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多極化時代更需要“校準航向”

來源：環球時報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結構性轉型。地緣沖突頻發，陣營對抗回潮，全球治理機制失靈，新舊力量交替之下的國際體系呈現出顯著的失序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專場”上發表的講話，實質上是中方對多極化時代的全球治理所作的一次回應闡述。

當世界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各國面臨的核心問題已轉變為“多極化將走向何種秩序”。中方講話回應的正是這一關乎未來幾十年國際政治走向的關鍵問題。冷戰結束后形成的國際機制，本質上依賴于大國合作與制度共識。一旦主要力量之間的戰略互信下降，多邊制度便難以發揮協調功能。近年來，制裁工具泛化、經濟議題安全化、科技合作政治化趨勢明顯，一些國家以安全之名擴大例外主義適用范圍，使原本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逐漸碎片化。當規則被選擇性適用時，其合法性也隨之削弱。中方“校準歷史巨輪正確航向”的提法，正是在提醒國際社會，歷史經驗反復證明，缺乏制度約束的權力競爭極易滑向沖突循環。多極格局并不意味著穩定，相反，如果缺少共同規則，多極體系往往比兩極對抗更加復雜和危險。因此，中國強調的并非簡單的權力再分配，而是秩序再建構。

當今世界另一顯著趨勢，是陣營政治的重新抬頭。軍事同盟強化、供應鏈“友岸化”、價值觀外交興起，使國際關系呈現出新的集團化傾向。與冷戰時期明確的兩極對抗不同，當下的陣營結構更加模糊，卻同樣具有排他性。一些國家試圖通過“小圈子機制”塑造規則，將經濟合作與安全議題深度綁定，實際上削弱了開放體系的包容性。

在全球治理議題上，中國反復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這一立場背后具有深刻歷史邏輯。聯合國體系誕生于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其基礎是主權平等與共同安全原則。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防止國際政治重新滑向強權邏輯的重要制度保障。近年來，一些重大安全與經濟協調機制越來越傾向于繞開全球機構，通過區域聯盟或價值觀聯盟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在短期內或許可以提高效率，卻削弱了規則的普遍性。如果全球治理平臺不斷被邊緣化，多極競爭將失去調節機制，沖突風險反而上升。多極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規則，而是更具包容性的規則。

從俄烏沖突到中東局勢，現實正在證明傳統安全觀的局限性。一國追求絕對安全往往意味著他國安全空間被壓縮，從而形成持續升級的安全困境。中方提出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實際上是在推動安全理念的結構性轉型。這一理念強調安全不可分割，通過對話機制與利益協調減少沖突動機，而非單純依賴軍事威懾維持穩定。中國近年來在多場地區危機中強調政治解決路徑，與這一理念具有一致性。

中方講話中涉及日本歷史問題的部分，同樣體現出中國的地區秩序觀。戰后亞洲安全結構的重要基礎，是對侵略歷史的制度性反思。歷史問題不僅屬于道義層面，也關乎戰略信任。將歷史問題與現實安全相聯系，其核心在于維護地區穩定的心理基礎。歷史共識一旦動搖，安全困境便可能重新出現。

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能源市場、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區域合作機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在大國競爭之外保持戰略自主。中國強調提升發展中國家代表性，本質上是在推動治理結構從少數國家主導走向更加廣泛的參與。未來國際秩序的競爭，不僅是實力競爭，更是制度包容性的競爭。誰能夠提供更具普遍利益基礎的合作框架，誰就更可能贏得多數國家的支持。

多極時代的大國博弈不可避免。真正的分歧在于，競爭是否必須走向對抗。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是兩種不同路徑：一種是陣營化與碎片化不斷加深，在安全焦慮主導下的國際關系動蕩；另一種則是在競爭中維持合作，通過制度協調避免走向沖突失控。中國所倡導的，是后一種路徑。它并非要取代現有體系，而是致力于通過推動更加包容的多邊合作，使多極世界避免重演歷史上的叢林法則或“修昔底德陷阱”。

歷史巨輪正在進入新的航道。真正決定其方向的，并非力量的大小，而是各國是否仍愿意相信，在高度相互依存的時代，共治比對抗更接近安全，也更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