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三個歷史罪人害死89萬百姓，老蔣殺一人，另外兩人升大官

1938年6月的一天，武漢上空笛聲刺耳，日機轟炸一輪接一輪，江面被炸得狂起水柱。地下防空洞里，一名從河南逃難而來的中年人，衣衫襤褸，靠在洞壁上喃喃自語：“家沒了，全沖了……”有人問他怎么回事，他只擺了擺手，“水來的時候，比鬼子來還急。”這一句聽上去有些含混，卻點破了那一年中原大地上最殘酷的一幕——不是子彈，不是炸彈，而是黃河水，把數十萬條生命吞沒。

時間往前推幾天，在鄭州、開封一線，日軍的鐵蹄正一步步逼近。國民政府在幾乎無兵可用的情況下，做出了一個驚人決定：炸開鄭州東北花園口的黃河大堤，以洪水阻擋日軍西進。這一“以水代兵”的舉措，直接改變了中原地區的地理和人事，也將三個名字牢牢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桂永清、龍慕韓、黃杰。

這不是一件可以簡單歸為“戰時無奈”的事。把時間線拉長，會發現花園口決堤并非一夜之間的被動選擇，而是一次次戰機被白白浪費、一次次命令被臨陣違抗之后，不得不走到的險路。而那三個“歷史罪人”的命運，更是充滿諷刺：一個被處死，兩個官越做越大。

有意思的是，故事的開端卻是一場振奮人心的大捷。

一、從臺兒莊的喜訊，到徐州的死局

1938年4月，臺兒莊戰場傳來捷報。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指揮部隊重創日軍，第十師團損失慘重，這一仗被后世稱為臺兒莊大捷，是全面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少有的大勝。那段時間，重慶、武漢的報紙紛紛用大字標題慶賀，民間也一度認為抗戰出現了轉機。

就在這之前，國民政府高層制定的是持久抗戰的方針，重心放在保存實力、拖住日軍。然而捷報傳來后，蔣介石的思路發生了明顯變化。他一度認為，既然能在臺兒莊打贏一次，不如乘勝追擊，打一場“決戰”，試圖給日軍以更大打擊。于是，大量部隊被不斷調往徐州周邊，短時間內，徐州一線竟集結了約60萬國軍。

問題在于，這60萬人幾乎是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上最后的大塊本錢。自1937年8月淞滬會戰打響，到12月南京淪陷，中國軍隊的精銳部隊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大量中央軍嫡系在淞滬、南京一線被打殘，這60萬中原部隊，更多是疲于奔命、補充匆忙的部隊，戰斗力遠不如紙面數字好看。

也正因為如此，當李宗仁從電話里聽到蔣介石有意在徐州與日軍主力“硬碰硬”時，心里一緊。傳說中他當場就對白崇禧說了一句：“現在太晚了。”這話未必原話如此，但意思差不多——日軍此時已經完成多路推進，中國軍隊兵疲馬乏，主動求戰，勝算極低。

另一方面，日軍高層內部，圍繞對華戰爭是“速戰速決”還是“有限推進”，一直存在爭論。徐州附近60萬中國軍隊的集結，恰好給了戰爭擴大派一個借口：既然中國主力已經暴露，不如一鼓作氣，將之圍殲。日本參謀本部隨后決定向徐州方向投入大批兵力，抽調約25萬人，分五路推進，其兵力規模是臺兒莊戰役中日軍投入的數倍。

紙面上看，60萬對25萬，中國軍隊占據優勢。但如果把時間線往前挪到淞滬，會發現一個尷尬的事實：淞滬會戰中，中方兵力也并不占下風，而且投入的多是精銳老部隊，還是擋不住日軍攻勢。到了1938年春夏之交，許多部隊已經歷多次激戰，彈藥、裝備、士兵狀態都難言理想。

5月中旬，日軍土肥原賢二率第14師團突破黃河防線南下，從菏澤方向直逼蘭封。蘭封的重要性在地圖上就能看出來——隴海鐵路從那里東西貫穿，一旦失守，第五戰區后方補給線、部隊撤退路線都將受到嚴重威脅，第一戰區與第五戰區的聯系也會被攔腰截斷。徐州方向的部隊，就有可能陷入被包圍的險境。

值得一提的是，土肥原賢二這個人不算典型“前線猛將”，而是搞情報出身，在中國待過很多年，說得一口地道中文，對中國軍閥生態也有自己的判斷。此時，他帶領的第14師團只有兩萬多人，兵力相對有限，且補給線過長，按理說是一次難得的圍殲機會。

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蔣介石做了一個分頭安排：一面命令李宗仁組織徐州地區的部隊有計劃向皖西、豫南一帶撤退，避免全軍覆沒；一面又調集第一戰區兵力，準備在蘭封一帶對第14師團實施圍殲。只要這兩萬人的部隊被吃掉，日軍中路攻勢必然受挫，徐州主力的撤退壓力就能減輕許多。

計劃聽上去不算復雜，關鍵在執行。

二、“圍而不殲”：蘭封會戰中的三次潰敗

當時國軍高層在用將方面已經捉襟見肘。黃埔軍校畢業的年輕將領，大多還缺乏獨立指揮大戰役的經驗，而那些資歷老、兵多的各地軍閥，又難以完全聽命中央。蔣介石翻來覆去，想到的能獨立帶兵作戰的，也就是薛岳。

薛岳很快被調到第一戰區，擔任前敵總指揮，手下集結了宋希濂第71軍、桂永清第27軍、俞濟時第74軍、李漢魂第64軍等部隊，總數約15萬，對陣土肥原賢二的2萬兵力。從數字上看，這一戰似乎順理成章：只要部隊能夠按部署推進，把日軍困死在蘭封東南一帶，勝利幾乎板上釘釘。

日軍這邊，土肥原也不是毫無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手中不過一個師團，而且深入內線，補給不足，一旦陷入消耗戰，會非常危險。因此，他采用了兩條線：一邊以59聯隊正面進攻蘭封，牽制國軍主力；一邊把主力悄悄向蘭封東南方向推進，準備奪取靠近黃河的陳留口，打通補給通道，同時卡住蘭封的后路。

與此同時，第一戰區的作戰部署分成幾路：桂永清率27軍、71軍等部自蘭封向東推進；李漢魂率第74軍、第64軍從商丘向西推進；孫桐萱第三集團軍、孫震第二十集團軍從北側切斷日軍退路；黃杰第8軍在商丘一帶阻擊可能前來增援的日軍，目標就是在內黃集、封儀一帶形成包圍圈，將第14師團一舉殲滅。

5月21日，蘭封會戰打響。經過三天激戰，國軍成功突破了日軍外圍陣地，將土肥原的部隊困在一片狹長地區，計劃看上去正在朝預期方向發展。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國軍內部的薄弱環節先露了怯。

從蘭封到陽堌集這一線，是桂永清的防區。這里有5個師外加1個旅，配備了戰車營和裝甲車連，還修建了工事，要說硬件條件，并不差。但當日軍趁夜發動猛烈攻擊，火力一壓上來，桂永清部隊短時間內憑借工事支撐了一陣，很快便出現了全線動搖。

桂永清本人在現場無法穩住陣腳，部隊開始大規模撤退，有些部隊甚至丟下重武器和通訊器材，一路向羅王車站方向狂奔。桂永清也跟著部隊往后退，幾乎沒有留下有效的阻擊陣地。等他意識到出事了，才想辦法找理由向上級解釋。

有意思的是，他為了給自己留下一個“還在堅持”的形象，命令第88師師長龍慕韓堅守蘭封城，要求其“無論如何要守住”。第88師原屬宋希濂第71軍，戰斗中已經遭受一定損失，此時臨時歸桂永清指揮。面對突如其來的命令，龍慕韓心里并不踏實——真正負責防線的人已經跑了，他這個師長留在城里，很容易成為替罪羊。

戰斗中情況急轉直下。日軍加緊攻擊，蘭封城周邊火光連天。龍慕韓很快意識到，他手中這點兵力壓根守不住長期消耗戰，也看不到兩側有足夠支援，心里難免打鼓。據說他看著密集的炮火，只說了一句：“上面自己都走了，叫我一個人守什么？”下一步選擇，就帶著明顯的情緒——在日軍發起猛烈攻城后不久，他帶隊撤出了蘭封。

結果是，原本已經被包繞的第14師團抓住了缺口，撕開防線，不但成功突圍，還在之后的行動中占領陳留口，重新接通了與后方的補給道路，反過來威脅蘭封一線。幾天前國軍費力拿下的陣地，相當于白打一場，而日軍卻用一次突擊打通了命脈。

如果故事在此打住，這還只算一次戰場失利。然而圍殲計劃不但沒有結束，國軍經過調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薛岳對桂永清的潰敗異常憤怒，立刻致電軍事委員會，要求嚴查責任。蔣介石也很惱火，但考慮到日軍在不斷增援，時間緊迫，他暫時壓下了處分，只強調要盡快再度合圍。他電令薛岳重新組織進攻，限期在5月26日之前消滅第14師團，并特別強調：“如有畏縮不前、攻擊不力者，按律嚴懲。”

在兵力上，中國軍隊仍然占優勢。再一輪激戰后，國軍在27日前后重新奪回蘭封、羅王車站等據點，隴海鐵路暫時打通，之前滯留在商丘附近的42列滿載物資的列車得以撤向鄭州，這一段算是少有的亮點。

此時，遭重創的第14師團被迫向黃河方向收縮，打算靠近河邊背水一戰，其師團司令部頻頻遭炮火打擊。有一段記載頗具戲劇性：日軍在一次反擊后，從一名陣亡國軍軍官身上繳獲了一份地圖，上面詳細標記了第14師團的編制和司令部位置。土肥原懷疑情報泄露，急忙命令司令部轉移，剛離開不久，他原先的住所就被一發炮彈直接命中。

從這點看，當時國軍的情報和火力協調并非一無是處，戰場優勢一度十分明顯。可惜，第14師團并沒有像想象中那樣被吃掉，關鍵在后面。

28日，日軍乘飛機掩護發動反攻，打向桂永清部。結果幾乎與之前雷同——桂永清的部隊再次一觸即潰，沿途丟棄無線電設備和武器彈藥。第一戰區司令程潛忍不住上報，直言其部“情形頗為混亂”。圍殲的包圍圈，再一次被打穿。

此時，蘭封正面戰場陷入膠著，另一條戰線的變故，讓局勢更為不利。

三、商丘潰口：黃杰一退，黃河決堤

為了堵住日軍可能的西進通道，商丘方向原本布置了三支軍隊。但由于大部分兵力被抽調到蘭封地區參戰，留下來守商丘的，只有黃杰的第8軍，以及粵軍第187師、湘軍第24師。

這三支部隊的情況非常復雜。第40師是由稅警總團改編，全套美械裝備，戰斗力相對靠譜；但187師大多是新兵，機槍到了戰區才剛開箱，士兵用得并不熟練；24師剛從徐州戰場撤下來，損失慘重，兵力大約只有編制的一半。這樣一支拼拼湊湊的防線，要抵擋日軍第16師團的猛攻，本來就十分勉強。

5月26日，日軍奪取虞城，進逼商丘。當天夜里，黃杰選擇將部隊撤到商丘郊區，準備以城市為依托組織防御。27日，程潛明確下令：“務須死守歸德（即商丘舊稱），在蘭封地區之敵被擊殲之前，不得放棄。”這句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即便拼光，也要拖住第16師團。

如果從純軍事角度看，當時形勢確實非常殘酷。黃杰面對的是一個裝備精良、作戰經驗充足的日軍師團，而手下三支部隊中，有一支是新兵，一支半殘，真正能打的不過一兩個主力團。真要死守，多半是以慘重傷亡換時間。

然而，蘭封會戰已經到了最關鍵的階段。一旦商丘防線急速崩潰，日軍第16師團長驅直入，中牟、鄭州方向就沒有太多機會組織周密防御。那時候，隴海、平漢兩條鐵路交匯點若失守，日軍會迅速打穿中原的交通網絡。

在這種背景下，黃杰的抉擇顯得尤為關鍵。28日，日軍攻勢持續增強，他看到三面出現包圍態勢，最終沒有遵守“不準撤退”的死命令，而是帶領主力提前撤走，把守城任務交給訓練不足的187師，讓其“堅守三天”。

主官先走，后面誰還愿意硬扛？187師頂了一天，眼看彈藥、士氣都壓不住，也選擇了撤出商丘。這一退，讓日軍輕松占據商丘一線，蘭封側翼頓時暴露。薛岳不得不緊急抽掉正在圍攻第14師團的六個師去抵擋第16師團西進，結果就是——蘭封正面兵力驟減，圍殲戰從此無望。

程潛判斷，蘭封一線國軍已連續激戰多日，損失嚴重，士氣也明顯下滑，而日軍增援跡象明顯。綜合考慮之下，他建議停止強攻，撤往平漢鐵路以西山區。這一次，蔣介石接受了這個建議，下令部隊后撤。蘭封會戰就此收場，結果是：徐州主力雖然借此爭取到一些時間，陸續向西、向南撤離，但預期中的“殲滅第14師團”完全落空。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地指向了花園口。

隨著國軍部隊紛紛退向西側山地，鄭州、開封一線的兵力突然變得極為薄弱。日軍第14師團和第16師團會師后，直線向西推進。6月9日，日軍已經占領中牟，距離鄭州僅幾十公里。地圖上看，只要再往前一步，鄭州這個交通樞紐就難以保全。

鄭州的重要性不難理解。那里是隴海鐵路東西向的樞紐，也是平漢鐵路南北段的交匯點。一旦丟掉，日軍可以順著隴海線直逼洛陽、西安，威脅陜甘寧邊區和西北后方；也可以沿平漢線南下，直指武漢，與華中戰場的日軍會合。那時，國民政府在華中的防線遠未完全布置妥當，一旦兩個方向有一個被貫通，對整個抗戰形勢都會帶來嚴重影響。

問題在于，蔣介石此時已經拿不出足夠兵力再組織一場像樣的防御戰了。兵力消耗、戰線拉長，再加上各戰區之間協調困難，中原防線看起來已經千瘡百孔。在這種背景下，“以水代兵”的方案被擺上了桌面。

在鄭州東北不遠，就是黃河。只要在花園口炸開堤岸，滔滔黃河水就會向東南方向漫出，大片平原會變成一片汪洋。日軍的機動車部隊、后勤輜重，都將難以快速通過。對于國民政府而言，這是一個極端手段——能拖住日軍，但民眾傷亡和土地淹沒的代價，幾乎無法估量。

最后，決堤命令還是被批準執行。1938年6月，花園口堤岸被炸開，黃河改道入淮，河南、皖北、蘇北一帶大片鄉村、城鎮被洪水席卷，據統計，直接死亡人數接近90萬，上千萬百姓被迫離鄉背井。日軍的推進節奏確實被打亂，武漢會戰部署時間得以延長，可這一紙軍令背后，是無數家庭頃刻間的破滅。

回頭看，假如蘭封會戰按照原計劃進行，若桂永清的防線不輕易崩潰，龍慕韓堅守住蘭封城，黃杰在商丘多拖幾天，土肥原的第14師團被重創甚至覆滅，中牟、鄭州一線的壓力會小得多。花園口是否還會成為“不得不”的選項，這個問題很難有絕對答案，但至少，局勢不會像1938年6月那樣急轉直下。

也正因此，很多史家在梳理這段歷史時，會把桂永清、龍慕韓、黃杰三人視作花園口決堤的“間接責任者”。更讓人唏噓的是，戰后他們的下場竟然大不相同。

四、一個人伏法，兩個人高升

這三人里，職務最低的是龍慕韓。蘭封會戰時，他不過是第88師師長，原歸宋希濂第71軍建制，臨時由桂永清指揮。前期攻勢中，他的部隊已經受到損失。決戰關鍵時刻，他確實沒有堅守城池，而是在形勢不利時帶隊撤退出蘭封。

戰斗結束后，蔣介石需要一個交代。桂永清在向何應欽匯報時，把責任重重往下壓，說“有少數部隊戰斗力弱，不能協同及不能貫徹命令”，又特別點名“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行蹤不明”。這幾句話的用意不難理解：防線崩潰的政治后果，總得有人扛。

不久，龍慕韓被撤職，隨即遭逮捕，交軍法執行總監部審查。宋希濂為他求情，說明前線情況復雜，88師確實孤立無援，奈何話語權有限，改變不了大勢。1938年6月17日，龍慕韓在武漢被執行死刑。

說他冤，理由也不少。他的上級指揮官率先撤退，蘭封防線整體已被撕開，讓一個孤立師堅守被攻破的城池，成功的可能性本身就不大。更何況，撤退命令本就缺乏統一協調，他擔心被當成“斷后犧牲品”，本能地選擇了自保。從這一點看，他確實被當成了“替罪羊”。

但從軍法角度看，他又確實違抗了“死守”命令，沒有組織有效防御。戰場紀律一旦松動，對整個戰局影響極大。蔣介石需要拿人開刀，以儆效尤，龍慕韓的死，便成了一個“立規矩”的標志。命運擺在他面前的選項不多，一步走錯，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和他相比，桂永清的結局就復雜得多。蘭封會戰結束后，他被免職，卻沒有遭到更嚴厲的懲處。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的政治身份——既是蔣介石的心腹，又是何應欽的親戚（娶了何家的侄女），另一方面，則是他在黨政軍高層“人脈盤子”極寬。

早在北伐時期，桂永清就已升任旅長。那時蔣派李默庵去他旅里擔任副旅長，他卻刻意冷落李默庵，私下扶持邱清泉。李默庵不干，回去狀告，說桂永清陽奉陰違，不聽命令。蔣介石當時很生氣，差點要撤了他的職。最后還是何應欽出面調停，才讓桂永清躲過一劫，并被派往德國學習軍事。歸國后，他一路升遷，成為蔣身邊的“十三太保”之一。

更麻煩的是，桂永清在戰場逃跑并非第一次。南京保衛戰中，他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匆匆坐船離開，只派副官回去通知部隊。結果不少部隊壓根沒接到撤退信息，在城內打到最后一刻才發現后路斷絕。廖耀湘當年就在南京城四處掩藏，躲進廟里才撿回一條命，國民黨因此差點損失一員虎將。

蘭封會戰后，蔣介石在批閱桂永清的戰斗詳報時，曾經寫下極為嚴厲的批語，說他“平時大言不慚，一到戰場，不察敵情，不明戰況，只想逃命”“你令大軍撤退，先自逃命，又何能使此部隊守蘭封？”這幾句批語，可以看出蔣對他的不滿絕非一時沖動。然而真正落實到處分上，桂永清不過是“挪個位置”，轉任戰干團教育長，等于換個地方照樣當官。

抗戰勝利后，陳誠出任海軍總司令，提拔他為副總司令，不久他又接任總司令職務。要知道，在海軍領域，桂永清并無顯赫戰績，但在黨內軍事系統，他的關系網相當牢固，既和何應欽一系保持聯系，又和陳誠一派打得火熱。到了1954年，陳誠當上“副總統”，又推薦他出任“參謀總長”。可惜沒過多久，他就因病去世，等于在高位中途謝幕。

黃杰的經歷，則介于二人之間。蘭封會戰后，他因商丘撤退被指責“擅自后撤”，受到免職、關押的處分，被送進陸軍監獄。但他待的時間不長，大約半個月左右就被放出來。原因在于，一方面他早年在中原大戰、淞滬會戰中的表現還算不錯，蔣介石對他印象并不壞；另一方面，他部下整理了詳細戰報，上報說明商丘守軍兵力有限、敵強我弱，說明自己并非“未戰先怯”。

更關鍵的是，湯恩伯出面替他說話，表示黃杰守備商丘，是奉自己指揮部署進行撤退，如果要追究責任，應該先找他這個上級。以湯恩伯當時的地位，蔣介石確實不太可能真動手。結果就是，黃杰得以“解套”，被安排出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長，暫時離開一線。

這次挫折之后，他在軍中站隊的方向發生明顯變化，轉而主動靠攏陳誠、蔣經國，逐漸成為后者眼中的“自己人”。抗戰中后期，他重新帶兵，參加滇西反攻，反攻松山、騰沖一線作戰中立下軍功。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中央訓練團教育長，負責整訓軍官隊伍。

1940年代后期，陳誠在軍中大規模整編，部分老軍官被編遣，大批黃埔出身軍官跑到中山陵哭訴，這就是后來常被提到的“哭陵事件”。黃杰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調停者”的角色，出面安撫這些被編遣軍官，替高層收拾殘局，這一來一回，又在陳誠、蔣經國那里加了不少分。

解放戰爭末期，黃杰率殘部撤入越南，被法國殖民當局軟禁了約三年。回到臺灣后，憑借與陳誠、蔣經國的關系，他官運一路走高，先后當過“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甚至在軍中地位一度超過胡宗南。與1938年商丘一役中那個倉促撤退的軍長相比，他后來的權力高度，顯得格外刺眼。

再回過頭看這三個人：同樣是黃埔一期學生，同樣在蘭封會戰、商丘防線中出現嚴重問題，卻因地位、人脈和政治站隊不同，落得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在武漢刑場倒下，另兩個卻在戰后和平時期接連高升。這種強烈反差，很難不讓人想到那個地下防空洞里逃荒人那句半帶絕望的話：“水來的時候，比鬼子來還急。”

花園口決堤，表面上是一次軍事被迫之舉，背后則是指揮失誤、臨陣退縮、派系庇護層層疊加的結果。蘭封本有機會打成一場“以少勝多”的經典圍殲戰，卻在幾次關鍵節點上敗在自己人手里。黃河洪水一泄而下，沖毀的不僅是村莊和莊稼，也把這些人的名字，永遠寫進了那一年的血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