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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紙判決,瞬間將特朗普置于輿論的風暴中心。
6比3的裁決結果,讓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折戟沉沙,被判定“超越法定授權”,公然侵犯了國會憲法賦予的關稅設定權。
消息如驚雷般炸響,輿論瞬間沸騰。有人歡呼這是司法的偉大勝利,有人卻痛斥大法官“背叛”初心。而在這喧囂之中,一個看似天真卻蘊含深刻的問題不斷被網友提及:“特朗普這下違法了,難道要坐牢嗎?”
這一問題乍聽簡單,實則觸及現代政治的核心痛點——權力與法律的邊界究竟該如何界定?今天,就讓我們深入剖析,不僅探討特朗普是否會身陷囹圄,更要揭示這場風波背后,究竟是誰在默默買單。
一、違的究竟是何“法”?
要弄清楚最高法院判特朗普“違法”的依據,首先得明確,這里違的并非刑法或民法,而是憲法意義上的“越權”。
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征關稅,然而最高法院認為,IEEPA主要是為總統處理金融制裁提供授權,國會當初制定此法時,從未想過將其用于征收關稅。畢竟,憲法明確規定關稅設定權屬于國會,總統無權繞過國會“借雞生蛋”。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判決書中直言不諱:“關鍵并非總統能否使用IEEPA,而是IEEPA本身就未賦予總統此項權力。”這就好比你給鄰居備用鑰匙,讓他幫忙收快遞,結果他卻擅自將你家客廳改成了麻將館。他確實違法了,但并非犯下偷竊罪,而是“超越授權”。特朗普所面臨的,正是這種“超越授權”的困境。
二、為何不會身陷囹圄?
既然違法,為何不將特朗普繩之以法?這背后,是美國政治法律體系中“違法”與“犯罪”之間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總統豁免權:第一道堅實防線
特朗普推行關稅政策,屬于總統任內的職務行為。美國法律對總統行使核心憲法職權給予了絕對豁免權,使其免于民事甚至刑事起訴。這并非是對特朗普個人的特殊保護,而是為了保障“總統”這一職位的穩定運行。試想,若每位總統卸任后都可能因政策決策而鋃鐺入獄,那誰還敢在任期內大膽決策?
違法性質迥異:第二道關鍵屏障
最高法院的判決,聚焦于“總統和國會誰說了算”這一憲法層面的權力糾葛,屬于公法領域的權力調整。而“坐牢”對應的是刑事犯罪,需要明確的犯罪意圖以及損害個人法益的行為,如受賄、欺詐、盜竊等。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雖使美國進口商多繳稅款、消費者承受更高物價、財政部面臨退稅壓力,但這些皆為政策后果,并非犯罪后果。政策失誤與犯罪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
執行者的“B計劃”:第三道靈活緩沖
就在最高法院宣判當天,特朗普迅速宣布啟動“B計劃”——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重新簽署命令征收10%的全球關稅。這表明其團隊早有備選方案,當一條路被堵死,便立刻切換至另一條。這種操作在法律框架內進行,進一步將事件定性為“政策博弈”,而非“違法犯罪”。
由此可見,這場風波自始至終都是一場權力的激烈攻防戰,而非罪與罰的嚴肅審判。
三、損失究竟由誰承擔?
既然無人坐牢,那如此巨大的損失,總得有人負責吧?答案是,有人承擔損失,卻無人擔責。要理清這筆糊涂賬,需先了解這場風波究竟產生了多少成本,其復雜程度遠超想象。
(一)看得見的賬單:1750億美元退稅
這是最為直觀的損失。若退稅全面執行,這筆巨額資金將從國庫中支出,國家成為直接買單者。然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
(二)看不見的賬單:政策折騰的隱形成本
1.政府行政成本:官僚機器的空轉
從特朗普依據IEEPA簽令征稅,到最高法院判決違法,再到啟動“B計劃”,這一系列流程中,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商務部、海關、司法部、財政部等眾多部門投入了大量人力。律師團隊日夜研究法律依據、起草行政命令;海關人員忙著調整系統、重新編碼、處理申訴;公務員頻繁開會、撰寫報告、應對質詢。這些人員均領取工資,他們本可投身于其他更有價值的工作,卻因這場“法律試驗”耗費大量精力。這筆費用不會出現在退稅支票上,卻真實地由納稅人承擔,納稅人相當于支付了雙倍薪水,讓同一工作被重復完成。
2.企業合規成本:真金白銀付諸東流
假設你是一家美國進口商,2023年特朗普宣布對某類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你不得不花錢請律師解讀政策,調整供應鏈尋找替代供應商,為此可能多花費20%的成本;還要修改合同,與客戶重新談判價格;升級報關系統,培訓員工適應新規則。然而,最高法院一紙判決宣布之前政策違法,多交關稅可退稅。這看似是好消息,實則噩夢才剛開始。更換供應商的合同已簽,能否退款?重新談判的價格,客戶是否愿意改回?升級的系統、培訓的員工,難道都白費了?更關鍵的是,特朗普啟動“B計劃”后,關稅再次來襲,企業是否又要重新調整供應鏈、再次聘請律師?這種不確定性,對企業而言比關稅本身更為可怕。政策折騰的成本,最終要么由企業獨自承受,要么轉嫁給消費者,普通民眾終究成為最終的買單人。
3.司法系統成本:每一場官司都是金錢的燃燒
最高法院9個大法官以6比3作出判決,看似只是一紙文書,但背后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下級法院先行審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接著二審,最后才到最高法院。雙方提交幾百頁的法律文書,大法官們需花費數月時間研讀、辯論、起草判決書。所有這些,都耗費了納稅人的大量金錢。司法并非免費服務,每一場憲政危機的解決,都需要有人承擔成本。
4.看不見的隱形成本:信心比金錢更珍貴
這是最難量化卻最為致命的成本。當政策反復無常,總統隨意嘗試突破法律邊界,最高法院的判決淪為“政策B計劃”的起點,投資者會作何反應?他們必然會推遲投資,持觀望態度;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將資金轉移至政策更穩定的國家。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是其核心競爭力之一。每一次這樣的折騰,都在不斷消耗這個信用賬戶里的存款。而這種信用的流失,最終會體現在經濟增長放緩、就業機會減少上,普通民眾再次成為受害者。
四、究竟有無人為此負責?
面對這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成本,人們不禁要問:總得有人負責吧?理論上或許如此,但實際上卻無人擔責。
政府空轉的成本,源于預算撥款和“依法行政”,無人會因此被追責;企業的沉沒成本,被視為市場風險,投資本就有賺有賠,無人會給予賠償;司法系統的耗費,是國家機器運轉的必然成本,大法官們依舊領取薪水;信用的流失,是宏觀層面的后果,難以量化,更無法追責。
特朗普承擔的只是政治責任,其標志性政策被推翻,行政權力遭受重創,競選資本受損,但這與“入獄”相去甚遠。執行政策的官員們,不過是“依法行政”,執行時任總統的命令,如今有了新法律依據,工作照舊,薪水照拿。
這就是現代政治的殘酷現實:一個造成巨大損失的錯誤政策,其制造者可能因制度設計而免于刑事追責,最終的賬單卻由整個社會和普通納稅人默默承擔。
五、何種情況才會面臨牢獄之災?
順著這個問題深入思考,一個更根本的疑問浮現:在美國,與關稅相關的“坐牢”情況究竟發生在何時?
答案是在企業和個人層面,而非決策者層面。美國司法部近年來多次警告,那些試圖通過虛假申報、錯誤分類商品、偽造原產地文件等非法手段規避關稅的企業和個人,將面臨刑事起訴。這才是真正會面臨牢獄之災的行為,因為欺詐、造假、洗錢等屬于實打實的刑事犯罪,有明確的犯罪主體和受害對象。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關稅,只要采用非法手段規避,法律必將嚴懲不貸。
而制定關稅的決策者,只要未涉及受賄、欺詐、挪用公款等行為,便可在法律的保護傘下安然無恙。
六、錢誠益彰,千順萬順
回到最初的問題:特朗普會面臨牢獄之災嗎?答案清晰明了:不會。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取得了勝利。相反,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其標志性政策被最高法院否決,行政權力遭受沉重打擊,巨額稅款面臨退還壓力。只不過,這種失敗屬于政治范疇,而非犯罪層面的落網。
我們為何會提出“他會不會坐牢”這個問題?因為在樸素的情感認知里,一個人造成巨大損失,就應付出相應代價。這種直覺并無過錯,但現實政治的邏輯往往并非如此簡單。在權力與法律之間,存在著一片廣闊的灰色地帶,這里沒有手銬的束縛,只有選票的博弈;沒有牢房的禁錮,只有判決書的宣判;沒有罪與罰的裁決,只有輸與贏的結局。
對于普通美國人而言,這場官司的直接意義在于,一年多來多繳納的錢款或許能夠退回;但那些因政策折騰而付出的隱形成本,如企業多花的冤枉錢、政府空轉的行政資源、被消耗的市場信心,卻永遠無法挽回。
你或許會問:“政策的折騰也是要費用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這筆賬遠比那張退稅支票大得多。只是,它永遠不會出現在政府預算中,也不會體現在退稅款單上,而是悄悄地分攤到每一個納稅人、企業主、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最終消失在瑣碎的生活賬單里。
政策可以推翻,法律可以糾錯,但生活里的賬單,卻從不等待。而那些看不見的賬單,才是這場風波中最昂貴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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