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洪晃繼母陳賢英和父親洪君彥，在大明湖畔，一張溫馨合影

“原來才子也會老到連北大校門都認不出。”2009年，洪君彥站在未名湖邊，指著一叢新栽的柳樹問：“這棵樹，是我走那年種下的嗎？”旁邊陳賢英沒糾正，只把羽絨服拉鏈替他拉到頂，順手拍掉他肩頭的雪渣。那張后來被洪晃設為電腦桌面的合影，其實是陳賢英用手機拍的，像素糊得要命，卻成了老爺子晚年最滿意的照片——他說像極了他1949年剛入學時，同學給他拍的第一張黑白照，背景也是這片湖。

很多人以為洪君彥這輩子最拿得出手的是“章含之前夫”六個字，殊不知在北大經濟系，老教授們背地里叫他“洪匯率”。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沒幾個人懂浮動匯率，他愣是用一塊黑板、一支粉筆，把美元/人民幣遠期升貼水畫成三條曲線，給本科生講明白了“利率平價”。學生回憶，他上課帶一罐鐵觀音，茶葉沖三遍就淡，他也正好講完一個模型，下課鈴響，他端起杯子一飲而盡，像給理論畫句號。后來新加坡國立大學請他去開短期班，校方給他配的翻譯是個剛畢業的碩士，現場把“swap rate”翻成“掉期價格”，他笑笑，直接用英文講，臺下坐的三百號東南亞銀行家，一半以上事后把簡歷遞到了他住的香格里拉。

可回到酒店，他對著窗戶外的新加坡河發愣。老同學陳賢英就是這時候出現的——不是偶遇，是他翻北大舊檔案，發現“陳賢英”三個字被紅筆劃了道杠，備注“1952年轉學新加坡”。他托人打聽，才知她丈夫早逝，一個人在華僑銀行做到助理副總裁，住加東那片老洋房。重逢那天，陳賢英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手里拎個帆布包，里面裝著當年燕園食堂的飯票，說是搬家時從《高等代數》課本里掉出來的。洪君彥后來說，那一刻他忽然懂了“匯率”的另一層意思：人和人之間的比價，隔了三十七年也能瞬間回到面值。

1995年兩人搬去香港，不是因為浪漫，純粹是北大分房沒排上號，新加坡又太熱。他們在銅鑼灣租了套兩室一廳，客廳小得只能擺一張書桌，洪君彥寫《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后》，陳賢英就坐對面幫他謄稿，遇到“文革”那段，他寫一句“皮帶扣抽在背上，像燒紅的烙鐵”，陳賢英就用涂改液蓋住，說太像小說，會被讀者誤會夸張。后來書還是出了，印了七千冊，他拿版稅買了臺老式索尼收音機，每天傍晚調BBC，說是要聽美元/英鎊報價，其實更多時候在聽《綠袖子》，聽到一半會突然跟陳賢英說：“這曲子像咱們未名湖的風。”

晚年尿毒癥，一周洗腎三次。瑪麗醫院那條長廊，他推著助行器走得比年輕人還快，護士都認識他，喊他“洪教授”，他糾正：“退休了，叫我老洪。”陳賢英把藥分門別類裝進七色小盒，周一到周日，早中晚，像排匯率牌價。2012年2月最后一個凌晨，他醒來說想吃豌豆黃，陳賢英拿保溫盒去樓下便利店，只剩綠豆糕，她回來，發現他已經把氧氣面罩摘了，手里攥一張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請柬，背面空白處用圓珠筆寫了行字：
“賢英，匯率會歸零，人不會。”

后來陳賢英把那張請柬夾進他最愛的《國際金融》教材，捐給北大圖書館。有學生翻到時，發現書頁里還留著淡淡的鐵觀音味，像老爺子剛合上杯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