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王元化：行走在思想與學術的裂隙

王元化（1920.11.30-2008.05.09）

文｜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原載《上海灘》2025年第12期

阿倫特在思想隨筆集《過去與未來之間》曾寫到：“一個有教養的人應當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2025年11月30日，是當代中國著名人文學者王元化105周年誕辰，重讀元化先生的著作《九十年代反思錄》《思辨隨筆》和《九十年代日記》等，就會深刻體會到他就是一個擅于從古今中西的知識人和作家中選擇精神友伴的人文主義者。

何為人文主義者？始終以人的處境、命運和選擇為本位來展開智性思考，并且敢于在反思中展現自我的人格，并能夠超越一切思想的藩籬和情緒的禁錮，而與自我的心靈展開永恒對話的人。正如王元化所說：“我是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夠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王元化《思辨隨筆》

苦痛之中，猶見人間熱望

王元化一生的思想與志業，同樣無愧于他所處的時代。他從小在清華園長大，父親王芳荃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曾在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任英文教師。當時王家居住在南院，鄰居中不乏陳寅恪、趙元任、王國維等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母親桂月華熱情干練，有主見，富于愛心，和王元化父親一樣信仰基督教。王元化的學生胡曉明這樣概括其成長背景:“一個同情革命而又知識程度甚新的大家庭，一種混合著基督教的愛心與中國舊時士大夫剛正嚴苛性格的教育氛圍，一種深受寵愛的獨子的身份感（他有三姐一妹和一個在他童年就天折的大姐），這就是他童年的成長背景。”

兒童時代在清華園的王元化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華北局勢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王元化在清華園安寧而充實的童年也在炮火轟隆中終結，他先后在孔德、育英兩所小學接受教育，并在父親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影響下，開始對家事、國事和天下事抱有一種“忍不住的關懷”。“七七”事變爆發后，王元化一家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到了上海。1937年，初到上海的王元化就參加了平津流亡同學會：做一些聯系文藝界的工作。

王元化的父母原希望他讀理工科，以便將來出國深造。然而時局混亂，大學秩序不穩，也沒有好的專業供選擇，于是王元化暫時考入大夏大學攻讀經濟專業，看重中西學養的母親，又為他延請了兩位先生：任銘善先生教他國學，精講《說文解字》《莊子》《世說新語》等；周班侯先生則引導他讀了大量的丁尼生、柯勒律治的英文版詩文。這些都為青年時代的王元化奠定了知識上純正而堅實的底色。

當時的上海，正是左翼文化風起云涌的年代。中國共產黨通過“文學入門，理論引路；外圍吸納，組織攝取”的左翼文化運動，吸引了一些優秀的青年人加入黨組織。1938年，開始文藝創作的王元化嶄露頭角，加入了共產黨，在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并在“孤島”時期的上海承擔了大量的文藝和文化工作。比如，1940年至1941年，他分管直接受地下黨領導的唯一刊物《奔流》文藝叢刊，后來又深受孫冶方、顧準等黨內知識分子的影響。1942年，他擔任上海地下黨文委委員。1948年9月，他受命負責共產黨的地下刊物《展望》雜志。1949年3月，《展望》被反動派查封，王元化轉而編輯共產黨秘密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這是當時上海唯一的進步刊物。

20世紀90年代，原地下黨上海文委老同志合影，左起：藍瑛、王元化、劉人壽、鄭仲芳/圖源：上觀新聞

這段在民族危亡和時代激流中奮斗的切身經歷，不僅塑造了他作為革命者的筋骨，更淬煉出其思想中深沉的人文底色。王元化記得小時候一位長輩對他說，《圣經》上說“你要做世上的鹽”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為光還為自己留下了形跡，而鹽卻將自己消融到人們的幸福中去了。他說，“作為中國的一個學人，我佩服那些爭作中國建設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贊美那些甘為中國文化建設之鹽的人。”如果考慮到這種對于中國文化和普通中國人的情感，是從那些動蕩悲傷的時光縫隙里生長和凝聚而成的，就會對于王元化的“生命的底色”萌生一份別樣的親切和敬意。

反思之間，鑄就精神力量

王元化的日記大多是對私人和公共生活的記錄，包括讀書、思考和寫作的記載，有時候會留下他對于自我生命蹤跡的思索。比如，他在1997年3月5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我無法避開生活中的苦惱，一九五五年的政治運動，精神的受傷；60年代初撰寫《文心柬釋》時突然舊疾（靜脈周圍炎）復發，右眼失明，只得輟筆；‘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離，心因性疾病再一次襲擊了我；‘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政治處境好轉，平反在望，可是張可（王元化的妻子）突然中風了；晚年又因另一種不幸，使我不斷咀嚼痛苦。我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命運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擊，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度過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寧靜……我要忍耐命運的顛簸……”

這段話就像苦海余生中的曠野呼告，草蛇灰線地勾勒了王元化人生中的幾個至暗時刻。他在這千溝萬壑的生命困境中，并未屈服于命運和權力，而始終以生命的韌性和智慧來堅持嚴肅地閱讀、思考和寫作，將自我的生命經驗轉化為對20世紀中國的反思。

王元化思想上的深度不僅來自其系統地閱讀和沉潛往復地思考，也跟他的生命波折息息相關。1955年，王元化因為跟胡風、張中曉的交往被停職隔離審查，只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集團”，就可以釋放他。可他不愿意沒有憑據地污蔑構陷他人，寧折不彎地堅守著做人的底線，也因此被當時負責審查他的人指斥為“頑固”。在隔離審查中孑然一身的王元化一度患上心因性精神疾病。王元化的父母和姐姐、妻子張可以及張可的父母和哥哥滿濤等始終對他不離不棄，竭盡全力來幫助身處困境乃至絕境的王元化走出生命的泥潭。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

王元化對張可始終都是感念和感恩的，他曾說：

“張可心里似乎從來不懂得恨。……她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23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無窮的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時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對于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稍稍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始終沒有使我會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緒的流露。這不是許多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們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遏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入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在那些人生的至暗時刻，包括郭紹虞、韋卓民、熊十力等上級領導、父輩友人和新儒家大儒，因各種原因進入王元化的精神世界，并通過多元化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將學術和思想的薪火傳遞到他身上，形成了一個中國知識人“埋藏知識，留下種子”的秘密精神通道。及至20世紀80年代以后，王元化自己又成為學術和思想薪火的燃燈者，他培養的學生陸曉光、胡曉明、傅杰以及私淑弟子許紀霖等，均已成為中國人文知識界的重要人物。

1988年11月，王元化攜張可（右三）在廣州參加《文心雕龍》國際研討會（《王元化談話錄：1986-2008》）

誠如胡曉明所言，王元化沒有被政治風浪完全摧折，反而在失去人身自由的隔離時期，通過嚴肅閱讀和思考抵達一個更為寬廣的精神天地：

“王元化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一生中最全神貫注的讀書時期居然是在隔離審查的時候。他在現實中看到了與他的心靈格格不入的東西，他無法解釋，唯有在前輩的智慧中尋找答案。最終他把自己的閱讀范圍集中于三位偉大的作者，馬克思、黑格爾、莎士比亞。隔離的生活造成了他的孤獨處境，同時也解脫了他的種種外在羈絆，促使他完全投入到與人類偉大精神相互對話的奇妙的契合中去。他以極其刻板的方式，規定了每天的讀書進程，從早到晚，除了進餐，在準許時間內到戶外散步以及休息等極為短暫的時間外，沒有分毫浪費。讀書使他覺得如在大海中游泳，是無窮的享受。”

這種理論的探索，賦予了王元化一種不竭的生命原力去思考和探索中國的基本問題。他是一個為思想而生的知識人，而不是利用思想為稻粱謀的人。王元化主持的20世紀80年代影響深遠的《新啟蒙》叢刊，他介紹創刊緣起的這段文字，時至今日也是擲地有聲的不刊之論：

“理論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誠，不屈服于權勢，不媚時阿世，這里發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樣高的水平，但我們力求學得認真，有心得，有創見，有新境界的開拓和探索，堅決擯棄一切空話、假話、大話，我們在探索過程中也會出現錯誤，但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學術探討以外的動機，或違反自己的學術良知。”

學問之上，終成一代風范

縱觀王元化一生學術歷程，他始終從中西不同文化源流和思想傳統中汲取滋養：他對莎士比亞戲劇和黑格爾哲學的精讀，對傳統中國經典《文心雕龍》的心領神會等。就20世紀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而言，王元化對于杜亞泉、張中曉、顧準等人思想的洞幽發微，都彰顯了他的思想者形象，在他身上體現的是學術與人格的統一，也是“化學問為德性”的典范人格。

從王元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過著一種多元而豐富的智識生活，與同時代最優秀的知識人在進行持久而深入的對話，包括晚年跟林毓生先生圍繞“這個世界是否不再令人著迷”的通信等。王元化的日常言行和思想交游，處處體現出其為人的真誠和謙遜。他對于生活抱持一種大道至簡的態度，卻從不放過對思想和學術細微處的執拗的追問和探究。

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1984）

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王元化在價值觀念上堅持的是人文主義的精英立場，即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于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基于這一立場，他始終堅持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重要性，曾擲地有聲地指出：

“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擺脫長期以來的傳統依附地位，找回自我，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獨立意識和獨立見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首先就要注意這一點，再不能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說法，把中國知識分子放在寄生或依附的地位。”

少年時代在清華園親炙的陳寅恪所書寫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上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一直構成王元化充滿磨難和動蕩的人生中的生命回響，所謂念茲在茲的人格理念。他曾這樣闡述人文知識者的肖像：

“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態度，仍然是一種執著虔誠誠實的熱忱，是人文知識者的一種高尚的氣質。……既有積極的理性精神，又對理性的限度和責任有真實了解的知識人，才是21世紀真正有力量的知識人。”

難能可貴的是，王元化并未因為對知識人社會角色的強調，而忽略公民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近思札記》中特別談到了這一點：“倘使每個公民沒有出自內心的需要，認為講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關，倘使沒有這種公民意識的自覺，那么，無論依靠來自外面多么嚴厲的強制手段，也是無濟于事的。”縱觀王元化晚年的思、言與行，都是在追尋一種清明的理性，或者如錢永祥所言“動情的理性”，這種理性彰顯了知識分子不可剝奪的內在的尊嚴。

2004年，王元化宴請林毓生教授夫婦，陳平原教授夫婦等作陪/圖源：上觀新聞

作為從小在清華園長大，青壯年目睹戰亂中大學分崩離析，晚年長期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的讀書人，王元化始終堅持人文精神的價值立場。正是這種貫穿一生的學者、思想者與教育者的多重實踐，使他對大學精神與人文教育始終保持著最深切的關懷、最敏銳的洞察。他認為一所大學如果只有理工科思維，只會導致急功近利甚至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他曾在日記中感慨道：“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化水平下降，終將導致人民素質愈來愈低。”而針對當時大學越來越傾向于理工科，王元化也在日記中直言不諱地批評道：“梅貽琦在清華主校政時，曾說大學者大師之謂也。又說自己在清華只是個唱王帽的老生，在戲臺上名為皇帝，實為配角。梅校長是學自然科學的，不僅懂教育，而且對中學西學，文科理科都能了解。今日大學校長亦多半是由學自然科學者出任，則無此等胸襟、此等識見。”運筆至此，不禁感慨系之：微斯人，誰堪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