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英剛：一個歷史學家眼中的2023年電影

2023年，擺在我們面前的世界似曾相識，卻又面目全非。百年變局的說法和處在時代轉折點的感受，使電影也呈現出大時代的彷徨感。

歷史轉折點上的人性

金性洙《首爾之春》（豆瓣評分8.8）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1979年12月12日的漢城（首爾），把鏡頭對準了那場決定韓國歷史走向的、驚心動魄的九小時政變。當年強人總統樸正熙被刺身亡，韓國進入了一個后來被稱為“首爾之春”的政治溫和期。但是12月12日的這場政變，徹底改變了歷史走勢，把韓國拉回到軍事強權之下。這部政治驚悚電影，已經不能用超現實主義題材來形容。它剖開了權力更迭中制度和人性的博弈，告訴我們，精密設計的制度、看似強大的勢力和所謂的道德高度，是多么的脆弱。

《首爾之春》海報

研究政治史的學者，最大的風險是陷入精英主義的思維。他們會非常認真（信以為真）地研究政治起伏中的政策分野、文化差異、理念之爭，描繪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線性故事，并試圖為歷史事件的發生尋找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甚至認為社會或者政權是一臺精密設計的儀器，認為從制度層面即可推演權力斗爭的結局。實際上，太多變量無法納入考慮。歷史學家在紙本上縱橫捭闔，但若將其置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前夜，大部分人估計是驚慌失措、無所適從的。

《首爾之春》再次揭示了（任何一種）秩序的脆弱（換成年輕人的話說，就是“世界是個巨大的草臺班子”）。政變的主導者陸軍保安司令官全斗光（原型全斗煥）代表的是一批少壯派軍官（“一心會”），他們在體制的夾縫中尋找機會，在最初的權力格局中并不占據優勢。代理總統、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都站在全斗煥的對立面。他們控制著韓國陸軍的指揮系統和部隊人事權，還掌握著特戰司令部和憲兵監。同時，參謀總長任命李泰臣擔任首都警備司令官進而掌握了首都治安權，更不要說政治倫理和道德上的高度不是全斗煥可以企及的。看似官僚們各司其職，謹慎周密，但這僅限于體制沒有受到挑戰。一旦整個體制遭到挑戰而崩塌，這些人表現出來的脆弱令人瞠目結舌。作為全斗光對立面的李泰臣，是個充滿人性光輝的角色，但他僅靠道義無法取勝——這是《首爾之春》超越大多數同類電影的重要原因。全斗光靠陰謀、膽大和收買，足以瓦解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他那句名言是這部電影的最好腳注：“失敗了才是叛國，勝利了就是革命。”

河南豫劇有一句老話，叫“不殺奸臣不剎戲”。顯然《首爾之春》沒有遵循這一原則，它以悲劇收尾，以全斗光成功復辟軍事強權結束。相比電影，現實中的情況更具諷刺性，全斗煥活到90歲去世，并沒有因為發動政變受到多大的懲處。歷史上有一種陰謀家和殉道者的二分法——勝利的一方被描述為陰謀家，失敗的一方被描述為殉道者，比如劉邦與項羽、司馬懿與諸葛亮、秦檜與岳飛等等。殉道者的意義在歷史長河中會不斷被放大。許多對正義的追求和嘆息，被寄托在這些殉道者身上。現實中理想主義者的失敗，往往在文化思想中獲得補償。從這個意義上說，《首爾之春》也部分為代表理想主義的一方（李泰臣，可能導演想的是“李舜臣”）昭雪。

《首爾之春》彰顯了歷史轉折時期的脆弱性。這部電影在韓國有700萬人次觀影，考慮到韓國人口不過5000多萬，這個比例相當高。不知道這部電影有沒有起到什么教育作用。但是這部電影上映后不到一年，韓國總統尹錫悅于2024年12月3日突然發布戒嚴令，希望通過政變改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僅僅六個小時以后，就遭到了失敗。這不失為這部電影增加了一個倍感諷刺的喜劇版本。

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奧本海默》（豆瓣評分8.8分）的敘事中，我們仍然能看到這樣的敘事方式。這部電影以人物傳記的形式把我們的思緒拉回到從二戰到冷戰時期的核武器制造上，在技術革命下思考生命和文明。導演諾蘭明顯運用了對比的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彩色的，一條是黑白的，分別聚焦“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和政客施特勞斯，或者說分別聚焦奧本海默主觀的感受和他所處的客觀環境。施特勞斯內心的自卑導致他對奧本海默充滿嫉恨——以至于奧本海默和愛因斯坦簡單的對話也讓其認為奧本海默在鄙視他的專業貧乏。施特勞斯反對美國出口某種放射性同位素，奧本海默回復，啤酒和鐵鍬也含有同樣的同位素。在這部電影里，奧本海默是（科學精神）的殉道者，施特勞斯是（骯臟政治）的陰謀家。奧本海默可以制造出毀滅世界的力量，但是卻躲不過小人的中傷。就像康德所說，宇宙和人心，是最難理解的兩樣東西。科學與政治的博弈始終影響著每個時代。宇宙的宏大和人性的卑劣始終并存。

《奧本海默》海報

現實中的施特勞斯作為冷戰初期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創始委員，他是個愛國的保守派，強調美國優先和保護原子機密，支持發展氫彈。他推動的1954年的聽證會導致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被撤銷——直到2023年這部電影上映才獲得平反。同樣對奧本海默落井下石的愛德華·泰勒被譽為“氫彈之父”。在奧本海默造出原子彈卻又希望加以約束時，泰勒熱衷于研究更加強大的核武器。現實中他是伯克利空間科學實驗室的創始人，也是后來里根總統戰略防御計劃的忠實擁護者。據說他是《奇愛博士》的靈感來源，在《奧本海默》中他成了奧本海默的參照體。

同時窺探到宇宙秩序和復雜人性，是否讓愛因斯坦和奧本海默對人類的命運有了答案？原子彈爆炸時奧本海默腦海里出現的是《薄伽梵歌》的句子：“我已成為死神，世界的毀滅者。”原子彈的光芒如千百烈日當空爭輝，映照出人類在知識和人性面前的永恒困境——人性在科技進步中似乎并未得到任何的進展。奧本海默自己也不過是被歷史洪流裹挾的個體生命。制造原子彈，可以幫助結束二戰，避免更大的傷亡，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盒，將人類置于毀滅的威脅之下。奧本海默后來反對研發氫彈，立場明顯轉向。但是在杜魯門總統等人看來，這是幼稚和軟弱的表現。奧本海默自己也是分裂的，一方面渴望造出原子彈，一方面又希望避免世界陷入新的危機。對科學和功業的向往，和道德自持的矛盾，讓他陷入痛苦的精神內耗。電影中將奧本海默暗喻為普羅米修斯——后者從眾神那里盜取火種給人類，遭到了宙斯的懲罰——但是現實中奧本海默并沒有遭到眾神的懲罰，而是遭到了人類的懲罰。

大時代的個人命運

程耳《無名》（豆瓣評分6.6分）把鏡頭對準了抗戰時期的孤島上海。“無名”這個電影名字，讓我們很容易想到歷史敘事——到底哪些人哪些事會（值得）被記住。何先生（梁朝偉飾）和葉秘書（王一博飾）穿梭于不同陣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用著真名、化名，在極端環境下為抗戰的勝利貢獻力量。很多真相需要看到最后才能拼接起來，正如歷史學家從晦暗不清的文獻記載、檔案日記、圖像符號來恢復歷史真相一樣。宏大的歷史敘事背后，是眾多無名之人。何先生他們甚至頂著漢奸、叛徒的身份行事，而日本特務機關長渡部的理想是回老家當農民——卻洗刷不掉他作為侵略者的罪惡身份。何先生說，不論是石原派還是東條派，對我們都一樣（是侵略者）。《無名》講述的很像是一個被正史遺忘的新版本故事。

《無名》海報

大時代的洪流，考驗著每個人的成色。每個人的艱難抉擇，構成了時代的鏡像。有的人很軟弱，就像梁朝偉對話的一個叛徒（黃磊飾），自己說：“我是個軟弱的人，不適合巨變的年代。”在他看來，“生靈涂炭把民眾引向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又把他們推向生靈涂炭。”梁朝偉那段審訊的臺詞，可能是最讓人容易記住的：“你心中的國民黨，在民國十幾年就已經死了。你現在看到的，不過是尸體腐爛的過程。”他似乎是代表汪偽政權的立場在說這些話，但是實際上并不是。這種無名的臺詞，還是回到電影所強調的在極端歷史背景下，以“他者”身份為信仰獻身的精神。

馬蒂·格肖內克《萬湖會議》（豆瓣評分8.1）再次揭示了各司其職的精密體制如何走向了殺人的內在邏輯。整個電影的核心思想就是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導致600萬猶太人被有組織屠殺的萬湖會議，是納粹德國為了響應希特勒號召，解決猶太人問題召開的一次“嚴肅”的討論。在構建新秩序的烏托邦意識形態感染下，德國政府的相關部門代表被召集在一起。似乎沒有人覺得自己討論的是百千萬人的生死。每個人都在代表自己的部門發言，討價還價。會議服務人員有說有笑，輕松愉悅。艾希曼中校工作態度一絲不茍，精心準備資料。這場會議似乎跟任何一場政府會議沒什么不同。參加會議的官員，超過一半都具有博士學位，知識儲備并沒有讓他們更有良知。在元首的宏偉藍圖面前，沒有人敢提出明確的質疑。為了建設“美好”世界，猶太人要被當做歷史的垃圾清理掉。這就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出爐過程。作為當事人，猶太人在會議上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也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只是冰冷的數字和符號，是被討論的對象。

《萬湖會議》海報

會議中我們能看到部門主義和官僚習氣。波蘭總督府國務秘書約瑟夫·布勒關心的是有限解決波蘭的猶太人問題。內政部國務秘書威廉·施圖克特是猶太法律的編纂者，他提出了一些技術問題，比如半猶太人問題。但在海德里希斡旋下，放棄了自己的主張。但這并非對猶太人的同情，更像是技術官僚的慣性。總理府國務秘書克里欽格是唯一提到道德問題的人——但他擔心的是屠殺猶太人會不會影響執行者的精神士氣。于是艾希曼詳細解釋了如何用損害執行者精神最小的傷害完成清除猶太人的任務。這場一個小時多的會議，最終勝利結束，所有技術問題都被回答，帝國機器隨即開動，拉開了屠殺數百萬人的大幕。這個機器上的每一顆螺絲，都認真執行自己的任務，似乎只是履職而已，無需對死去的生命負責。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家體制很好，它可以輕易把最邪惡的目的用官方渠道和官方語言除罪化。但是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海因里希知道這是邪惡的嗎？可能知道。他在電影結束時說：“把會議記錄發給每一個人，誰也別想說自己不知情。”

雷德利·斯科特《拿破侖》（豆瓣評分6.3）遭受很多非議。主要的原因是他拍攝的拿破侖，是重度去神圣化的拿破侖。他幾乎把法國最偉大的領袖，描繪成重度戀愛腦的屌絲青年。拿破侖出身低微，想要獲得約瑟芬的青睞，所以努力爬上第一執政的高位。他的一系列舉動，包括從遠征埃及前線歸來、復辟帝制、入侵俄羅斯，都被歸因于對約瑟芬的摯愛，是愛情催化下的決定，有的甚至是爭風吃醋的結果。這種病態的感情直接把拿破侖的英雄史詩變成了城鄉結合部小青年的逆襲，主打一個“我征服了天下，卻不能留下自己愛的女人”的悲涼。這部電影，如果有優點，就是用矯枉過正的精神，把宏大的神圣敘事，改造成了荷爾蒙作祟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拿破侖》海報

長安不見使人愁

烏爾善《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豆瓣評分7.7）套用了一個宏大的傳統神話故事，以周武王伐紂作為背景，實際上探討的是父子關系。整個故事貫穿著兩條線索，一條是弒父情節，一條是找回自己。為了確保封地諸侯不至于頻頻造反，商王建立了“質子”傳統。各地諸侯都要獻出一個兒子押在都城朝歌作為“質子”。若是諸侯反叛，質子必定被殺。這些孩子當初被選中送往朝歌，各地諸侯是經過一些權衡的——送到朝歌的必然是不重要的或者不能作為繼承人的兒子——這有點像歷史上屢屢出現的次子團。其實殷壽（商紂王）最初也是被權衡的那個兒子，他的長兄才是帝國的繼承人。他通過“弒父殺兄”登上王位，也是長期受冷落的最終爆發。他鼓動蘇全孝自殺，讓四大伯侯的質子殺自己的父親，誰殺了爹誰就是新的伯侯——這正是他自己做的事，他殺了自己的父親，成了新的商王。在商紂王看來，他才是這些質子的父親（和代表）。他希望帶領和鼓動大家，殺死自己的父親們，建立新秩序。紂王革命最徹底，把祖廟都燒毀了，當受到質疑時，他反問，祖宗在哪里？導演心中儼然有一幅“文革”的圖景：挑動家庭成員互斗。姬發（后來的周武王）是眾多質子之一，整部電影的另一條線索，就是姬發從認賊作父，到自我覺醒，回歸西岐。

《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海報

電影中充滿了關于父子的討論。殷壽對姬昌的嫉妒，認為他有兩個好兒子，而自己的兒子卻要殺了自己。他讓姬昌吃自己兒子的肉，認為禽獸尚且不食子，你連禽獸都不如，以此來為自己失敗的父子關系辯護。西伯侯在路上收養雷震子，眾人反對，認為雷震子長相兇惡是妖，但是西伯侯說，就算它是妖，是善是惡，也全看以后教誨如何。后來出手扭轉局面的就是這個差點被棄養的義子。紂王讓姬發殺死自己的父親，成為自己的繼承人。姬發最后要殺死自己精神上的父親（紂王），才能回歸自我。就像周文王說的那樣：“你是誰的兒子不重要，你是誰，才重要。”

對于個人命運，王寶強《八角籠中》（豆瓣評分7.3）給出質樸堅韌的答案。里面有句臺詞，讓人感到命運的沉重：“我們就像那打水漂的石頭，無論多么努力向前，最終也不得不接受沉下去的命運。”但是《八角籠中》給出的答案，是命薄如紙，也當有不屈之心。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在殘酷現實下努力生活的故事。正人君子熱衷于扮演關心，站在道德高點指手畫腳。實際上，淺薄的是我們自己。當我們開口批評別人的時候，我們要想到，這個世界并不是如你我一樣，擁有諸多優越的條件。有的人，捧起飯碗，就已經耗盡了所有力氣。

《八角籠中》海報

不論如何努力，李白都覺得自己不被統治精英階層接受。長安，永遠離他三萬里，永遠無法抵達。謝君偉、鄒靖《長安三萬里》（豆瓣評分8.3）講述了門第的故事。鮮衣怒馬少年郎的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卻希望能在繁花似錦的盛唐做一番事業，甚至不惜兩度入贅，晚年還為了前途卷入永王之亂。那種“高堂明鏡悲白發”的吶喊，到“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放下，讓這位盛世詩人，前半生留在了強盛如斯的盛世，后半生埋入了滿目瘡痍的山河。相比李白的無才可懷（從投靠永王已經看出其政治判斷力之差），高適是真有政治才干。但是在長安人眼中，渤海高家已經沒落了。曲江宴上，沒有他的位置。高適如果不是走玉真公主的門路，靠著討好權貴，可能一生都拋灑在長安的夜色中。

《長安三萬里》海報

對李白來說，不論你多么才華絕倫，都距離長安永遠三萬里。不夜夜笙歌，將人生拋灑在大唐的夜色中，還能做什么呢？畢竟“古來圣賢皆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如果不是安史之亂，原先的體制崩解，恐怕連高適都不能夠出頭吧。長安失陷三個月后，一生求功名的高適終于踏上了從八品逆襲成為節度使之路。崩盤后的大唐，才是高適這群人的大唐。更極端的如黃巢，長安不見使人愁，不見就不見吧，那就天街踏盡公卿骨。李白目睹了長安的大火、黃鶴樓的倒塌，享受了開元天寶盛世的人們，悲慘的死在接下來的戰亂中。他感慨的是世事無常。但是高適情緒穩定，畢竟他寫過“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雖然高氏是門閥造假的重災區，畢竟他祖父有過耀眼的戰功，又在軍中多有歷練，所以他成為安史之亂的既得利益者。諷刺的是，門閥還是在他的逆襲之中扮演了部分角色。

2023年的最佳影片，我愿意給克里斯托弗·諾蘭《奧本海默》。

《奧本海默》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