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兩大毫無底線、臭名昭著的事件

提起三國，世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金戈鐵馬的豪情，是運籌帷幄的謀略，是劉備的仁、曹操的雄、諸葛亮的智。

可亂世之下，英雄輩出的另一面，從來都藏著不擇手段的權謀與背叛。

有兩場事件，跳出了“兵者詭道”的底線，違背了古人最看重的信義，成為三國史上最不堪的污點。

它們的主人公，或許達成了短期目的，卻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遭人唾罵千年。

這兩場毫無底線、臭名昭著的事件，便是呂蒙白衣渡江與司馬懿洛水之誓。

要讀懂它們的無恥，先要讀懂三國亂世的“潛規則”——即便群雄逐鹿，也講究明人不做暗事，即便利益相悖，也重視一諾千金。

而呂蒙與司馬懿，恰恰撕碎了這層遮羞布，用欺詐與背叛，換來了一時的“成功”。

一、呂蒙白衣渡江：盟友背后捅刀，用欺詐毀掉孫劉聯盟

要談白衣渡江，先得認識呂蒙，更得明白，荊州為何會成為孫劉反目的導火索，為何呂蒙會不惜背盟，也要奪取它。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三國時期東吳名將。他出身貧寒，年少時沒讀過多少書，早年依附姐夫鄧當，跟著姐夫投奔孫策，做了一名普通士兵。

起初，呂蒙只是個勇猛好斗的武夫，孫策去世后，孫權繼位，見他是塊可塑之才，便勸他多讀書。

呂蒙聽從勸告，發奮苦讀，幾年后，學識大增，連魯肅都驚嘆：“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這便是成語“刮目相看”的由來。

從一個目不識丁的武夫，成長為文武兼備的大將，呂蒙的逆襲，值得稱道。但他一生最大的污點，卻掩蓋了所有功績——白衣渡江，偷襲盟友。

而這一切的根源，都繞不開荊州這塊“兵家必爭之地”。

荊州地處長江中游，橫跨南北，東連東吳，西接巴蜀，北通中原，既是交通要道，也是戰略屏障。

對東吳而言，荊州是江東的門戶，卡在長江上游，相當于被人扼住了喉嚨，東吳要想向西擴張，必須拿下荊州，才能確保江東安全。

對蜀漢而言，荊州是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連接益州的紐帶，沒有荊州，蜀漢北伐便成了空談，只能困守巴蜀一地。

赤壁之戰后，孫劉聯軍擊敗曹操，荊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據北部的南陽郡，孫權占據東部的江夏郡，劉備則占據南部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此時的劉備，地盤狹小，不足以安民，也不足以抗曹，便向孫權懇求，借出南郡（荊州的核心區域），當作抗曹的基地。

孫權起初不愿，畢竟南郡戰略地位重要，但在魯肅的勸說下，考慮到孫劉聯盟的大局——只有聯合劉備，才能抵御曹操的進攻，最終答應借南郡給劉備。

劉備承諾，等將來拿下西川（益州），便立刻歸還南郡，歸還荊州。

可人心隔肚皮，承諾在利益面前，往往不堪一擊。

公元214年，劉備率軍攻入西川，擊敗劉璋，奪取了益州，終于有了自己穩固的根據地。

孫權得知后，立刻派諸葛瑾出使西川，索要南郡，兌現當初的承諾。

可劉備此時早已變卦，他好不容易拿下益州，不愿再歸還南郡，便找借口推脫：“等我拿下涼州，再歸還荊州。”

孫權大怒，認為劉備言而無信，當即派呂蒙率軍奪取了長沙、桂陽兩郡，雙方劍拔弩張，孫劉聯盟瀕臨破裂。

最終，在魯肅的調解下，雙方達成和解，以湘水為界，重新劃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歸東吳，南郡、零陵、武陵歸蜀漢。

這便是歷史上的“湘水之盟”，看似化解了矛盾，實則埋下了更深的隱患。

呂蒙一直主張“奪回荊州，鞏固江東”，他認為，劉備“借而不還”，本身就是失信在先，孫劉聯盟早已名存實亡。

在他看來，與其維持一個脆弱的聯盟，不如直接奪取荊州，徹底消除江東的隱患，這也為后來的偷襲，埋下了心理伏筆。

而真正的契機，出現在公元219年，關羽北伐樊城。

當時，劉備剛剛奪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士氣大振。關羽為了響應劉備，率領蜀漢主力，攻打曹魏的樊城，留下少量兵力防守荊州。

關羽勇猛善戰，北伐初期，勢如破竹，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甚至嚇得曹操一度想要遷都，躲避關羽的鋒芒。

可關羽有個致命的缺點——驕傲自大，看不起東吳，尤其看不起呂蒙。

呂蒙看透了關羽的弱點，決定順水推舟，用示弱的方式，麻痹關羽，讓他放松對東吳的警惕。

他主動向孫權上書，謊稱自己病重，需要返回建業（東吳都城）養病，推薦年輕的陸遜，代替自己鎮守陸口（與荊州接壤的重鎮）。

陸遜當時名氣不大，年紀尚輕，關羽得知后，更加輕視東吳，認為陸遜不足為懼，便抽調了荊州的大部分守軍，趕赴樊城前線，進一步削弱了荊州的防御。

這正是呂蒙想要的結果。

公元219年十月，呂蒙暗中返回前線，親率精銳吳軍，悄悄沿長江逆流而上。

為了不被荊州守軍發現，呂蒙想出了一條毒計：讓所有士兵脫下鎧甲，穿上白衣，扮作商人，將兵器藏在商船之中，裝作是往來貿易的商人。

當時，長江之上，商船往來頻繁，荊州守軍見是“商人”，又都是白衣打扮，沒有絲毫防備，紛紛放行。

吳軍一路暢通無阻，悄悄抵達荊州城下，趁著夜色，突然發起攻擊。

荊州守軍毫無防備，倉促應戰，根本不是精銳吳軍的對手，短短幾天，荊州的核心城池江陵、公安，便被呂蒙一舉攻破。

呂蒙拿下荊州后，并沒有濫殺無辜，反而善待荊州百姓，安撫關羽的家眷，甚至下令，不準士兵騷擾百姓，搶奪財物。

他這么做，看似仁義，實則是為了收買人心，讓荊州百姓徹底歸順東吳，斷了關羽的后路——他知道，關羽得知荊州失守后，一定會回援，而人心所向，關羽必敗。

前線的關羽，得知荊州失守的消息后，軍心大亂，士兵們紛紛逃散，士氣一落千丈。

曹操見狀，立刻派徐晃率軍，趁機夾擊關羽，關羽腹背受敵，屢戰屢敗，被迫從樊城撤軍，向南撤退，想要奪回荊州。

可此時的關羽，早已眾叛親離，手下的士兵所剩無幾，糧草斷絕，陷入了絕境。

他一路向南撤退，最終被困在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孤立無援，外無救兵，內無糧草。

關羽無奈，只能派人向附近的蜀軍求援，可援軍遲遲不到。

幾天后，關羽見突圍無望，便率領少量親信，趁著夜色，突圍出城，想要逃往西川。

可呂蒙早已料到關羽會突圍，提前派潘璋、馬忠，在關羽突圍的必經之路設下埋伏。

關羽一行人行至臨沮（今湖北遠安西北）時，遭到吳軍伏擊，關羽奮力抵抗，最終因寡不敵眾，被馬忠擒獲。

孫權得知關羽被擒后，猶豫不決，想要留下關羽，為東吳所用，可呂蒙等人極力勸阻，認為關羽驕傲自大，不會真心歸順，留下必成后患。

最終，孫權下令，將關羽斬殺，一代名將，就此落幕。

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斬殺關羽，看似大獲全勝，為東吳奪取了戰略要地，鞏固了江東的安全。

可他付出的代價，卻是徹底撕毀了孫劉聯盟，讓東吳背上了“背盟棄義”“江東鼠輩”的罵名，也為后來的夷陵之戰，埋下了伏筆。

更重要的是，他使用的偽裝商人、示弱欺詐的手段，在崇尚“武德”和“明戰”的三國時期，被視為武人之恥。

三國時期，即便兩軍對壘，也講究光明正大，即便要出奇兵，也不會用欺騙盟友的方式，呂蒙的做法，徹底突破了當時的道德底線。

后世對呂蒙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

陳壽在《三國志》中，稱贊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認為他為東吳立下了大功，是東吳的功臣。

但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卻嚴厲批評呂蒙：“呂蒙之襲關羽，非徒利害之計，實乃喪心之術也”，認為他為了利益，不惜背信棄義，是喪盡天良。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更是直言：“呂蒙襲關羽，以克敵為功，而不知其所以敗吳者，在此一舉也”。

他認為，呂蒙雖然奪取了荊州，卻讓東吳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后來劉備舉兵伐吳，東吳險些亡國，都是呂蒙背盟的惡果。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呂蒙在白衣渡江后，不久便一病不起，年僅四十二歲便病逝。

有人說，他是積勞成疾；也有人說，他是背負了太多的罪孽，遭到了天譴。無論真相如何，他的一生，終究因這場背盟之舉，留下了千古罵名。

二、司馬懿洛水之誓：以誓為欺，用鮮血鋪就司馬家篡魏之路

如果說呂蒙白衣渡江，是武將對盟友的背叛，破壞的是軍事上的信義；那么司馬懿洛水之誓，便是文臣對君主的背叛，破壞的是政治上的底線。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三國時期曹魏權臣，西晉王朝的奠基人。

他出身于名門望族，自幼聰慧過人，學識淵博，胸懷大志，年輕時便聞名鄉里，被當時的名士楊俊稱贊為“非常之器”。

司馬懿早年，看透了東漢末年的亂世，不愿出仕為官，便以生病為由，隱居在家，閉門不出。

曹操聽說他的才華后，多次派人征召他，司馬懿都以病重推辭，甚至不惜裝瘋賣傻，躲避曹操的征召。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擔任丞相，權勢滔天，再次征召司馬懿，并放下狠話：“若復盤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再推辭，就把他抓起來。

司馬懿無奈，只能被迫出仕，擔任丞相府的文學掾，從此，踏上了曹魏的政治舞臺。

司馬懿一生，輔佐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歷經四朝，隱忍了幾十年，最終，憑借著自己的謀略和隱忍，掌控了曹魏的大權。

他的隱忍，舉世聞名，而他最具代表性的隱忍之舉，便是裝病避禍，等待時機，發動高平陵之變。

這一切的起因，要從魏明帝曹叡去世說起。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重，臨終前，將年僅八歲的太子曹芳托付給司馬懿和曹爽，命二人共同輔政，輔佐曹芳登基。

曹爽，字昭伯，是曹操的侄孫，曹魏宗室，出身尊貴，憑借著宗室的身份，深受曹叡的信任。

曹芳登基后，曹爽身為大將軍，手握兵權，又有宗室身份，漸漸變得驕傲自大，野心膨脹，想要獨攬大權，排擠司馬懿。

他知道，司馬懿才華出眾，手握重兵，是自己獨攬大權的最大障礙，便想出了一條計策，削弱司馬懿的權力。

曹爽以“尊奉先帝遺愿，輔佐少主”為由，上奏曹芳，將司馬懿升為太傅。

太傅看似是個一品大官，地位尊貴，實則是個虛職，沒有任何實權，相當于被架空，曹爽此舉，實則是剝奪了司馬懿的兵權。

不僅如此，曹爽還任用自己的親信，排擠朝中的老臣，掌控了朝中的軍政大權，一時間，曹爽權傾朝野，獨斷專行，朝野上下，敢怒而不敢言。

司馬懿深知，曹爽勢力龐大，此時與他硬碰硬，無異于以卵擊石，只會自取滅亡。

于是，他再次選擇了隱忍，表面上，他裝作一副“老糊涂、病得快不行了”的樣子，連走路都得有人攙扶，說話也顛三倒四，一副行將就木的模樣。

暗地里，他卻在偷偷積蓄力量，聯絡朝中不滿曹爽的老臣，培養自己的親信，等待時機，反擊曹爽。

曹爽聽說司馬懿病重，心中十分得意，但也有些懷疑，便派自己的親信李勝，前往司馬懿家中探望，試探司馬懿的虛實。

李勝來到司馬懿家中，看到司馬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連衣服都穿不好，喝粥時，粥水順著嘴角流下，灑了一身，一副病入膏肓的樣子。

李勝向司馬懿說明自己將要前往荊州任職，司馬懿故意裝作耳聾，聽錯了，以為李勝要前往并州，還含糊不清地說：“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多加小心，好好防備。”

李勝反復解釋，自己是前往荊州，不是并州，司馬懿卻始終聽不明白，還不停地點頭，嘴里念叨著：“好，好，你去吧，保重身體。”

李勝見此情景，徹底放下心來，認為司馬懿確實已經老糊涂了，病得快不行了，再也構不成威脅。

他回到曹爽身邊，將自己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曹爽，曹爽聽后，大喜過望，徹底放松了對司馬懿的警惕，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司馬懿見曹爽已經放松警惕，知道時機成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政變，正在悄悄醞釀。

公元249年正月，曹爽陪著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

曹爽此行，帶走了自己的所有親信，以及宮中的大部分侍衛，洛陽城里，只剩下一些老弱殘兵，沒有主心骨，防守空虛。

司馬懿得知消息后，立刻從床上“爬”了起來，一改往日病弱的模樣，精神抖擻，召集自己的親信，發動了政變。

他親自率領士兵，控制了洛陽城的城門，關閉了所有城門，斷了曹爽的退路，同時，派人接管了宮中的守衛，控制了皇宮。

隨后，司馬懿上奏曹芳，列舉了曹爽的種種罪狀，指責曹爽獨斷專行，結黨營私，危害國家，請求曹芳下令，罷免曹爽的官職，將其治罪。

正在高平陵祭拜的曹爽，得知洛陽城發生政變，司馬懿控制了洛陽城，頓時嚇得六神無主，驚慌失措，不知該如何是好。

他手下的謀士桓范，連忙勸說他：“大將軍，事到如今，唯有帶著陛下，前往許昌，召集天下兵馬，回師洛陽，討伐司馬懿，才能保住性命，奪回大權。”

桓范的計策，其實是當時唯一的生路——許昌是曹魏的舊都，有重兵駐守，而且曹爽手握大將軍印，只要他振臂一呼，天下兵馬，必定會響應他，討伐司馬懿。

可曹爽，卻是個優柔寡斷、貪生怕死之徒，他看著身邊的家人，又想到自己的財產，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

他心里清楚，自己雖然權傾朝野，但平日里結怨甚多，未必能召集到足夠的兵馬；而且，司馬懿勢力龐大，回師洛陽，未必能打贏司馬懿。

司馬懿看出了曹爽的優柔寡斷，也怕曹爽真的采納桓范的計策，前往許昌，召集兵馬，那樣一來，自己的政變，很可能會失敗。

于是，司馬懿決定，用“誓言”來欺騙曹爽，讓他放下戒心，主動投降。

他派太尉蔣濟等人，前往高平陵，面見曹爽，傳達自己的意思：“只要你交出兵權，罷免官職，我保你全家平安，讓你回府養老，保留你的爵位，絕不追究你的任何責任。”

為了讓曹爽相信，司馬懿還下了血本——指洛水為誓。

在古代，“指河為誓”是最鄭重、最莊嚴的承諾，相當于對著天地神明、對著河神發誓，若是違背了誓言，就會遭天譴，斷子絕孫，不得好死。

歷史上，劉秀曾經指河為誓，原諒自己的仇人，并且說到做到，成為了千古佳話。

司馬懿正是抓住了古人對誓言的敬畏之心，指著洛水，鄭重發誓：“我司馬懿，在此立誓，若曹爽交出兵權，我必保其全家性命，若違此誓，必遭天譴，不得好死。”

蔣濟等人，也在一旁作證，勸說曹爽：“太傅一向言出必行，而且指洛水為誓，絕不會違背誓言，你就放心投降吧。”

曹爽本身就優柔寡斷，又貪生怕死，聽到司馬懿的誓言，又有蔣濟等人作證，漸漸放下了戒心。

他覺得，只要交出兵權，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保住自己的家人和財產，回府養老，安享晚年，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他不顧桓范等人的苦苦勸阻，毅然決定，投降司馬懿，交出兵權。

桓范見曹爽不聽勸告，徹底絕望，痛哭流涕地說：“曹子丹（曹爽的父親）一世英雄，怎么會生出你這樣的兒子，我們這些人，遲早都會死在你的手里！”

曹爽沒有理會桓范的勸告，帶著魏帝曹芳，返回了洛陽，主動交出了大將軍印，罷免了自己的官職，回到了家中，等待司馬懿履行誓言。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天真和愚蠢，最終，讓自己和全家，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司馬懿一旦掌控了大權，便立刻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根本沒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誓言，所謂的洛水之誓，不過是他欺騙曹爽的手段而已。

曹爽回到家中后，司馬懿立刻派人，包圍了曹爽的府邸，派人監視曹爽的一舉一動，不準任何人進出。

隨后，司馬懿羅織罪名，誣陷曹爽“謀反”，派人將曹爽及其黨羽，全部抓了起來。

曹爽的黨羽，包括謀士桓范、大司農何晏、吏部尚書丁謐等人，全都被司馬懿逮捕入獄，嚴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謀反”的罪名。

最終，司馬懿以“謀反罪”為由，下令，將曹爽及其黨羽，全部斬首示眾，并且滅了他們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一時間，洛陽城血流成河，曹爽的家人、親信，上至老人，下至孩童，無一幸免，共計數千人，慘遭殺害。

曾經權傾朝野的曹魏宗室，就這樣，被司馬懿一舉鏟除，蕩然無存。

而曾經為司馬懿作證、勸說曹爽投降的蔣濟，得知司馬懿違背誓言，大肆屠殺曹爽及其黨羽后，羞愧不已，郁郁寡歡。

他覺得，自己被司馬懿欺騙，成為了司馬懿屠殺曹爽的幫兇，違背了自己的良知，最終，在羞愧和悔恨中，一病不起，不久便病逝了。

司馬懿洛水之誓，看似是一場“和平解決”權力爭端的手段，實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一場血淋淋的屠殺。

他用最莊嚴的誓言，欺騙了曹爽，用最殘忍的手段，鏟除了自己的對手，為司馬家篡奪曹魏政權，鋪平了道路。

更嚴重的是，他的行為，不僅欺騙了曹爽，更是對古代“誓言”的褻瀆，對天地神明的不敬，摧毀了人們對權力的信任，也摧毀了當時的社會道德。

在司馬懿之前，政治斗爭雖然殘酷，但也講究信義，講究一諾千金，即便要鏟除對手，也會光明正大，不會用欺騙誓言的方式。

可司馬懿之后，政治斗爭徹底淪為了“弱肉強食”的游戲，毫無道德信用可言，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以背叛誓言，可以濫殺無辜。

自晉以后，守信之風被嚴重削弱，社會整體性的道德開始大滑坡，弒君篡位、背信棄義，漸漸成為了家常便飯，這一切，都與司馬懿違背洛水之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后世對司馬懿的評價，更是一片罵聲，幾乎沒有正面評價。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嚴厲批評司馬懿：“司馬懿，奸臣之尤也，欺人孤兒寡母，以篡其國，其罪罄竹難書。”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更是直言：“司馬懿之篡魏，始于洛水之誓，其欺也，甚矣！”

他認為，司馬懿的欺騙，不僅毀了曹爽一家，更毀了整個社會的信義，開啟了后世奸臣篡權的先河。

即便司馬家后來建立了西晉，統一了天下，也無法洗刷司馬懿的罪孽，司馬家也因此，徹底背上了“沒信義、沒道德”“奸臣篡權”的罵名，遭人唾罵千年。

三、結語：背信棄義終留罵名，信義才是立身之本

呂蒙白衣渡江，司馬懿洛水之誓，這兩場事件，發生在三國時期的不同階段，主人公的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不同。

可它們的本質，卻是一模一樣的——為了短期的利益，突破了信義的底線，用欺騙和背叛，換取了一時的“成功”。

呂蒙用白衣渡江，為東吳奪取了荊州，鞏固了江東的安全，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的。

司馬懿用洛水之誓，鏟除了曹爽，掌控了曹魏的大權，為司馬家篡魏，鋪平了道路。

從短期來看，他們都是“成功者”，都達成了自己的目標，獲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

可從長期來看，他們都是“失敗者”，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們失去了信義，失去了良知，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遭人唾罵千年。

東吳雖然奪取了荊州，卻徹底失去了蜀漢這個盟友，后來劉備舉兵伐吳，東吳險些亡國，即便最終擊敗了劉備，也元氣大傷，再也無力與曹魏抗衡，最終，成為了三國中第一個被滅亡的國家。

司馬家雖然建立了西晉，統一了天下，卻因為司馬懿的背信棄義，失去了天下百姓的信任，西晉王朝，僅僅存在了五十一年，便走向了滅亡。

而且，西晉滅亡后，中國陷入了長達三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這一切，都與司馬家的篡權，有著直接的關系。

三國時期，英雄輩出，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關羽忠肝義膽，義薄云天；趙云勇猛善戰，忠心耿耿。

這些人，之所以能被后世傳頌千年，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才華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們堅守信義，堅守底線，不忘初心。

而呂蒙和司馬懿，之所以被后世唾罵千年，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背叛和欺騙，更重要的是，他們摧毀了古人最看重的信義，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底線。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告訴我們：信義，是立身之本，是立國之基，無論身處何種時代，無論面對何種利益誘惑，堅守信義，堅守底線，才能走得更遠。

那些為了短期利益，不惜背信棄義、欺騙他人的人，即便能獲得一時的成功，最終，也一定會被歷史拋棄，被世人唾罵，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無翻身之日。

呂蒙和司馬懿的教訓，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唯有堅守信義，方能行穩致遠；唯有不忘初心，方能不負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