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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9日上午10點，奧地利山地救援隊的隊員們在格羅斯格洛克納峰（Gro?glockner）找到了克爾斯滕·格特納（Kerstin Gurtner）。
她早已死去多時，死因是失溫。
前一天，她和男友托馬斯·普蘭伯格（Thomas Plamberger）一起出發，目標是登頂格羅斯格洛克納，這是奧地利最高峰，海拔3798米。
托馬斯安全下了山，獨自一人，他把克爾斯滕留在了山上，永遠留在了那里。
這件事發生后，奧地利媒體做了大量報道：一個攀登格洛克納峰超過14次的老手，把沒有冬季高山經驗的女友帶上了全年最兇險的路線，在她虛脫、失溫、無法動彈的時候，一個人下山了。
警方搜救直升機當晚飛來盤旋了六圈，他一個信號都沒發。
凌晨兩點，他把她扔在距山頂約五十米的地方，轉身離開。
直到凌晨三點半，才打出第一通真正意義上的求救電話。
幾個月前，我們剛剛寫過了這個故事，這里就不多贅述。（）
今年2月，法庭開庭，很多此前從未公開過的細節浮出水面，這件事變得更讓人看不懂了。
在此之前，我們得先介紹一下登山難度評級的概念。
國際登山聯合會將登山、攀巖難度分成12級，不過7~12級幾乎可以理解為“非人類難度”，大多數路線都處于1~6級范圍內。
這次事故當中，托馬斯和克爾斯滕走的是格洛克納峰的斯圖德爾脊（Stüdlgrat）路線。
（庭審上的托馬斯，奧地利媒體給他打了碼）
在夏天，斯圖德爾脊路線大部分屬于3級，只有小部分難點路段可以達到4級，總體來說算中等難度；而到了冬天，冰雪覆蓋、暴風肆虐，難度會直接飆上去，就不能用單純的3~4級去理解了。
托馬斯36歲，格洛克納峰他登頂過數次，走的正是斯圖德爾脊路線，重點在于其中三次是在冬季——他是有冬季經驗的。
克爾斯滕不然。之前的報道中，許多媒體將克爾斯滕描述為一個純新手，但根據目前的更新，這一說法是錯誤的——克爾斯滕并非純小白，她攀登過瓦茨曼東壁（5級）、達赫斯坦南壁（5+級），有一定的資歷。
但是，克爾斯滕從來沒在冬季走過這個難度級別的高山路線。這是第一次。
這對情侶之間最大的差距，不在登山經驗上，而在冬季經驗上。
（冬季的斯圖德爾脊）
2025年1月18日，那天的天氣預報說得清清楚楚：74公里每小時的風速，氣溫零下8度，加上風寒效應體感接近零下20度。
他們比計劃晚了整整兩個小時，早上6點45分才從山腳出發，導致到太陽落山后還要繼續攀登。
當天沿途遇到的其他登山隊，在同樣的節點一個個選擇了撤退，托馬斯和克爾斯滕沒有。
下午5點22分，克爾斯滕曾拿起手機撥打求救電話，卻記錯了號碼。山地救援是140，她撥的149，沒有接通。
隨后她給母親發了條短信說“我們的行程結束了”——大概是怕母親擔心，順手撒了個謊。
晚上8點多，她在巖壁上滑落了一下，被繩子拉住，但髖部和手受傷了。
從這個時候起，兩人基本上已經被困在山上。
先前的文章里我們也提過，其實格洛克納峰外是有攝像頭一直對著的，在夜色當中，兩人的頭燈非常顯眼。其他登山者看到了山頂有兩個人遲遲沒有下來，這在冬天并不常見，所以通知了警方。
（夜晚的燈光非常顯眼）
晚上10點半，警方搜救直升機趕來，在他們附近盤旋了整整六圈，探照燈打開，照亮了周圍。
飛行員實際已經看到了山上有動靜，但托馬斯沒有發出任何求救信號，飛行員以為人沒事，就飛走了。
這里得解釋一下，這并不是飛行員“瀆職”，因為在阿爾卑斯山區，許多硬核登山者會刻意選擇在夜間或凌晨攀登，或在巖壁上露宿。
直升機在夜間、在那種風速下，根本無法在陡峭的山脊上降落，也沒辦法靠近到直接喊話確認。
看到動靜但沒有求救信號，說明他們確定不需要救援，飛走是符合操作規程的。
但對警方而言，這并不意味著危機解除，他們需要和山上的二人取得聯系，確認他們真的打算夜攀，所以在這之后，警方還一直在給托馬斯打電話。
問題是他始終不接。
直到凌晨12點35分，托馬斯才終于接起電話，此時距離直升機飛走已經過去了2個小時。
（托馬斯和他的律師）
但即便到這時，托馬斯依舊在電話里表示一切正常，他們不需要直升機。
此后他的手機就再沒人接聽，發去的信息也全部石沉大海。
后來，負責接線的警察在法庭上明確作證：“那通電話，絕對不是求救。”
凌晨兩點，托馬斯把克爾斯滕留在距山頂約50米的地方，獨自翻過頂峰，往另一側下山了。
他沒有給她撐開緊急露營袋——那個袋子一直在她背包里，他走的時候連那個幾公斤重的背包也沒幫她摘下來。什么都沒有做，就走了。
托馬斯后來說，臨走前克爾斯滕主動對他喊了一聲“走吧，快走”，他這才下定決定將她拋棄，他說這句話救了他的命。
但是，克爾斯滕真的說了這句話嗎？沒人能知道。
總之到了凌晨三點半，托馬斯走到了山下，才打出了第一通真正的求救電話。
但那時已經太晚了。
2026年2月19日，庭審在因斯布魯克開庭，來了超過50名記者，把法庭圍得水泄不通。
（法庭外的大批記者）
這場庭審持續了整整13.5個小時。最讓所有人沒想到的，不是檢察官擺出的那些證據，而是一個突然出現在證人席上的名字：Andrea B.
這人是托馬斯的前女友。
她告訴法庭，2023年夏天，托馬斯曾帶著她攀登格羅斯格洛克納。
下山途中，兩人起了爭執，因為她太慢了，想走不同的路線。然后，托馬斯一聲沒吭，突然就轉身走掉了。
Andrea說因為耗時太長、自己拖慢了進度，她當時“心情很糟糕”；
而托馬斯面對她的抱怨和緩慢的速度，顯然徹底失去了耐心：“我們當時在夜間下撤。我想走另一條路。我當時已經精疲力竭了。”
“他就這么不見了，深更半夜，山里，我的頭燈沒電了，漆黑一片。我又哭又喊，沒有人回應。他就這樣把我一個人留下了。”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當時是夏天，比冬天暖和得多，Andrea最終還是活了下來，自己下了山。
（出自奧地利媒體報道，原文是德語，此處機翻）
但這件事她從來沒有對外說過，一沉默就是兩年，直到檢察官把她傳上證人席。
對檢察官而言，Andrea的證詞讓整個案子的性質一下變了，從“意外”，變成了一種“可復制的作業”——誰知道他是不是從這次登山得到了殺人的靈感？
登山雜志《Climbing》更是把Andrea的證詞，稱為“壓垮被告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到這里還沒完，因為克爾斯滕的母親格特勞德（Gertraud Gurtner）出庭了。最讓人沒想到的是，她不是來控訴托馬斯的，是來替他說話的。
她說，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是“政治迫害”。克爾斯滕是個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她的意思是，媒體把克爾斯滕描繪成了一個“被人拖上山的可憐小傻瓜”，她不希望女兒給世界留下的最后印象是這樣。最后她提交了一份書面聲明：“我們的女兒為自己承擔了責任，我們不能責怪她的男友。”
為使判罰盡可能公平，奧地利專門派了諾伯特·霍費爾（Norbert Hofer）來擔任法官，他是一名山地救援志愿者，有相當豐富的登山經驗。
（托馬斯、法官霍費爾）
這個細節被很多報道單獨提了出來，在宣讀判決之前，他對托馬斯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不認為你是一個殺手，也不認為你是一個冷血的人。但如果你當時的選擇有所不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你的伴侶是可以活下來的。”
簡單來說，這次判罰有點出乎預料。
霍費爾對托馬斯頗為寬容，他駁回了檢察官的部分指控，比如出發太晚，并且認為凌晨那通電話“在主觀上屬于求救”。
他也承認了克爾斯滕母親的說法，認為她本人存在“共同疏失”，她是成年人，她自己選擇了繼續向上爬，怨不得別人。
最終，他判決過失殺人罪成立，5個月有期徒刑，緩期執行，附加9600歐元罰款。僅此而已。
不過目前雙方仍保留上訴權利，這個判罰倒也未必是最終結局。
（克爾斯滕）
遺憾的是，由于克爾斯滕的死，真相已經無從得知......
這真的是一場“過失殺人”嗎？還是完美犯罪？
ref:
https://www.krone.at/404919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austria-climber-thomas-p-convicted-manslaughter-b2924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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