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導師”田本相先生 | 劉增人

翻檢舊書，居然找到若干前賢的賜函，使我逐漸回憶起若干往事，難免心潮激蕩，往事歷歷，如在目前！

初識先生

我有幸結識田本相先生，已經多年。還是1987年末，我費盡千辛萬苦，終于乘了九個多小時的綠皮火車，趕赴自己心心念念的青島大學報到了。新建的青島大學，坐落在青島東郊的大麥島，是從一片荒涼的丘陵礫石里硬硬開鑿出來的。從德式建筑的青島火車站到學校，只有一條路，就是乘6路公共汽車到中山公園再轉31路，終點是辛家莊。從辛家莊到學校，還有至少兩站路程要自己跋涉。那路全部是砂土路面，一路上坡。但那時的青島大學創建伊始，學校領導和剛剛聚攏在一起的教職員工，都滿懷著創業的理想與向上的朝氣，希望盡快把這座創辦在美麗的海濱城市里的大學，興辦得有模有樣，成為自己后半生實現理想、安置家園的人生港灣——人和事，于是都充滿著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

我的老師馮光廉先生出任中文系主任，更是殫精竭慮，一心一意要把我們這新生的中文系辦成可以與山東西部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山東師大中文系等并駕齊驅、互補相生的學術高地。因此，中文系一開張，就出臺了一系列帶有深遠意義的舉措：一是強化非中文專業學生的文化素養，借以營造全校的人文氛圍；二是約請北京學者吳福輝、藍棣之、王富仁等前來助威，為新辦的中文系出謀劃策；三是舉辦現代文學助教講習班，請嚴家炎、田本相兩位先生講學。我都有幸參與了。

1989年春夏，馮先生舉辦現代文學助教講習班，約請嚴家炎先生和田本相先生主講。嚴先生上午講新出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田先生下午講自編自著的《電視文化學》，我被馮師安排做助教班的負責人，因此有幸與兩位先生熟悉起來，而且從頭到尾，一堂課不落地聽完了當時是中國最前衛的現代文學·文化的學術成果。我自己究竟提高了多少，不敢也不易量化評估，但后來我敢于在中文系開講關于“電視文化觀”的所謂“學術講座”，敢于在馮先生和我聯合主編的《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中承擔有關小說流派乃至其他文學文體流派的篇章的大改任務，主要應該歸結于這個助教班的收獲。休憩時日，我便陪兩位先生和諸位助教，去周邊的景點游散。我們學校南邊的小麥島，那時還未經“開發”，風光依舊保持原貌，水闊云高，風激浪涌，極目處海天一線，頗似歐美小說里描寫的風致，特別引逗遐想。我們就坐著礁石，背對遠海，留影紀念。大膽的助教，也有的去石老人海灘破浪遠游，風光無限，我卻只有羨慕不已的份兒。講習班就要結業了，我買了一箱易拉罐的青島啤酒，請老伴做了幾個我們家的“傳統節目”，例如椿芽攤雞蛋、芹菜炒肉絲，還有來青島才學會的辣蛤蜊、燒鰻魚等，為兩位先生餞行。那時還不時興去酒店吃飯，來客人都是自己“家宴”招待。兩位先生都沒有空手前來，嚴先生帶的什么記不得了，田先生從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來的，就是“口子窖”。因為我是第一次知道這酒的名字，嘗到這酒的味道，所以印象比較深。

這一晃就三十多年過去了，幾位舊友的情誼，嚴先生和田先生對我的鼎力支持與無私幫助，絕非短文所可縷述，而人間滄桑輪回，學術蒼黃變易，不知已經掀過去多少篇頁……

青島大學助教講習班導師和學員在青島大麥島潮音閣合影。右起第二人為田本相先生，第三人為嚴家炎先生，第四人為浙江工業大學張欣先生。鄙人攝影，技術太差，略作紀念耳。

單兵教練

1992年《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之前，馮師就召集我們學科開會，部署新的科研任務：馮師說他已經申請到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要求我們合作編寫一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分為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四卷（后來又增加了文學批評卷），每人一卷，兩年交稿，每卷可以有三千元經費。馮師話音剛落，我的同事立馬認領了小說、散文、詩歌三卷，一眨眼間我就已經沒得選了！我當時不清楚這個“近百年”是從什么時候算起，是鴉片戰爭還是辛亥革命？更不知道在這么長的時段里中國有些什么戲劇，它們有什么文體特點，所以無法認領。但如果我謝絕了這一卷，馮師精心設計的以四大傳統文體支持起來的學術宮殿就可能因“瘸腿”而“畸形”，整部書就有可能成為學術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對于一向熱情支持我們的山東省社科規劃辦無法交代。因為我已經沒得選擇，又不能逃走，總體寫作計劃就在我的遲疑中迅速敲定了。回家以后，苦悶多日，擔心由于我的知識缺欠拖累了馮師龐大計劃中的重要一環，但我要完成任務又確實有自己無法克服的困難！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一日忽然想起戲劇專家田本相先生，茅塞頓開：我有救了！一封長信換來本相先生一紙短柬，他說我的問題太大，非書信可以解決，最好到北京面談，大概需要幾天時間。暑假將至，我馬上函請北京的朋友代我在紫竹院左近預定了招待所，到京后立即電話向本相先生匯報了具體住址。

第二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待遇正式開始了。他告訴我戲劇文體流變這個選題太大，我恐怕做不了。因為其中有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京劇以外，各種地方戲究竟有多少種，他也心中無數。光是普查中國近百年的地方戲，我大概一輩子也無法完成。因此，第一是要做“減法”，即排除戲曲，只談話劇（這一減，成功化解了我不知道“近百年”從何說起的焦慮和困惑——我的書稿，就從李叔同他們的“春柳社”寫起）；第二是要做“加法”，即把研究的范圍從現代、當代的話劇這種主流體式擴展到近代以降的“文明戲”以及當下頗為盛行的“探索戲劇”（這一加，頓時大大豐富了我原來的狹窄思路，從我比較熟悉的曹禺、郭沫若、夏衍、吳祖光、老舍出發，調整到與中國話劇的發展沿革實際狀貌盡可能貼近的軌道）；第三是做“除法”，即按照正在熱烈討論的“戲劇觀”分解為寫實型、寫意型以及寫實與寫意結合型，開展縱向與橫向結合的梳理、歸并（這一除，就幫助我分清主次，有詳有略，比較從容地在規定的字數里基本完成相關歷史的描述）。

第三天下午，他告訴我話劇的體式是由編、導、演以及舞美等一整個“團隊”共同的“戲劇觀”支配的結果。中國的“戲劇觀”，不但與體現著中國傳統審美意識、表演形式的京劇有關聯，還要看到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帶來的具備異域風味的藝術營養。然后相對系統地梳理了從五四以來“戲劇觀”討論的大體脈絡，特別叮囑我注意人們普遍不太重視的張厚載、宋春舫一類學者的意見，以及提倡“國劇運動”的一班戲劇實踐家們的意見。當下的探索戲劇向何處去，也值得充分關注。（這一部分，是我的書稿里最薄弱的部分。因為我現場觀看話劇的體驗、感受實在太少太少，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資料永遠無法取代那種真實的現場感。）

第四天下午，他告訴我研究話劇，當然要十分重視劇本，但話劇藝術不同于小說、散文、詩歌，它與編、導、演以及舞美、宣傳、演出反響等等二度創作甚至三度創作，都有血肉一般的關聯，言說話劇文體只談劇本必然是“偏癱”的研究。因此，他已經和自己擔任所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資料室的老師說好，可以去復制一批《野人》《車站》等探索話劇的演出錄像帶。但這是話劇所自己的研究資料，一般不對外，我只可以自己作為撰寫書稿的參考，不要外傳，而且要合理付費，因為人家有成本。臨別，他給我留下一份書目，一份可能集中發表相關文章的刊物目錄。他后面有離不開的重要會議，預祝我寫稿順利，并代他向青島大學的朋友問好……

后幾天里，我按照本相先生指點，從王府井到大柵欄，買到有關書籍二十余種，在北圖復印了近百篇有關文章，包括劇本、導演解讀、知名演員的角色闡釋、劇場藝術的進展等，當然主要是相關研究論文以及學術會議綜述，從此開始逐步走進話劇研究這個過去完全陌生的藝術世界、學術領域，給自己的研究視野打開了一扇別致的窗戶，也使我的教學生涯開辟了全新的途徑和樂趣。由于本相先生的指點，我自己也非常刻苦努力，話劇卷基本按時交稿了。事后我慢慢體悟到：從授課內容的精粹切要到“單兵教練”的講授方式，幾乎完全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的待遇。

提攜獎掖

1991年暑假，中國話劇研究會與南開大學舉辦“曹禺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承田本相、劉家鳴先生邀約出席會議，提交論文《論曹禺劇作的人物配置藝術》，后收入鄒紅主編《曹禺研究：1979—2009》（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四輯“曹禺劇作人物研究”。同輯有錢谷融、黃會林、陳平原、王富仁、孫慶升、劉家思等學者的文章。

后來本相先生還給我頒獎，除去慚愧外，更加體會到前輩學者對后學提攜捧扶的厚愛。但因為自己沒有繼續在戲劇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思來想去，有負雅意，中心慚愧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