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榮新江《大漠豐碑：出土文獻所見西域史地》的三把鑰匙

新近出版的《大漠豐碑：出土文獻所見西域史地》收錄了榮新江教授過去四十余年間的三十多篇論文，內容涵蓋西域史地，敦煌吐魯番學、邊疆民族史等研究領域。一般而言，論文結集省卻了讀者查找搜羅之勞，比如著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叢書便是基于此而誕生。不過，對于治學有整體規劃與宏觀考量的學者，如果我們孤立地閱讀他的單篇論文，雖能學習具體的研究成果，卻還不足以把握其整體內涵。在此意義上，論文集便具備了更深層的學術價值。法國“年鑒學派”草創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兩卷本《歷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對封建社會、社會學理論和歷史比較方法等各方面的思考才有了系統化的呈現。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大漠豐碑》一書同樣使我們對作者四十年來的學術工作與事業獲得某些整體性的認識，即筆者眼中閱讀《大漠豐碑》的三把“鑰匙”。

榮新江著《大漠豐碑：出土文獻所見西域史地》

第一把鑰匙是“西域歷史由諸民族共同創造”的學術思想，它是串聯本書中研究西域史地和邊疆民族的多篇論文的關鍵線索。這一學術思想最早公開成文的表達應是作者完稿于1985年7月30日的碩士學位論文《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系》。當時年甫廿五的作者在文末結語處提出“河西和西域的歷史是諸民族共同創造的”，進而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國所能做到的物資調配的情況下，用交換物品來補充自己并從中獲利的中繼貿易在各個地方政權間展開”和“當時文化水平發展較高的沙州、西州、于闐等地產生的佛教文獻或藝術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晶”。本書所收諸文中最早完成的《小月氏考》《龍家考》《通頰考》《唐代河西地區鐵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都與作者的碩士論文密切相關，是故它們的醞釀、撰寫、修訂和刊出雖相距十余年時間，但合而觀之，即能看出四篇論文統一且貫通的思想。比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時，一反蒲立本、榎一雄從民族遷徙的角度探討小月氏的蹤跡，而是從民族融合的角度考察小月氏的演變；追溯龍家、通頰和入居河西的鐵勒，也是考察他們融于當地的歷史過程。

榮新江碩士學位論文封面

沿著“西域歷史共同創造說”繼續閱讀，我們便能前引后牽地勾連起本書中其他若干篇論文或詞條。《所謂“吐火羅語”名稱再議》解釋了龜茲北庭間的“吐火羅”如何在高昌回鶻與當地說印歐語的胡人間的互動中“產生”；《唐貞觀初年張弼出使西域與絲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史事新證》鉤沉了兩名早已在歷史中散佚的唐朝使者奉使西域的事跡；《從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動——以哥邏祿熾俟家族為中心》考察了說突厥語的熾俟家族從西域至長安的移動和生活軌跡（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熾俟弘福正是本書收錄的《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唐龍朔年間哥邏祿部落破散問題》一文中熾俟步失之孫）；《“西域”概念的變化與唐朝“邊境”的西移》展現了唐朝對西域的成功經營，特別是安西四鎮的開拓，使時人的“西域”觀念悄然變化；利用出土文獻和文物論述于闐與敦煌兩座綠洲城市間文化交流的兩篇論文及“裴矩”“王玄策”兩個人物詞條，實際都是對參與創造西域歷史者的關注。還值得注意的是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個詞條改訂合編而成的《西域綠洲王國簡史》，這四個詞條首列說不同語言的不同人群對該地的稱呼，并注意綜合利用漢文史料和于闐語《佛本生贊》、焉耆語《彌勒會見記》、出身疏勒的優素福·哈吉甫創作的《福樂智慧》等當地非漢文材料論述四地的歷史文化。

第二把鑰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質交流與文化交流間的壁壘，轉而分析兩種交流間互動過程的框架性理論。《紙對佛典在西域傳播的貢獻》一文從佛典的書寫載體切入，展現了一個復雜宏大的文明交流圖景：佛典早期的書寫載體是沉重的樺樹皮，故其初傳中原時仰賴口頭傳授的方式；而當中原紙張向西傳入西域后，反過來促使佛典的傳播；不僅如此，作者還將紙張的傳播與我們此前熟悉的若干史實聯系起來，如魏晉至唐初的求法活動，以及《華嚴》《般若》《涅槃》等規模龐大的佛典傳入中原。在既有研究中，物質層面的紙張傳播與文化層面的佛典傳抄、譯經求法等活動分屬不同研究領域，前者為科技史研究者所關注，后者則是佛教史的領地。在中外關系史的一般敘述中，紙張傳播或佛典傳播也是分開講述的兩部分。然而，作者卻在紙張傳播史與佛教文化傳播史之間構筑起一座橋梁，為我們呈現出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復雜交流過程。當量子力學研究在20世紀方興未艾但引發物理學家更多的困惑時，愛因斯坦曾指出：“理論決定了我們能觀察到什么。”作者對“紙”與“佛典”傳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個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論，指引研究者觀察區域間或文明間交流時關注物質與文化兩個交流層面間的聯系與互動。

2005年榮新江在樓蘭考察途中拍攝

第三把鑰匙是作者發出中國聲音、提升中國學術地位的事業及其背后的愛國主義精神。本書收錄的《通頰考》等多篇論文和《敦煌學十八講》《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等論著早已譽滿國際，不必贅言。我在此想要申論的是《所謂“圖木舒克語”文書中的“gyā?di-”》和《據史德語考》兩篇論文的意義，它們在作者迄今發表的數百篇論文中似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位于新疆西部的圖木舒克遺址出土了婆羅米文、吐火羅文、漢文、回鶻文等多種文字寫成的文書，其中一類由婆羅米文書寫的某種伊朗語一度困擾了研究者。1950年，貝利（H. W. Bailey）用地名“圖木舒克”稱呼該語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圖木舒克語（Tumshuqese）”稱呼這種語言。然而，這種定名卻存在嚴重問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種語言屬于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分支，但“圖木舒克（Tumshuq）”卻非伊朗語詞，而是突厥語詞，且直到11世紀后期才出現，比該語言的使用時間早了數個世紀，而且國際上命名古語言的通行做法是“名從主人”。所以用一個突厥化的地名命名一種更早的東伊朗語極不合適，說這種語言的人們也絕不可能認為自己所說的是“圖木舒克語”。伊朗學家們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這個成問題的稱呼，甚至現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為他們不認為有必要考慮中國新疆某個區域的豐富歷史，或是深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們的所思所想。這些研究者對中國同行其實頗為友好。

1985年榮新江（中）前往劍橋拜訪貝利（左）

在作者“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旅程中，貝利、恩默瑞克都曾熱情接待了作者，后者還是《據史德語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導師。但正是他們這種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說明歐美學界自殖民時代以來的“東方學”思維，即遠在中國新疆的研究對象是一種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們才用一個后起的地名頗為隨意地“覆蓋”了之前據史德的歷史。這些古語言的主人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所面對的境遇正如薩義德（E. W. Said）援引馬克思的名言對“東方”所作的評論——“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達”。事實上，這種境遇也是二十世紀敦煌學和西域史地學術史的一個隱喻。近代以來，英、法、德、俄、日等各國探險隊先后來到中國劫掠敦煌、吐魯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隨后這些國家又以各自掠奪的文物為基礎，積累起豐厚的學術成果。這種在資料和研究上的雙重窘境正是中國學者曾經不得不面對的不利局面。20世紀初，羅振玉等學者研究的敦煌文書仰賴伯希和（P. Pelliot）攜帶的寫卷；20世紀末，日本學者自矜“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陳寅恪一度哀嘆：“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只有置于此學術語境，這兩篇論文才能彰顯其真正的意義。于1991年發表在日本《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謂“圖木舒克語”文書中的“gyā?di-”》，詳舉語言學和歷史學的證據，論證文書年代為唐朝據有塔里木盆地時期。通過梳理當地歷史沿革，作者指出“圖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據史德。最為重要的是，作者從這種語言寫成的文書中檢出“gyā?di-”一詞并將之可信地比定為“據史德”；并檢出藏文文獻《僧伽伐彈那授記》中的Gus-tig來自漢文“據史德”作為佐證。作者與段晴教授合撰的《據史德語考》進一步從語言學和歷史學兩方面反駁了此語言為疏勒語的觀點。盡管已刊布的據史德語文書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據史德的人們至此終于通過這些僅存的殘片向后來者宣示，他們與什么圖木舒克沒有任何關系，他們來自據史德：

jezdam-purā-ā x?ande gyā?diyā ride wāsudewā x?imane x?ane ?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統治者、尉頭/據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所以，《所謂“圖木舒克語”文書中的“gyā?di-”》和《據史德語考》兩篇論文的意義不僅是在國際上發出中國聲音，也是為埋藏在黃沙之下的人們擺脫“東方學”陰影的遮蔽，發出自己的“聲音”。我想，這兩篇論文和本書所收其他論文，乃至“滿世界尋找敦煌”與整理刊布出土文獻的事業，實際都可以從這個意義加以理解，而它們背后的共同根基則是作者的拳拳愛國精神。

在追隨榮老師學習的過程中，我有兩件印象深刻的事或可幫助讀者對此有更深的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內田吟風等日本學者譯注的《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時，把出版年份徑抄作“昭和某年”而未換作公元紀年。老師對此批注道：“怎么能用戰犯的年號！”此事雖已過去十年，但寫下此事仍令我感到冷汗淋漓。第二件事是我在走上工作崗位后某次和老師閑聊時提起，我在備課時注意到他不用社會上，乃至學界最常見的“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稱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譯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對此，榮老師淡然地答道：“本來不就如此嗎？”是啊，本來不就如此嗎？但為何人們總像國外學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圖木舒克語”一樣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細繹近年歷史學議題的更新，西域史地和邊疆民族研究、中外關系史與文明交流研究吸引著學界內外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學界正逐漸嘗試向世界發出更多的聲音。而這一切其實都是作者在過去四十多年間投身其中的事業。也正因此，本書收錄的新舊“預流”論文以及文字背后傳達出的思想、理論與精神這“三把鑰匙”，將在當下和今后愈發顯示出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