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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崔洪建:默茨訪華大有深意,中德關系迎來關鍵“對表”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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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

      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實習生陳俊康 報道

      馬年新春的喜慶氣氛尚未散去,又一位七國集團(G7)領導人即將開啟訪華行程。

      2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宣布,德國總理默茨將于2月25日至2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不僅是默茨就任總理后的首次中國之行,更被視為觀察中德關系能否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重回務實、穩健發展軌道的關鍵節點。

      據央視新聞,就在啟程前夕,默茨2月17日在社交媒體平臺X送上馬年新春祝福。他表示,當前中國和亞洲許多地區正在慶祝馬年新年的開始,愿馬年“為德中關系注入力量,注入新動力”。這份特意選在中國農歷正月發出的祝福,既表達了對東道主文化的尊重,也為即將展開的訪問增添了一抹溫情。

      對于此次訪問,中德雙方均給予高度關注與重視。據中國外交部消息,2月14日,正在德國出席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便已為此次高層互動提前鋪路。王毅表示,中德加強合作是基于兩國現實需求的戰略選擇,愿推動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邁上新水平。

      默茨在會見王毅時也予以積極回應。他強調,德中都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應該抓住機遇,挖掘潛力,深化合作。德國一貫反對保護主義,倡導自由貿易,鼓勵德國企業加大對華投資合作。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推進各領域合作,推動德中關系取得更大發展。

      默茨此訪究竟蘊含怎樣的戰略深意?他上任以來對華政策呈現出何種特征?在跨大西洋關系持續調整的背景下,中歐關系近期又出現了哪些新動向?針對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近日專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

      崔洪建指出,此次訪華對默茨而言,是一次至關重要的“對表”機會。這不僅能幫助他更真實、立體地感知中國的發展實際,也有助于消除可能存在的偏見與誤解。他進一步分析,如果默茨此行能夠推動中德關系回歸理性務實的軌道,不僅將為兩國企業創造更多共同發展的空間,更將為動蕩不安的國際局勢注入寶貴的穩定預期。

      此次隨行的經貿代表團規模之龐大、陣容之豪華,也從側面印證了德方對此次訪問的期待。據悉,代表團成員超過200人,不僅囊括了大眾、西門子、巴斯夫等德國傳統工業巨頭,還匯聚了大量來自新能源、數字經濟領域的中小企業。在崔洪建看來,這一陣容清晰傳遞出德國經濟界的強烈信號:無論國際政治風向如何變化,深化對華經貿合作始終是德國企業界的核心訴求與理性選擇。

      事實上,中德經貿關系的韌性在數據中得到了充分印證。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德國對華貿易額達2530億歐元,同比增長約2.7%。而同年德國與美國貿易額為2416億歐元,同比下降4.4%。回溯過往,從2016年至2023年,中國曾連續多年保持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地位,2024年美國短暫反超后,2025年中國又重回這一位置。

      崔洪建對此表示,中德互為重要貿易伙伴,德國連續多年穩居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外貿總額比重超過三分之一。如此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礎,決定了雙方都無法忽視雙邊關系的分量。默茨此次順應經濟界呼聲,將深化經貿合作列為首要議程,恰恰體現了中德關系以經貿合作為“壓艙石”的現實邏輯。

      他強調,穩定中德關系不僅關乎兩國自身利益,更對整個中歐合作具有引領和示范效應。當前,歐洲正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傳統優勢產業遭遇瓶頸,而中國堅持自由貿易、擴大改革開放的政策信號,對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歐洲國家而言,無疑是重要的信心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默茨此訪既是對雙邊關系的再校準,也是中歐兩大力量在全球變局中尋求共識與合作的縮影。

      《21世紀》:你剛剛從慕尼黑安全會議回來。今年在那里有什么突出感受?

      崔洪建:今年慕安會受關注,主要源于去年美國副總統萬斯對歐洲的全面批評。過去一年,歐洲暗中準備對此予以回應。今年會議的主題報告將美國描繪成對國際秩序的主要破壞性力量。兩屆慕安會恰好構成歐美政治交鋒的一個周期。

      今年議程變化顯著。首先,歐洲正試圖擺脫歷來將慕安會營造成“歐美主場”的慣性束縛,更迫切地想找到“歐洲視角”,盡管剛剛起步,但已經顯露出歐美關系正進入新階段。其次,會場的主導議程是歐洲試圖動員各方力量來適應美國帶來的沖擊。當然,歐洲對美國的心理慣性依然存在:既不愿接受美國指責,又想為自主做準備,同時仍尋求修復并“維護歐美關系韌性”。畢竟現實中,歐洲許多方面仍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今年王毅外長率團出席。我的觀察是,受此前中美元首會晤氛圍影響,雙方都釋放出繼續改善關系的意愿,美方高官也在一些場合重申其對華“不搞集團對抗”、希望和中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立場。此外,會議還廣泛涉及地區沖突、能源及關鍵原材料供應、AI和氣候變化等多領域。

      《21世紀》:慕安會報告直指美國已成為國際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壞者”,這是否意味著跨大西洋伙伴關系裂痕正不斷加深?在此背景下,歐洲是否開始更多將中國視為“解決方案”而非單純“挑戰”?

      崔洪建:所謂新階段,意味著歐美關系很難回到過去。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領域的盟友關系正在變化。首先,美國已不再將歐洲作為優先考慮對象。從美國新戰略看,歐洲已退居第三。同時,歐洲在面對與美國的矛盾時也不再遮掩或一味妥協,而是開始尋求反制,雙方關系進入一種博弈狀態。這是歐美關系新階段的重要特征。

      過去,歐洲通過與美國合作參與世界事務。未來,歐洲可能更獨立地發展與其它“中等強國”、中國以及全球南方的關系。在此背景下,歐洲對中國的視角也在變化。過去基于歐美共同立場,歐洲在諸多問題上追隨美國對華政策。現在,歐洲發現美國對其構成的挑戰正在上升。無論在大國關系還是經濟安全層面,他們都在嘗試尋找更平衡、多元的外交空間。中國這些年展現的建設性和穩定性,歐洲人是看在眼里的。

      因此,今后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安全問題上,歐洲必須認真與中國接觸。無論他們現在對中國有何看法,至少在理性上已明確認識到,許多問題的解決離開中國無法達成有效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正從他們基于歐美共同體視角下的某種挑戰,逐漸成為不僅是歐洲、也是整個世界尋求解決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1世紀》:近期西方國家領導人密集訪華,包括英國首相、法國總統等,德外長去年底已先行訪華鋪路。你認為這些高層互動釋放哪些關鍵信號?對中歐關系整體走勢,尤其是經貿合作穩定性,有何影響?

      崔洪建:從去年下半年至今,中歐高層互動確實比較頻繁。原因有三:一是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雙邊關系保持經常性接觸的穩定性;二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中方釋放進一步開放市場、提升內需等積極信號。當前歐洲國家受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沖擊,對外部市場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需求上升,中國堅持自由貿易和改革開放對他們具有鼓舞作用。三是地緣政治因素。近年來年地緣政治動蕩加劇,美國率先拆解國際秩序,歐洲國家深受其苦。中國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始終釋放穩定政策信號,同時不斷尋求多邊主義合作。這種姿態更能贏得歐洲國家信任,他們愿意與中國對話交流,在當前動蕩交織的形勢下為自己找到更多信心和空間。

      《21世紀》:德國總理默茨即將率超200人大型經濟代表團訪華,涵蓋大眾、西門子、巴斯夫等傳統巨頭及眾多新能源、數字經濟中小企業。你如何評估此次訪問的戰略意義和時機?是否標志著中德關系出現務實回暖新動態?

      崔洪建:從代表團構成看,德國主要關注經濟議題。畢竟中德是重要貿易伙伴,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貿易伙伴,中德貿易占中國外貿比重超三分之一。雙方都無法忽視如此重要的雙邊經貿關系。

      此次是默茨任內首次訪華。中方當然希望借此明確未來一段時期中德關系的大方向:雙方應堅持伙伴關系定位,提高積極性和合作面,而非刻意放大分歧。在經歷一番周折后,如果德方能真正認識到中方對發展中德關系的誠意,同時能把握好政治底線,中德關系就可以發展得更穩定扎實。

      《21世紀》:默茨執政以來,德國對華政策在哪些方面出現重點調整?與朔爾茨政府相比,在經濟合作、地緣政治定位上有哪些明顯延續或變化?

      崔洪建:默茨上臺時給自己確定的目標,是相較于其前任要體現出更明確立場和更有力度的政策。在對外政策上他有兩個首要目標,一是借俄烏沖突成為歐洲的“領導力量”,二是維持對美關系。但盡快帶領德國走出經濟衰退并在移民問題上減少來自選擇黨的壓力,是默茨政府更為優先的內政目標。

      盡管對華關系不是默茨政府的最優先事項,但在遭遇美國加征關稅和調整安全戰略的沖擊后,處理好對華關系的緊迫性上升。默茨在慕安會上表示,由于中國有長期明確的發展目標,因此已成長為世界強國希望默茨能將他的對華首訪當做更真實全面地認識中國、消除偏見和誤解的寶貴機會。

      《21世紀》: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2023-2024年連續兩年經濟萎縮,2025年增長近乎停滯,默茨承諾的“改革之秋”效果尚未充分顯現。你如何評價默茨推動的經濟改革最突出特點?德國經濟2026年前景如何?

      崔洪建:默茨上臺時,德國經濟處于連續衰退的困境。盡管他希望以右翼政黨比較擅長的減稅、刺激投資等方式來解困,但本屆德國政府仍是左右翼共治的格局,在財政政策和投資方向上,默茨仍受到來自左翼執政伙伴的掣肘。同時,在當前經濟轉型期,德國傳統優勢行業如汽車等的優勢正在下降,甚至成為負擔,同時向新能源和數字化轉型又面臨資金、人才和創新環境不足的困境。因此其刺激增長的措施從目前來看成效有限。

      盡管默茨政府強調出于援烏和防務自強的需要,軍工領域發展可能帶來新刺激,但將經濟重點放在軍工領域存在巨大風險。畢竟德國國防政策不具有完全獨立性,軍事工業能力與政策自主性需求矛盾依然很大。短期看,默茨政府經濟問題尚未妥善解決,這也是其政黨支持率落后于主要反對黨的原因。

      《21世紀》:展望中長期,中德關系能在推動中歐整體合作中發揮何種獨特引領作用?有哪些具體領域值得雙方優先推進,以實現互利共贏并對沖全球不確定性?

      崔洪建:中德關系要回到正常穩定軌道,需集中精力做好幾件事:

      首先,雙方需回歸并保持合作初心,再次確認彼此是利益關聯的重要伙伴。只有確定了方向,雙方在處理分歧和摩擦時才有充分的互信基礎和良好的對話空間。

      其次,需強調經貿合作的重要性。中德歷史文化和政治存在差異,經貿合作產生的共同利益能淡化或擱置這些分歧,讓雙方找到共同點。經貿合作應盡快回到雙方關系的首要議程上,避免被政治化、泛安全化帶偏。

      第三,需進一步釋放合作潛能。德國經濟正處于艱難的轉型升級期,傳統優勢行業受到沖擊。如何讓傳統產業走出困境,實現升級換代,雙方在此領域有很多合作可能,而不必一概視為新舊產業之間的競爭。德國傳統優勢產業若能良好轉化,仍具競爭力。雙方應本著互利原則,相互學習包容。

      若能解決這些問題,中德關系對中歐關系的積極作用會進一步體現。中德經貿密切程度在中歐之間首屈一指,總量大、質量高。只要中德經貿合作穩定,中歐經貿合作的半壁江山就能穩固下來。

      如果中德能很好解決產業競爭或貿易摩擦問題,就能為整個中歐關系帶來積極推動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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