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戀 | 婚姻資源化：以婚姻為名的代際財產轉移

劉戀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我家在四川，春節來到河北邯鄲，發現河北邯鄲代際責任和婚姻締結與四川有較大差異。以下討論的基礎是在河北走親訪友所了解到的情況。

高昂的結婚成本

從訂親到結婚，邯鄲G區家庭需要付出的成本極高。從媒人開始牽線搭橋，到最后的結婚典禮，每一步都是靠錢來推動的。

按目前的行情，媒人每推薦一個對象，只要男方加上了對方微信，就需要根據每個微信號30元的標準付費。如果介紹成功，則給每一個中間人2000-3000元的紅包，如果中間人比較多，就需要花費1萬元。

對于男方的中年父母來說，他們沒有“談戀愛”的概念，并且現在也不敢支持孩子談太久的戀愛，理由是談戀愛默認男方付錢。經過相親介紹的青年男女，如果覺得合適，在幾個月內就會確定關系，邁向訂婚這一步。

在G區，訂婚和結婚的規模、正式程度相當，這意味著訂婚的花費相當高。經過三家親戚的介紹，加上參加了一次訂婚典禮，筆者計算出在G區訂婚，男方家庭需要花費15-18萬元。這筆花費主要包括：宴請女方近親、宴請賓客、給女方的見面禮、五金、買蘋果手機。在訂婚典禮之前，男方需要宴請女方家人，商量訂婚事宜，這時男方需要送女方家人20件禮品，加上飯錢，花費在1萬元左右。訂婚典禮邀請的賓客，和結婚時的范圍相同，一般在200-300人，一桌10人，也就是20-30桌。每桌不含煙酒，花費在500-600元。訂婚時賓客不隨禮。給女方的見面禮一般是2.88萬元。五金和蘋果手機是必須買的。由于近2年黃金價格上漲，開始出現折現風氣，男方家庭僅此項費用需7萬元。作為一個外來人，覺得女方要求必須買一個蘋果手機這個現象十分有趣。據親戚們介紹，這個要求是10年前開始流行的，現在已成默認規則，并且也開始了折現風氣，買一個頂配蘋果手機至少要1萬元。

要滿足結婚條件，女方普遍要求男方有2套房，一輛車。2套房指的是村里的一套房和城里的一套房，即便男方在村里修了樓房，里面的裝修已經十分現代化，且G區離邯鄲市區只有20分鐘車程，女方仍要求男方必須在城里有一套樓房。男方父母需要支付30-40萬元的首付。車的價格必須在10萬元以上，一般為15-20萬元。

到了結婚典禮，其規模和訂婚相當，還需要有婚車。婚車必須是豪車，“最次是奧迪”，最低20輛，有的還需要請舞蹈隊，花費也超過10萬元。

這樣算下來，男方家庭中一個兒子結婚，就需要父母拿出100萬元。此外，當地本不講究嫁妝，但近2年女方父母也需要配一輛15-20萬元的婚車當作嫁妝。這樣，年輕夫妻結婚后就有2輛較好的小汽車。

沉重的代際責任

結婚成本高昂的同時，其成本幾乎全部由男方父母承擔。這里面的問題有2個，一個是必須由男方承擔，一個是必須由父母承擔。

必須由男方承擔，是因為傳統的家庭觀念和婚姻觀念使本地人仍然秉持著“男娶女嫁”的秩序，即男方是娶了一個老婆，女方則是被嫁了出去，成為了別人家的人。這意味著一系列的生活秩序，如女方必須在男方家里過年，女方初二才能回娘家，女方的贍養義務主要是在男方家等。必須由男方父母承擔，則深刻體現出邯鄲本地背后的家庭秩序。

對于本地家庭來說，結婚是家庭傳承的一環，自己的姓如果沒有了后人是大事。結婚生子是依附于家庭傳承而存在的。從傳統觀念來看，家庭是本地人意義附著的單位，每一個個體的行為是服務于家庭的。但在城鎮化和現代化觀念的沖擊下，仍較為完整遵循這套觀念的是50歲、70歲這兩代老人。年輕一代的觀念正在被重塑。

因此，年輕人的行為呈現出一種矛盾：在結婚儀式上，他們遵循了傳統，完成了相親、訂親、結婚這些步驟，并且接受了父母應該為之承擔責任的觀念，享受了父母的責任，接受了父輩積累的財富；但在生活觀念上，卻并不認同、也不愿意完全遵循傳統觀念的另一部分，即生育子女、完成家庭傳承、以及盡孝。這并不是說年輕一代不再選擇生子和贍養父母，而是有選擇地調整某些內容，更加強調作為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在我所在的XY村，婆婆和媳婦幾乎不住在一起，因為婆婆擔心被媳婦討厭，擔心惹媳婦不高興。婆婆在家里的話語權很少，媳婦在此地有著至高的地位。對于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對父母的贍養責任也是兜底式的，家庭間的代際責任是接力式而非反哺式的。

作為一種資源而存在的女性和婚姻

由于父母和祖輩秉持家庭傳承的目標，十分看重子代結婚生子這一大事，因此如果子代存在結婚難問題，就會傾全家之力解決。

在20年前，在本地還未受到城鎮化與現代化的過分沖擊時，結婚的成本不高，且儀式具有契約意義，更加突出儀式所內涵的契約價值而非儀式所附屬的經濟價值。筆者對象的父母和舅舅舅媽，在17、18歲訂親，5年后成親。當時簽訂的婚書在他們看來是具有約束的，訂親說明雙方已經認定彼此，訂親儀式的價值也在此。在未到法定結婚年齡前，雙方保持禮貌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不多，但是到了家庭需要勞動力時，男方就會上門幫忙。這樣“考察”4、5年后，雙方也到了合適年齡，就邁入婚姻。而目前的訂婚儀式并無契約意義，有的訂親后2個月就結婚，訂婚僅僅是隨大流的一種做法。

現代化的發展對本地婚姻的沖擊，至少可以體現在城鎮化及其內涵的生活方式、教育的性別分化上。在城鎮化方面，最直觀的體現是增加了結婚的成本，婚姻城鎮化成為婚姻締結的前提。子代借助結婚，將父輩的積累轉移到自己身上，從而快速完成自己的城鎮化目標。在教育的性別分化上，則體現為：低齡（在20歲左右）女性升學比例高于低齡男性，留在本地的低齡男性由于未升學，在18歲之后就面臨結婚問題，由于女性流動到教育場所，沒有結婚需求，因此本地適婚女性減少，加上本地重男輕女現象下女性比例自然降低，低齡男性的適婚對象急劇減少，女性成為一種被競爭的資源。這一境況在與婚姻城鎮化合謀之下，本地的結婚成本飆升。

同時，隨著城鎮化發展和低齡女性受教育階段的結束，留下來的是未婚的大齡男性和大齡女性。此時，大齡男性過去如果是因為經濟條件被婚姻市場排斥，就不得不接受將過去積累的財富用于支付高昂的婚姻成本來完成婚姻締結這一選擇；大齡男性如果是因為接受教育被留下，則成為婚姻市場中較為搶手的一方，因為此時相似條件的大齡女性更多，如果雙方是自由戀愛，則可能突破本地婚的高昂成本約束，尤其當女性是外地人時；大齡女性則因為接受了教育，思想更加多元，有了更多選擇，而對婚姻更加謹慎，但秉持“獨立自由”觀念的現代化教育卻很難真正讓女性自由，如果仍身處本地，受到父母和自身傳統觀念的影響，她們仍可能接受甚至要求男方家庭承擔高昂的婚姻成本。通過將男方父母的財富轉移給子代，從而實現對女方的“尊重”和保障女方獨立自由的權利。在這適婚對象雙重錯位的發展中，女性逐漸成為一種被競爭的資源，借用一位親戚的話說，女性逐漸成為“拍賣品”，價高者得。

伴隨著女性成為一種資源這一現象的發生，婚姻也成為一種資源，尤其是成為子代借助父代財產完成資源積累的一個過程。在邯鄲，筆者發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對象的老姨居住在市區附近的一個城中村，地理位置很好，該村的彩禮2年前還保持8萬、10萬的水平——不過據老姨的兒子介紹，受到郊區的影響，這2年該村的婚姻成本也開始上漲，同時，即便已經在市區附近，開車10分鐘就能到市區，但是子代相親對象仍要求必須在城市購買樓房。

之所以要購買樓房，是為了滿足子代尤其是女性城鎮化的需求。之所以彩禮可以低一些，是因為想要嫁到市區的女性更多，女性也面臨競爭，因此可以降低要求。相比之下，G區位于市郊，區位條件沒有市區好，就必須支付更高的彩禮才能娶到媳婦。我們還觀察到，如果是邯鄲下屬的縣的女性要嫁入G區，彩禮也不如G區本地女性高，這是因為G區相比于下屬縣的地理位置更好，也成為下屬縣女性城鎮化的一個目的地，G區就比下屬縣更具優勢，因此也可以接受相對較低的彩禮。

這樣，婚姻完全成為一個資源積累的過程。女方、子代的資源積累過程達成，就是雙方順利締結婚姻的過程；女方的資源積累過程沒有達成，則感情容易破產——感情的建立和維持是建立在資源積累之上的；子代的資源積累沒有達成，則家庭容易產生矛盾。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是想要為兒子包辦一切來滿足自己家庭傳承的父代通過承受高昂成本一步步推動了婚姻資源化的發展，也不僅是作為兒子的男方在父母的無限代際責任之下無意識地享受了父代財產轉移而包容了婚姻資源化的發展，同時，女方將男方所付出的金錢多少視為對自己尊重、對自己“愛”的證明的基本條件——這意味著對感情的物化、對婚姻的物化，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自己的物化，以及通過婚姻來完成自己“獨立自由”的城鎮化生活慣習的想法也助推了婚姻資源化的發展。

與四川（相對）更強調個體價值和子代自身的努力不同，河北父母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家庭、將家庭傳承視為人生根本意義并承擔著無限代際責任。不過，無論是四川的父母還是河北的父母，他們的舊有觀念都正在受到沖擊。四川的父母也開始看重彩禮，過去嫁女兒時對彩禮不太關心的現象變少，對彩禮要求低的現象也在減少，女性自身也開始嘗試通過締結婚姻快速完成城鎮化目標；四川父母在全國浪潮之下，也開始頂著壓力為兒子籌車籌房，雖然目前還不如河北父母一般過度擠壓自我；此外，隨著婚姻成本的急劇上漲，河北父母已經難以承擔“人生意義之重”。

相同的是，當兩地的父母都在承擔子女婚姻成本的同時，他們的子代（包括女兒）同時接受著傳統的家庭觀念和現代化的教育、生活方式，矛盾地接受著父母的支持，將家庭傳承的目標融合到自身的城鎮化目標中。無論在哪里，如果男方家庭有2個兒子，就容易成為相親市場的劣質對象，因為父母的錢不再屬于一個小家庭，而必須被分割。在兩地的家庭中，無論是父母還是兒子、女兒，都在為城鎮化這個看似光鮮亮麗，實則沒有實在價值支撐的目標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