完全隔離，倒是與中國有著奇異的聯系。我讀了他的傳記The Bloody White Baron（血腥的白男爵），作者為James Palmer。這本書看上去不是很學術，頗有些地方可疑，但似乎也沒有更好的了解溫甘倫的書，所以暫時只能讀它。溫甘倫自己曾銷毀大量文字資料，也給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巨大困難。

溫甘倫滿腦子神秘主義，希望在東方找到密謀者神秘力量來恢復君主制。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信奉君權神授的溫甘倫與紅色政權勢不兩立，但又不服從反共力量領導人高爾察克，所以溫甘倫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此時俄國天下大亂，形形色色的武裝力量多如牛毛。溫甘倫組建了所謂“亞洲騎兵師”，兵員據說有16個民族，包括俄國人、布里亞特人、蒙古人、漢人、滿族人、西藏人、波蘭人和日本人。憑借這支力量，溫甘倫在俄國遠東地區開辟了自己的地盤，與紅軍對抗，同時實施白色恐怖統治。他的敵人稱他為“瘋男爵”。

溫甘倫的最著名行動是以1500人的亞洲騎兵師打敗中國軍隊，奪取外蒙古，并幫助外蒙的宗教和世俗領袖活佛博克多汗于1921年2月恢復大汗之位。博克多汗冊封俄羅斯帝國陸軍中將溫甘倫男爵為親王。溫甘倫成為外蒙的實際掌權者，大肆迫害和殺戮猶太人以及他眼中的“赤色分子”。很多蒙古人相信他是藏傳佛教中戰神的化身，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化身。傳說他的長遠計劃是以亞洲為基地，借助馬背民族的力量恢復羅曼諾夫皇朝在俄國的統治。

然而這個幻夢注定要破滅，1921年9月，擁有飛機大炮和裝甲車的蘇俄紅軍打敗溫甘倫的薄弱騎兵隊伍。溫甘倫本人被俘，遭到審判和槍決。他的死訊傳到蒙古，博克多汗命令全國的喇嘛寺為溫甘倫舉辦悼念儀式。

上面幾本書都與俄國的繼業者有關。奧匈帝國崩潰后也有兩個繼業者，一是匈牙利，二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與遙遠的俄國也捆綁在一起。這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夠得到西方列強承認，是因為它在一戰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有數萬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俄國組成了“捷克軍團”。我讀的相關作品是Dreams of a Great Small Nation：The Mutinous Army that Threatened a Revolution, Destroyed an Empire, Founded a Republic, and Remade the Map of Europe（一個小國的夢想），作者為Kevin J McNamara。

捷克軍團起初在俄軍框架內作戰，對抗德奧，表現不俗。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之后，布爾什維克掌權，急于退出戰爭，捷克軍團還希望繼續對德作戰，于是繞了一個大彎，從俄國西部向東，經西伯利亞大鐵路撤退，希望撤至海參崴，乘船返回歐洲，再次參戰。不料途中與布爾什維克發生沖突，捷克軍團一怒之下奪取了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并干預俄國內戰。高爾察克等人正是在捷克軍團控制鐵路生命線的情況下才得以舉事的。然而高爾察克倒行逆施，在軍事上也一敗涂地。捷克軍團本來就是在協約國最高統帥部的壓力之下才留在西伯利亞幫助高爾察克，捷克領導人也希望由此獲得協約國的承認。現在眼睜睜看著高爾察克是扶不起的阿斗，捷克軍團的官兵們又渴望回家，于是他們與紅色陣營達成協議，把窮途末路的高爾察克交了出去，然后自己從海參崴撤退回國。白軍固然詛咒捷克軍團對他們的“背叛”，但這場西伯利亞萬里長征鍛煉了捷克人，也幫助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得到國際承認。

匈牙利原本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算是一戰的戰敗國，戰爭結束之后就遭到周邊國家（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群起而攻之，損失大片領土。匈牙利國內也爆發了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了繼蘇俄之后的第二個蘇維埃共和國。在這關頭，曾經的奧匈帝國海軍將領霍爾蒂領導保守派勢力，在協約國的幫助下顛覆了共和國，建立新政權。霍爾蒂還被推舉為攝政王，但實際上是個獨裁者。他曾在奧匈帝國的末代皇帝卡爾面前淚流滿面，發誓要竭盡全力幫助卡爾重登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寶座。但他不僅沒有動一根指頭去迎回哈布斯堡皇室，還在卡爾兩次企圖復辟時對其加以武力鎮壓。

面對蘇聯和納粹德國，霍爾蒂也不得不謹小慎微地踩鋼絲，這一點很像曼納海姆，但霍爾蒂不如他成功，運氣也不如他。霍爾蒂是獨裁者沒錯，但他阻止了更極端的勢力上臺，在極其糟糕的局面下盡可能維持所剩不多的體面，這一點比較像畢蘇斯基。霍爾蒂的智識水平不高，但潛意識里知道自己水平不高，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能夠任用一些開明、高水平、溫和的政治家。但他又軟耳根子，容易受極右翼的影響。他的思想過于傳統和保守，遠遠落后于時代，但還保留一些老派的體面。這種復雜性格的表現形式就是缺乏原則性，忽左忽右。但他的運氣又不錯，得以善終。

霍爾蒂在二戰之后流亡期間用德文寫了回憶錄Ein Leben für Ungarn（為匈牙利的一生），記述從青年時代至二戰終結的諸多個人經歷。他聲稱在結識希特勒的大多數時間里都對其心存疑慮，并始終致力于為匈牙利采取最佳決策、任命最賢能的官員。同時他強調匈牙利自一戰結束以來屢遭他國不公對待。作為少數幸存的軸心國元首，霍爾蒂成為戰后得以撰寫回憶錄的獨特歷史見證者。

當然了，他的這本回憶錄固然有趣，也保存了相當多的細節，但我還是覺得其中有不少怨天尤人和扭曲事實，難以當作嚴肅史料看待。后來我找到一本學術型傳記，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back. Miklo's Horthy, 1918-1944（馬背上的匈牙利海軍上將），作者為Thomas Sakmyste，這本書算是更平衡地了解霍爾蒂與兩次大戰之間匈牙利的重要資料。

奧斯曼帝國也是毀于一戰，它覆滅之后，也有一些繼業者。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凱末爾。他原本是帝國的高級將領（與曼納海姆類似），在國家危亡之際力挽狂瀾，將奧斯曼帝國收縮和改造為土耳其人的民族國家。他還推行“文化革命”，對積貧積弱的舊社會進行世俗化與現代化，包括啟用拉丁字母作為土耳其語的文字，改善女性權益、取消宗教勢力的特權等等。我讀了德國學者Klaus Kreiser的傳記Atatürk：Eine Biographie（阿塔圖爾克傳），受益良多。

對我來說尤其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一般對凱末爾的印象十分正面，認為他是開明的現代化改革家。但從這本傳記里，我了解到，凱末爾到晚年似乎也不能免俗，沉迷于偉人的自大狂的幻夢，搞了不少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誕的個人崇拜，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李森科主義”。凱末爾對顱相學、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的濃厚興趣，也與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思想有關聯：他需要證明突厥民族是一種高等民族，屬于白種人，而不是西方種族主義者蔑視的黃種人。成了國家領導人（實際上也是獨裁者）之后，他運用國家資源開展這些方面的研究，邀請了不少西方老專家，當然也會被其誤導或甚至詐騙。凱末爾還親自指導了“太陽語言理論”的制定。該語言學理論提出：所有人類語言都源于中亞的一種原始突厥語；突厥是人類第一個文明；土耳其語是所有印歐語和閃族語言的祖宗。毋庸贅言，這是極為荒誕的。但凱末爾規定其為大學所有專業的必修課。凱末爾死后，該理論就無人理睬。

在奧斯曼帝國晚期，阿拉伯半島實際上就不受帝國中央的直接管轄，享受自治，并且是諸侯混戰。一戰期間，英國人極力拉攏阿拉伯人，共同反對奧斯曼帝國。最有名的例子當然是“阿拉伯的勞倫斯”，我還翻譯過美國學者斯科特·安德森的傳記《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英國情報軍官勞倫斯拉攏的是麥加統治者哈希姆家族（其后人至今仍是約旦國王），但實際上另一批英國人同時在拉攏阿拉伯半島的另一支勢力：沙特家族。

我讀了Barbara Bray的Ibn Saud （伊本·沙特傳）。這是一部相當精彩的傳記，以傳主的人生履歷為線索，串聯起阿拉伯半島乃至更廣闊地區的歷史、社會文化、民俗等。好的傳記就應當是這樣。伊本·沙特作為現代沙特阿拉伯王國的第一代國王，從寄人籬下的流亡者，一刀一槍，殺出自己的天下，非常具有中世紀騎士的傳奇色彩。他作為一個前現代國家的專制君主，不得不與20世紀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在這過程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文化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