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輝：谷愛凌不是美國人，是中國人，同時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榜樣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反問，為什么像谷愛凌這樣兼具學術能力、運動天賦與國際視野的年輕人，在中國仍然是稀缺樣本？其實答案并不復雜，她本質上是素質教育體系孕育出的典型成功者，而不是應試流水線的產物。

宋清輝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

我們必須直面一個現(xiàn)實：過去多年，中國基礎教育在“唯分數(shù)論”的軌道上滑行過久。應試教育最大的弊病，不是它提升了多少解題速度，而是它系統(tǒng)性壓縮了孩子的探索空間與試錯空間。在這種單一評價體系下，學生被過早地標準化、工具化，教育目標從“培養(yǎng)完整的人”悄然異化為“篩選高分的人”。從人力資本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效率錯配——短期看似提高了考試產出，長期卻削弱了創(chuàng)新供給。

在我看來，谷愛凌現(xiàn)象之所以引發(fā)廣泛共鳴，恰恰因為她呈現(xiàn)出一種稀缺組合：學業(yè)不弱、運動頂尖、表達自信、心理穩(wěn)定。這種“多維度成長曲線”，正是素質教育所追求的結果函數(shù)。反觀不少應試路徑培養(yǎng)出的學生，往往在高壓篩選中形成能力結構單薄、風險承受力偏低、非標準問題處理能力不足的共性短板。這不是個體問題，而是應試教育體系激勵方向的問題。

更值得警惕的是，應試教育的路徑依賴正在與當下經濟轉型形成錯位。當經濟從要素驅動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對人才的需求早已從“高分執(zhí)行者”轉向“復合型創(chuàng)造者”。如果教育評價體系仍停留在單維度競爭，那么產業(yè)升級所需的人才供給就難免出現(xiàn)結構性缺口。從這個意義上看，教育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民生議題，而是深層次的發(fā)展議題。

當然，我并不否認應試體系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篩選效率。但問題在于，任何制度一旦從“工具”變成“路徑依賴”，就會開始產生邊際傷害。當前最需要警惕的，不是考試本身，而是把考試結果神圣化、唯一化的思維慣性。教育如果只剩下一條窄門，再努力的孩子也只能排隊通過，而不是各展其長。

因此，我支持對教育評價體系進行更有力度的結構性修正。真正的改革方向，不是簡單減負或口號式素質教育，而是重建多元評價、過程評價與能力評價的權重，讓不同稟賦的孩子都有上升通道。只有當“會考試”不再是唯一通行證，中國才可能系統(tǒng)性涌現(xiàn)更多跨界型人才。

說到底，圍繞個體身份的爭論終將被時間稀釋，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必須被正視：我們究竟希望培養(yǎng)什么樣的下一代？如果答案是更有創(chuàng)造力、更有韌性、更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那么教育體系就必須給出與之匹配的制度回應。谷愛凌的樣本意義，不在于她有多耀眼，而在于她提醒我們，教育的天花板，從來不是孩子的極限，而是體系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