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富國離晉赴京，數萬人車站相送，胡含淚：我最后死還要回到山西

1999年6月28日清晨，霧氣剛從汾河谷地飄散，太原火車站前的廣場已經黑壓壓擠滿了人。有人從呂梁趕來，有人自忻州連夜坐車，只為同一件事——送胡富國一程。

汽笛聲劃破清晨，列車尚未進站，口號聲卻已此起彼伏。一位礦工喊啞了嗓子：“胡書記，走了還記得常回家！”胡富國把車窗搖下，眼圈通紅，只擠出一句：“我最后死還要回到山西。”聲音被風割斷，卻瞬間鉆進了人心。

短短七年，他在山西留下的，不只是幾條路、幾所學校、幾項工廠，更是一股“人窮志不窮”的勁頭。可若把時鐘撥回到1992年7月，剛卸下能源部副部長職務、奉調返晉的他，并沒有想到自己會一次又一次被“沒錢”三字逼到墻角。

到任第二天，胡富國沒進辦公室，反而跳上一輛舊北京吉普，一路向西直奔呂梁。車子顛簸，他索性下車步行。十余天里，他在山坳里打地鋪，在農家灶臺邊烤紅薯，連抽出的隨身小本子都被煤煙熏得發黑。返回太原后，他給同事看那本子：“全是窮字，根在哪？交通、能源、教育——三個口子堵死了。”

山路最先被盯上。彼時山西年財政收入不到八十億，半數縣區連工資都發不齊。可通向京津的108國道常年擁堵，最長一次堵了七天七夜。要突破，就得上高速。預算三十多億，誰來出？會上吵成一片。胡富國把話撂桌上：“再窮，也得把路修出來！”同事皺眉，他把半年的工資五千元現場捐出，氣氛立刻變了。

資金口子一開，熱情像石破堤壩。企業捐，農民捐，學生也掏出零花錢。最終籌來兩個多億。技術難？山高溝深，122公里要打隧道，要架高橋。胡富國到工地上拍著圖紙說：“山再大，也得給我趴下！”工地轟鳴三年，太舊高速提早一年多通車，年增五十億經濟產值，成為一條真正的“志氣路”。

修好路，還要讓水來。黃河拐個彎就從山西身邊流過，祖祖輩輩卻只能望河興嘆。胡富國硬是把引黃入晉寫進省“九五”規劃。小浪底水利會議上，幾省搶水指標，“山西底子薄，不能讓它再干渴。”他推著剛從手術室出來的胃病身子，一宿沒合眼，盯住那份批文，直到北京方面點頭。幾年后，第一股黃河水越過太行，潞安、運城的麥田喝了個痛快。

能源輸出戰略的轉折，同樣源于一句看似樸素的算賬——“煤一噸運到江蘇，再運回來電一千度，折騰什么？”他親赴陽城，迎接國家計委那位普通處長時，竟搶過行李，“處長同志，山西得這口飯，拜托你把項目留下！”同行干部有點尷尬，他擺手：“咱窮人不端架子。”陽城電廠后來的投產，為華東送去滾滾電流，也為山西積累了滾滾財源。

有意思的是，胡富國最上心的，卻是看似最“慢”的教育。一次到偏遠小學，他擠在學生中聽課，下課后拉住校長：“一塊黑板用了八年，粉筆都沾不住了，你們是怎么堅持的？”聽說學校缺窗玻璃，他揮手批款，又囑咐：“錢給了，可別讓娃娃們冬天受凍。”這份較真，讓他后來拿出八條硬措施，從鄉村代課教師編制到師范生公費培養，件件落到紙面，也落進師生心里。

再窮不能窮教育，這話傳遍晉北到晉南。太原理工的青年教師劉教授回憶，1995年學校正為實驗樓發電機發愁，“胡書記來調研，說‘這點電費我來想辦法’，沒過兩周設備到位。”一臺發電機救活了十幾間實驗室，卻也救活了一批年輕科研人，后來那支團隊拿下了國內第一個精煤潔凈燃燒項目。

政聲人去后，卻在百姓心里長住。胡富國卸任那天的火車站，站臺邊有人扛起了鋤頭，有人舉著寫著“謝謝胡書記”的紅紙牌。列車啟動時，風把他的白襯衣吹得緊貼在背上，他用力揮手，唇角顫抖。車廂里有人聽見他輕聲嘟囔：“山西苦，我也苦，可是值。”

后來他到北京分管扶貧，足跡遍布西部十幾個省份。開會間隙，有同行問起：“胡老，現在不在山西，會不會想？”他端起白瓷杯，頓了頓，“那里是根，落葉歸根，早晚要回去。”簡單幾字，說得云淡風輕。

2004年秋，他和夫人低調回平遙。墨鏡、鴨舌帽都擋不住那張熟悉的臉。三輪車師傅推著車圍上來，“胡書記，上車唄，給您帶平遙牛肉去！”城墻下人聲鼎沸，收費口索性放行。那天的古城小巷，比任何節日都熱鬧。

這些場景之所以歷久彌新，并非因為口號，而在于他留下的可觸摸的東西：蜿蜒的高速，汩汩的黃河水，燈火通明的校園。對老百姓來說，它們比任何語言都管用。至于太原站那一幕淚別，只是大家共同寫給他的回信，一場無需郵戳的答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