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楊尚昆邀請郭汝瑰吃飯，談到些問題，立即得到余秋里贊同

1988年春天，北京的風還帶著一點涼意。那一年，改革開放已經走過第十個年頭，街頭商販多了起來，工廠門口也常能看到搞副業的宣傳標語。就在這樣的氣氛中，一批老一輩的軍事家，悄悄地在琢磨另一個問題：軍隊是不是也要“下海”經商？這個看似具體的經費問題，背后牽扯的是軍隊性質、軍人信仰，還有上一代人在戰爭年代親眼見過的教訓。

1988年4月的一次小范圍宴會，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楊尚昆邀請幾位老將軍吃飯，桌上氣氛原本輕松，話題卻漸漸嚴肅起來。席間說到軍隊經費緊張，有人提到“允許部隊自己想辦法補貼軍費”，坐在一旁的郭汝瑰，沉默了一會兒，忽然開口，說的話不長，卻把幾十年積累的經驗和憂慮一股腦提了出來。這番話，引來在座余秋里的立即附和。

要理解這頓飯的分量，還得從頭說起，從那個始終把“軍隊錢從哪來、軍隊人往哪走”看得極重的老兵郭汝瑰說起。

一、從陽臺到書桌：一個老兵的“第二戰場”

1970年以后，郭汝瑰長住重慶北碚。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被正式定為離休干部，按副兵團級待遇安排生活，還有專車和駕駛員。按說，這樣的老年日子，安穩、清閑，已經是很多戰爭年代老人難以企及的福氣。

可郭汝瑰的狀態與“清閑”二字相差甚遠。七十多歲的人，身體早就大不如前，關節不好，走路也慢了下來，但腦子卻一點不肯“退休”。站在他當年住處的陽臺往外看，正是重慶城市擴張的起步階段，塔吊林立，馬路上人流、車流來來往往，國民經濟的面貌一日一變。眼前這些景象，讓這個打了一輩子仗的老人，越來越坐不住。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享福，而是把幾十年前被打斷的工作重新拾起來。1966年，他在南京軍事學院史料研究處任副處長時，葉劍英來視察學院，就專門叮囑過：要重視中國古代軍事學術的系統研究。當時，郭汝瑰已經在學院內聚集了一批學術骨干，準備長期做這件事。可后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項工作被迫中斷。

到了八十年代初，形勢變了，人也老了，但這件“未完之事”始終在他心里。他清楚，當年的那些研究人員已經分散到各地，重新組織起來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歲月流逝，他自己對戰爭和軍事史的思考反而更深，覺得有責任把掌握的資料、親歷的經驗，編成一部系統的軍事史，留給后人。

有意思的是，他第一反應不是找出版社，而是坐火車進京，親自去找張震談這件事。張震時任軍中要職，對軍事理論和軍史編纂一直非常重視，聽完郭汝瑰的想法，當場表示支持，并讓有關部門撥給他5萬元經費。這在當時，絕不算小數目。

拿到經費后，郭汝瑰立刻召集起當年參與過軍事史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人都已年過花甲甚至更老，頭發花白，但說到寫書，一個個眼睛都亮了。大家心里明白，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在有生之年看見這部“中華軍事大書”真正問世。

1983年，《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兵器卷正式出版，葉劍英親自題寫書名，張震作序。到1991年，全書最終完成，累計字數超過600萬字，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鴻篇巨制。十年里，參與編撰的幾位老同事先后離世，沒有等到書籍全部出版，這是令人唏噓的地方。

從陽臺到書桌，對于郭汝瑰來說，其實是從硝煙戰場轉向紙面戰場。他的“晚年事業”，并不僅是寫書那么簡單，而是借文字，把整個一代軍人的經驗和教訓，沉下來、留住。

二、戰場上的籌劃：黃埔出身的“矮子參謀長”

很多人提起郭汝瑰，習慣先想到他在解放戰爭時期潛伏國民黨高層，為中共中央提供情報的那段經歷。那固然重要，不過，如果只把他視作“潛伏者”，難免有些失之片面。他畢竟是黃埔軍校畢業，又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深造過的人，軍事上的素養與實戰能力，在國民黨軍中都算一等一的。

早年他在川軍干過一段時間，后來赴日本留學，回國后又考入陸軍大學學習。陸大那時候是國民黨軍官體系內極有分量的一道“門檻”，很多人是沖著資歷和名片去的，真正把功夫下在軍事理論上的并不多。郭汝瑰在陸大一讀就是三年，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這件事在當時軍界口碑不小，楊杰這些軍中老人對他也頗為器重。

1937年淞滬會戰打響，日本大舉進攻上海，陳誠嫡系第14師投入南北塘口一線的激戰。戰斗打到膠著的時候，42旅旅長因畏戰被撤職，部隊一時缺乏主心骨。這個時候，已經擔任14師參謀長的郭汝瑰，直接帶隊上陣，代行旅長職責，親自抓陣地防守。最激烈的幾天里，他提著槍，跟著84團沖到前沿。等到戰斗結束，42旅原本七千多人的編制，只剩兩千余人。

陳誠對這位出身川軍、個頭不高的參謀長印象深刻，后來說起他時，帶著一點戲謔又頗為欣賞地感慨一句：“這個郭矮子，真有兩把刷子。”不難看出，郭汝瑰在國民黨內部的上升，不只是靠派系背景，更靠真刀真槍打出來的戰功和實際指揮能力。

不過，越是在這種體系里干下去，他對國民黨軍內部的腐敗也看得越清楚。抗戰中期，郭汝瑰一度被保舉出任暫編第五師師長。這支部隊隸屬于第七十三軍，看起來師長頭銜不錯，實際卻是一支典型的“雜牌軍”，隊伍成分復雜，土匪習氣重，戰斗力低下，連上級都不愿意接手。

剛剛上任的時候，他還納悶，為什么前任師長交接時總是吞吞吐吐，直到從參謀長田君健口中聽說真相，才一下子弄明白：部隊編制報有七千余人，實際兵員只有三千多。多出來的那幾千人的軍餉，自然都變成了銀票、糧食，進了某些人口袋。槍支、彈藥、被服短缺更為嚴重，這些缺口要是被查出來，就是大麻煩。

更荒誕的是，前任師長臨走時，倉庫里還堆著幾十萬斤米沒來得及賣出去。按說，這樣的“燙手山芋”，誰接誰犯愁，可手下那些管后勤的軍需人員居然一點都不害怕，只說一句：“不怕得，我們去賣。”短短幾天，幾十萬斤軍米就倒騰了出去，換回了幾萬塊錢現款。

在這樣一支隊伍里，要做到完全“不沾一分”，幾乎不可能。郭汝瑰并不貪錢，卻也清楚時局環境，真正吃虧的是下面的士兵：兵餉拿不到，傷殘沒人管，犧牲后家屬也得不到撫恤。于是，他索性把這筆錢集中起來，辦了一個守本農場，就近設在洞庭湖邊，又辦了個守本紡織廠，專門安置傷殘官兵，給他們一份相對穩定的生活來源。

第一次按規定軍餉足額發下去的時候，很多官兵拿著銀元，眼圈都紅了。有個老兵甚至激動得說不出話，只是一個勁地敬禮。這種場景，在那個時代并不多見。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這套做法，原本“雜亂無章”的暫編第五師，反而逐漸有了凝聚力。打長沙會戰時，這個師不但沒有拖后腿，反而在幾次戰斗中表現不俗，連薛岳都點名夸獎。陳誠看在眼里，干脆把暫五師改為甲種師，優先補足兵員、裝備，還配備了迫擊炮營，硬生生把一支雜牌部隊調教成攻堅部隊。

郭汝瑰后來在回憶中提到這些往事，很坦率。他承認國民黨軍中貪污腐敗弊病深重，卻也不否認，在這樣的環境里，如果主官有一點清醒、有一點責任感，把心思放在訓練和整頓上，再差的部隊，也能被帶出戰斗力。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親歷者的冷靜觀察。

三、從軍商教訓到“軍隊經商”：一場飯桌上的提醒

戰爭結束后，歷史走向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解放以后，郭汝瑰選擇站在新中國一邊，這是他反復思考后的決定。對外界那些“叛變”“投敵”的指責，他倒看得很輕。在他看來，國民黨在反人民、反歷史的一條路上走得太遠，而自己的選擇，只是“不做陪葬人”。有一句話他講得很直白：背叛那樣的反動路線，本身就是好事。

到了改革開放后，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1984年11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明確提出，軍隊必須服從、服務于國家建設大局，要騰出力量來支持經濟發展。軍費在某種程度上的壓縮，是那一階段難以避免的結果。按照當時的判斷，要等到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之后，才能再大規模投入國防現代化。

從現實角度看，這一判斷無疑是深思熟慮后的選擇。可經費緊張終究是個實打實的問題，尤其對于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來說，不可能不想辦法補缺口。在這種情況下，讓部隊利用自身資源搞生產、搞經營、甚至參與對外貿易，就逐漸成為一種探索方向。

1985年5月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了《關于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的暫行規定》，軍隊參與經濟活動在制度上獲得了鼓勵和許可。很多單位迅速行動起來，有的辦企業，有的搞貿易，看上去既能減輕國家負擔，又能激發“自養”能力。一時間，社會輿論中也不乏叫好聲。

但另一種聲音，同樣存在。張愛萍等老一輩將領，就明確提出過質疑。他直截了當指出，“官商”“軍商”這種路子，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不是沒出現過，只不過那多半與軍閥、舊軍隊相連結。熱衷于經商的軍隊，很容易滑向腐敗這條路。

1988年那次在北京的宴會上，楊尚昆把幾位軍內老前輩請在一桌，既是聯絡感情，也是聽聽他們對眼前一些問題的看法。氣氛正熱時，有人談到軍隊“開源”的辦法，說到“可以依靠自己經商來補軍費”。郭汝瑰靜靜聽了幾句，終于忍不住插話。

“我們當年在國民黨軍隊的時候，”他語速不快，卻很堅定，“軍人辦生意，把心思全給帶偏了。那種教訓，現在人也許真沒見過。軍人是要為國家賣命的，不是為賺錢。”又說到林則徐那句“茍利國家生死以”，他強調，部隊一旦人人唯利是圖，再精良的武器、再好的編制，戰斗力也會被掏空。

他這話一落桌，坐在一旁的余秋里立刻接上，甚至加重了語氣：“試想一下，飛機可以拿去做生意，軍艦可以做生意，汽車也可以用來跑買賣，那軍紀還能抓得住嗎？就算能拉回來，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這種對話，沒有華麗辭藻，卻很有分量。兩位老人并不是否定經濟建設的重要性，他們看重的是軍隊的根本屬性。對他們來說，軍人可以吃苦，可以短時期內忍受物質條件的不足，但不能丟的是清晰的職責邊界和為公而戰的價值觀。這一點，經歷過舊軍隊徹底墮落與分崩離析的人，看得格外清楚。

不得不說，正是因為有這樣一些老人的提醒，軍隊經商的問題在后來逐漸被重新審視。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層面越來越關注這種發展方向的隱患，到1998年，關于“軍隊不得經商辦企業”的決定徹底明確下來，相關企業陸續移交地方或注銷。這一輪整頓規模相當大，涉及的資產和人員數字，都極為可觀。

從結果來看，那些年軍隊為國家經濟讓出了相當多的“份額”，卻在關鍵時刻又主動退出競爭場，回歸戰斗隊本位。這種取舍，放在冷冰冰的統計表上也許只是一串數字，對老一輩軍人而言，卻是關乎軍隊血脈的事情。

四、書桌背后的信念：不夸己功，只記是非

在經商問題上敢于直言，并不是郭汝瑰晚年唯一的“較真”。在如何對待個人歷史功勞上，他也有一套自己的標準。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軍事史》已告一段落，他又組織力量編寫反映抗戰正面戰場的大型作戰史，希望系統梳理八年抗戰中，華中、華南等戰場的作戰經過，把那些長期被忽視的戰役、犧牲和貢獻記錄下來。為此，他再次到北京找張震說明困難——原先編寫《中國軍事史》撥給的5萬元經費，已用去四萬多元，手頭只剩八千多元，要繼續組織大量史料收集和寫作，資金明顯不夠。

張震聽完，當場從椅子上站起來，說了一句：“你不要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這既是對一個老友的信任，也是對軍史工作的重視。那一年，郭汝瑰已經八十多歲，身體大不如前，卻依然親自牽頭，召集老同志整理資料、討論結構。有人勸他注意身體，他只是擺擺手，說“趁還能動，多干一點”。

1995年5月，他突發腦血栓住院，張震特地趕到重慶探望囑咐他好好養病，不要太操心。可在病床上，他依然惦記著書稿進度，擔心“書未成，人先走”，便寫信托付黃玉章、田召林等人，希望他們咬咬牙把這部書完成。到1997年前后，《中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史長篇》終于編成，準備付印，這算是對他一個很大的安慰。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這些工作之后，他又開始整理自己的回憶錄。很多人以為，這位老將軍大概會詳細講述潛伏敵營、傳遞情報的諸般驚險場景，順路多說幾句自己的“功勞”。但真正拿到書的人會發現，他在戰年經歷部分寫得相當節制，對自身貢獻輕描淡寫，甚至有意避讓。

在書的卷首，他專門提到，自己的經歷和那些為新中國流血犧牲的數不清英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他表示，當年之所以離開蔣介石集團，既說不上什么“高風亮節”，也不必抬高成多少壯舉，不過是“不甘心做危害國家的敗類”，做出了一點“不過分糊涂”的選擇。

臺灣方面對這本回憶錄和相關報道極為敏感，有的媒體甚至夸張地說“若非郭汝瑰叛變，國民黨不會退守臺灣”，還有人公開罵他“叛徒”。對這些聲音，他回應得倒很淡：“戰爭勝敗在于人心向背。我早年就參加共產黨，從沒干過反共的事，說不上什么‘背叛’。要真站在清王朝立場上，孫中山也是‘叛徒’，那些保皇派倒成了‘忠臣’，豈不是笑話？”

這種看法，既有歷史縱深感，也透著一點老人的辛辣。他把“忠”“叛”這兩個在舊時代極重的字眼，放回到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坐標中去衡量，而不是僅僅從一黨一派的立場出發。也正因為這種視角，他對軍隊經商這一類問題格外敏感。他見過舊軍隊從吃兵餉、開生意，到整個體系被利益所困的全過程，很清楚一旦把“忠誠對象”從國家和人民，轉換為個人財貨，后果是什么。

1997年，郭汝瑰迎來90大壽。那一年，香港回歸在即，國家統一大業向前邁出關鍵一步。慶賀之時，有人問他晚年還有什么愿望，他說得很樸實：希望親眼見證香港回歸，也希望有一天能到臺灣走上一遭，在統一之后看看那一邊的山河。這種心愿，本質上還是回到“國家一統”“民族大局”這四個字上。

遺憾的是，大壽不久后，在送女兒回南京的途中，他遭遇車禍，送醫搶救無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90歲。香港回歸那一幕，他勉強趕上了；兩岸完全統一的那一天，他沒能看見。

站在今天回望他這一生，會發現一條相當清晰的線索：從戰場到書桌，從部隊整訓到軍史編纂，從親歷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到堅決反對軍隊經商，他始終繞不開一個問題——軍隊到底該成為什么樣子，又絕不能變成什么樣子。1988年楊尚昆那頓飯桌上的話，其實就是他幾十年經驗的濃縮。說來平常，卻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