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利比里亞內戰，中國請求避難美國大使館，美：僅限美國公民

1996年4月的某個夜里，蒙羅維亞的天色剛剛暗下去，城里已經到處是火光。有人在樓頂上看著遠處的爆炸，低聲嘀咕了一句：“這回，怕是收不住了。”對利比里亞人來說，槍聲已經響了七年，可那一晚的密集程度，連老居民都覺得不對勁。

就在這座城市的一角，中國駐利比里亞大使館的燈光還亮著。大使謝志衡剛從北京述職回任不久，行李箱才剛打開，就被接二連三的槍響“迎接”。他曾見過這里的混亂，但這一次，炮彈落在使館附近，流彈直接打進院子，驚得工作人員一身冷汗。很快，館內進入緊急狀態，所有人集中住宿、限水限糧，一種說不清的壓力開始籠罩在每個人心頭。

而在不遠處，美軍陸戰隊已經在美國大使館周圍拉起鋼制隔離帶，直升機停機坪隨時待命。兩座大使館，兩套完全不同的安全條件，很快就交織出后面那段頗具戲劇性的撤離故事。

有意思的是，這一切混亂，并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利比里亞的火藥味，其實埋了整整一個世紀。

一、從“黑人共和國”到火藥桶

利比里亞這塊土地，在非洲地圖上不算顯眼，卻有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19世紀，美國廢奴運動推進后，一部分獲釋黑人被陸續安置到西非沿海，主要就是利比里亞及附近的馬里蘭地區。當地原本就有二十多個土著族群，各說各的語言，各有各的首領。突然來了大批“回到非洲”的美籍黑人后裔，身份和觀念都大不相同。

這些歸來的黑人奴隸后裔在西方人眼里，是“文明人”，會英文，信基督教，穿西裝，懂一點現代政治。他們在當地建立起利比里亞共和國、馬里蘭共和國，之后合并為利比里亞共和國，號稱“非洲第一共和國”。聽上去很光鮮，實際上卻埋下了巨大隱患——外來統治集團和本地土著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等級鴻溝。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籍黑人后裔掌握政權，把土著居民當作“二等公民”。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美國的庇護，而不是來自當地社會的整合。政治上偏向少數群體，經濟上嚴重依賴美國援助，利比里亞始終沒能建立起自主的工業體系。到20世紀下半葉，首都蒙羅維亞甚至電力都十分不穩定，普通人連持續用電都成問題，只有極少數富人自備發電機。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扶持下，利比里亞也曾有過一段“表面繁榮期”。橡膠種植園面積一度冠絕全球，美國大公司在這里獲取原料，當地政府獲得外匯，看上去一派太平。但繁榮只停留在少數人身上，廣大土著的貧困與失落被不斷壓抑，矛盾被一層薄薄的和平外衣罩著。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種族、貧富、權力分配的矛盾在國內盤根錯節，利比里亞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就是“火藥味四處彌漫，就差一根火柴”。

1980年4月12日，這根火柴被點燃。出身土著克蘭族的軍士長塞繆爾·多伊率領16名士兵發動政變，攻入總統府，將當時的總統托爾伯特當場槍殺。隨后，他以“開會”為由騙來多名高官，一舉處決。多伊上臺后，結束了美籍黑人后裔長期執政的歷史，自封總統，政權換了顏色，卻沒換做派。

多伊的統治充斥著個人崇拜和嚴重腐敗。他借“土著當家”之名，行裙帶統治之實，貪污受賄、打擊異己，幾乎把所有反對聲音都逼到了絕路。軍隊、警察、情報部門成了他維持權力的工具，而民眾的怨氣，在這種壓抑環境下越攢越多。

1985年，曾參與推舉多伊上臺的將軍奎翁巴忍無可忍，發動政變。他一度攻占廣播電臺，對全國宣布多伊政權已經被推翻，大批民眾沖上街頭慶祝。“多伊倒臺”的消息像野火一樣蔓延，讓人短暫看到一點希望。

然而，多伊并未真正被控制。他迅速調動忠誠部隊，從城外殺回首都，與奎翁巴的部隊血戰街頭。奎翁巴最終兵敗，被抓進森林，多伊下令槍殺，甚至傳出將其尸體肢解“示眾”的駭人細節。這樣的殘酷手段，不僅沒震懾住反對派，反而進一步撕裂國家的社會肌理。

可以說，從1980年到80年代中期，利比里亞已經從“壓抑不滿”發展為“血腥清算”。而真正讓國家滑入無底深淵的，是1989年爆發的那場全面內戰。

二、內戰與“兩多”：一個國家的失控

1989年，曾任政府總服務局局長的查爾斯·泰勒在科特迪瓦組織“利比里亞全國愛國陣線”，打著“推翻多伊、拯救國家”的旗號，帶隊入境作戰。表面看是政治斗爭，實際背后，還有復雜的部族對立和外部勢力角力。

泰勒部隊一路從邊境打向內地，政府軍節節敗退。多伊面對內外交困，統治根基迅速動搖。1990年，多伊在與西非維和力量談判時遭伏擊，被一支反政府武裝抓獲，經歷殘酷折磨后被殺，其遇害畫面甚至被錄像傳播，引發外界震驚。

政權倒了，和平卻沒來。泰勒并沒有迅速統一全國，各路軍閥、地方勢力、部族武裝在權力真空中紛紛冒頭，戰場從首都擴散到各地。利比里亞從此進入一種典型的“軍閥化內戰”狀態，各方既打仗，又搶地盤、搶資源，普通民眾完全成了任人宰割的對象。

有維和士兵后來總結利比里亞的現狀時，提到一個頗為形象的說法——“兩多”：孩子多，槍多。

孩子多，是因為利比里亞戰亂造成醫療、營養極度匱乏，平均壽命一度徘徊在四十五歲左右。生命短、風險大，生育年齡普遍提前，很多女孩十一二歲就懷孕。街上看上去像孩子的少女，轉身就會掀起衣服給嬰兒喂奶。更麻煩的是，在父權秩序被戰爭摧毀后，大量孩子根本不知道父親是誰，家庭結構嚴重崩解。

這批孩子絕大多數無法接受正規的教育，生存方式就是跟隨武裝團體，拿著槍，靠掠奪過日子。久而久之，“童子軍”“娃娃兵”成了利比里亞內戰的一大黑暗景象。暴力被當成唯一的語言，法律和學校對他們而言是遙遠的名詞。

槍多，則是因為各方武裝不斷從境外走私輕武器，AK步槍、火箭筒到處流通。街上隨便可以看到赤腳少年肩扛步槍，槍口晃晃悠悠，對準誰都說不定。維和人員剛到利比里亞時，每聽到一聲槍響，都會本能伏地；待時間久了，聽到一陣密集槍聲，也只是抬眼看一眼，像看煙花一樣“習以為常”。

1996年時，內戰已經持續七年，利比里亞的國家機器幾乎名存實亡。經濟全面崩潰，公共服務癱瘓，大批人口流離失所。據多方統計，這場長期內戰總共造成超過一百萬人傷亡，這在總人口不過四百萬出頭的國家里，意味著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被戰爭直接波及。

就在這種長期失控狀態下，1996年春天的新一輪激戰，把戰火又一次燒到了首都大街小巷，也燒到了各國大使館的大門前。

三、謝志衡的抉擇：從絕望，到意外的“搭機”

1996年4月初，蒙羅維亞的局勢突然急轉直下。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在市區多處交火，重武器頻繁使用，炮彈亂飛。4月7日，交火范圍擴大到中國大使館附近，槍聲、爆炸聲從早到晚幾乎沒斷過。

一些武裝人員在街道上一路掃射，順手搶掠，窮人家里實在沒什么東西可拿，他們很快把目光轉向各國使館——那里有發電機，有油，有糧，還有被視為“貴重物資”的汽車、家電、藥品。大使館區，逐漸成了暴徒們眼中的“倉庫”。

中午時分，一伙利比里亞武裝分子闖入中國大使館，舉著槍，聲稱要“錢和食物”。館里工作人員與他們反復交涉，壓著情緒斡旋，最后還是不得不交出一部分現金和糧食，對方才肯撤走。這件事隨即被上報給利比里亞外交部。

不得不說，利比里亞外交部的“回應”表面上還算體面——派了三名士兵來“保護”中國使館。但在一個國家機器已經嚴重癱瘓、軍隊和武裝分子界限模糊的環境里，這種保護形同虛設。不久，館內人員發現，這三名士兵索性把中國大使館當成自己的倉庫，將各處搶來的物資往使館里堆，完全不把大使和工作人員的抗議放在眼里。

這種場面，本身就很說明問題：所謂“政府力量”，已經不再具備維護安全的能力。謝志衡此時給國內發回的報告，語氣越發凝重。很快，國內回電明確：盡快組織撤離，保留少量人員堅守。

下一個問題，是怎么走。

利比里亞外交部給出的答復頗為無奈——機場和港口已經落入武裝控制之中，交火不斷，無法正常使用。想離開，只能走陸路，坐車穿越幾百乃至上千公里的危險地帶，設法抵達鄰國邊境再想辦法。對一個外交使團來說，這條路幾乎等同于九死一生。

在這種情況下，謝志衡把目光投向了美國大使館。他非常清楚，美國在利比里亞有長期利益布局，美軍陸戰隊在大使館周邊駐扎，裝備精良，防御嚴密。各派武裝哪怕再膽大，也不會輕易正面挑釁這支力量。若能進到美使館區域，一時安全基本有保障。

而且，美國慣有在海外進行撤僑的安排。從利比里亞這種戰亂程度判斷，美方大概率已經開始調集直升機或軍艦。若能搭上這一趟，是相對現實的出路。

這個判斷并不復雜，卻十分重要。謝志衡當即撥通美國大使的電話，將中國使館面臨的困境如實說明，希望能在美方撤僑行動中捎帶中方人員。

美國大使的回復頗為冷靜：“我們確實有直升機用于撤僑，但目前只限美國公民。其他國家人員，需要向上級申請。即便獲批，你們也必須自己設法抵達美國大使館。”

一句“僅限美國公民”，擺明美方優先次序。話雖客氣，意思卻很清楚：能不能帶你們，得等華盛頓點頭；就算點了頭，也不會冒險派車、派兵到城里接你們。

聽到這里，館內有人忍不住小聲嘀咕一句：“那我們怎么去？”謝志衡只說了一句：“先想辦法再說，總不會坐以待斃。”在那個時刻，“有機會搭機離開”已經是難得的曙光，哪怕這曙光顯得有些冷淡。

他決定一邊等待維和部隊，一邊準備轉移方案。他聯系了駐利比里亞的西非維和力量，請求協助護送使館人員前往美使館。然而，現實又給了重重一擊——接下來的幾天里，維和部隊遲遲未現身，通訊線路也時斷時續，有時干脆打不通。時間一點點流逝，外面的槍聲卻越來越近。

4月12日中午，使館人員正在簡單用餐，一名前來“保護”的利比里亞士兵突然沖進來，神情慌張：“武裝分子打過來了，你們不能再待在這兒！”大家丟下碗筷，迅速撤離，轉移到中國經濟商務參贊處暫避。這里相對隱蔽一些，能拖一陣，但沒人敢指望能長期安全。

在維和力量遲遲聯絡不上的情況下，只能另找門路。謝志衡通過當地關系，找到一個熟悉局勢的中間人，托他幫忙設法安排護送。錢，在此時成了少數還能起作用的東西。這名中間人不久帶來了兩個塞拉利昂籍維和士兵和兩個當地武裝人員，表示可以出錢雇他們護送中國人前往美國大使館。

這在戰時并不罕見——武裝者既可能是威脅，也可能在關鍵時刻變成有償“保鏢”。危險當然不小，但擺在眼前的選項已經不多，用一句當時不少人心里話來說：“咬咬牙，賭一把。”

價格談妥后，使館待撤離人員和4名僑民共24人，擠上幾輛小車，由這四名持槍者押送，朝美使館方向駛去。車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顛簸前行，窗外不時傳來槍聲。行進過程中，只要有人朝車這邊多看兩眼，車上的人心里都要“咯噔”一下。

好在這次賭局并未失手。車隊在一路驚險中，終于抵達美使館區域，進入相對安全的防護圈。之后，美方通過自身渠道，確認可以在撤僑直升機上安排一部分座位給中國人員。

第二天，直升機起飛時，24名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和僑民分批登機，離開那片戰火連天的城市。幾經轉機和輾轉，他們終于回到國內。那次撤離行動規模不大，總人數遠不如后來幾次，但意義非常直接——在海外陷入極端危險時，中國人在夾縫中活著走了出來。

四、從利比里亞到利比亞，也門與烏克蘭：撤離能力的變化

如果把1996年利比里亞撤離看作一次在他國庇護和自身應變之間艱難求生的行動，那么后來的幾次大規模撤僑，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場景。十幾年間，中國在海外保護公民能力上的變化，確實非常明顯。

2011年，北非的利比亞爆發內戰。與利比里亞相比，利比亞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要高得多，中國企業在那里承接大量工程項目，勞務人員過萬。戰火剛起時，不少工人還抱著僥幸心理，覺得“以前也鬧過事，很快就過去”，直到附近不斷傳來槍炮聲，通訊信號被切斷，背著槍、拿著砍刀的武裝分子破墻而入，搶劫、掃射，這才真正意識到危險近在眼前。

這一次，中國的應對速度和力度都大不相同。國內啟動最高級別響應，大規模調動交通資源。按照當年的公開資料統計，共出動了百余架次民航包機，多艘大型客輪和貨輪參與海上接運，還有少數軍用飛機和軍艦在外圍提供支持和掩護。撤離路線既有空中直飛，也有經海路轉第三國后再乘機回國，多線同時展開。

短時間內，從戰區組織數萬人的撤離，本身就是對綜合能力的考驗。信息匯總、身份核實、交通調度、境外協調，每一環都需要足夠成熟的機制托底。可以說，與1996年在利比里亞那種“設法搭別人直升機”的被動局面相比，2011年的利比亞行動已經完全變成主動組織、成體系實施。

2015年，也門局勢急劇惡化，沙特等國對也門境內目標實施空襲，地面武裝和空中打擊交織在一起，不確定性極高。中國方面迅速決定由海軍艦艇承擔撤離任務，多艘護航艦艇先后抵近也門港口，將中國公民分批接走。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行動中，中國艦艇還順帶撤離了七百多名其他國家公民。這在以往并不常見。對比之下，有的傳統大國在這次事件中甚至無法集中撤走本國僑民，只能建議公民“自行設法搭乘其他國家船只”。這種差距，讓許多觀察者對中國在特定區域的行動能力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時間再往后推，到2022年初，烏克蘭局勢驟變，大規模軍事沖突爆發，大量在烏克蘭的中國留學生和企業人員突然置身戰區。道路擁堵，火車站擠滿逃離的人，各國大使館都在想盡辦法安排撤離。中國駐烏克蘭使館通過電話、短信、網絡等多種方式逐個聯系在冊公民，確認所在城市、人數、健康狀況，再組織大巴車隊，從基輔、敖德薩等地向周邊安全國家轉運。

短短十天左右時間，數千名中國公民陸續從烏克蘭撤出，通過陸路進入周邊國家，再通過臨時航班回國。從效率來說，這種“跨國、跨邊境、多交通方式銜接”的撤離節奏，已經和傳統意義上那些緩慢的危機撤離完全不同。

回頭再看1996年利比里亞那一幕：謝志衡站在蒙羅維亞的院子里，一邊躲炮彈，一邊四處打電話，托維和部隊幫忙，又去找美國大使求助，最終掏錢雇武裝護送。那種“有祖國撐腰，但手里牌還不多”的狀態，與后來這些大規模、有組織、有軍力保障的撤僑行動形成鮮明對比。

從歷史角度看，這種變化并不神秘。綜合國力的提升、外交布局的深化、軍力投送能力的增強，再加上制度層面對海外利益的重視，自然會在具體事件中體現得一清二楚。利比里亞、利比亞、也門、烏克蘭，只是幾個典型節點，但很能說明問題。

1996年的利比里亞撤離，看似規模小、不起眼，卻處在一個轉折期的前后。前面，是被動依賴他國庇護的階段；后面，是逐步形成成熟撤僑體系、主動組織大規模行動的階段。把這幾次事件連在一起看，利比里亞那架“搭來的直升機”，在歷史鏈條中的位置，反而顯得格外清晰。

對許多親歷者來說，那些在異國戰火中奔走、等待、上車、起飛的瞬間，大概終身難忘。它們既是一段個人記憶，也是國家能力在外部世界的一種具象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