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談到孫立人，直言：他曾賣主求榮，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1942年夏天，在印度阿薩姆邦的一處營地里，許多剛從緬甸叢林里死里逃生的中國遠征軍官兵，正靠在粗糙的木樁上打盹。有人衣衫襤褸，有人傷口還在滲血，卻都死死捏著手里的鋼槍。帳篷外有個說法傳開：有的部隊翻過了野人山，幾乎走到只剩骨頭；有的部隊繞道印度，兵員不僅保存下來，甚至連著難民一并帶了出來。消息真假難辨，但兩個名字卻總是被放在一起提起——杜聿明和孫立人。

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人后來在戰場之外的評價，竟然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杜聿明作為蔣介石的黃埔嫡系，出身正規軍界，資歷深、根基穩，卻在戰后多次被放在“失敗將領”的框架里討論；而經歷海外軍校、語言流利、作戰勇猛的孫立人，一度被不少人視為“中式名將與西式軍人的結合體”。然而，等到歲月流逝，這位曾經的遠征軍主帥杜聿明在晚年談起孫立人，卻給出一句極其嚴厲的評價：賣主求榮，不算民族英雄。

為什么會說到這一步？又是怎樣的經歷，把這對曾經的上下級，推到了彼此難以諒解的位置？

一、從清華到弗吉尼亞：一條本不通往戰場的路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10年代，很難想象日后在緬北密林中指揮大兵團作戰的孫立人，原本是奔著工程師這條路去的。

1913年，他考入剛剛在國人心目中嶄露頭角的清華學校，主修土木工程。那會兒的清華，還帶著濃厚的留美預備學校色彩，課程偏重理工，學生將來大多前往美國深造。孫立人家境殷實，學習刻苦，按當時的標準算是典型的“前途無量的知識青年”，軌跡相當清晰：清華畢業，留學美國，融入工程技術界，在橋梁、建筑行業做出一番成績。

后來發生的一切，偏偏把他從圖紙與鋼梁之間，推到了槍彈與泥濘之中。

清華畢業后，他按原計劃赴美繼續學習土木工程。學成后進入美國橋梁公司工作，負責工程設計。這段經歷有跡可循，職位體面，收入穩定，按部就班走下去，一位優秀的華人工程師多半會由此誕生。

轉折的種子，卻早在少年時期埋下。少年時候，他在山東目睹過租界內外截然不同的情景：本地人被洋人喝斥，甚至當街遭到侮辱。那種強烈的不平衡感，很難用幾句話解釋清楚，但在很多同代中國青年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試想一下，一邊是書本上講的民族自強，一邊是街頭巷尾的現實對比。久而久之，“不能再被人踩在腳下”的想法，變成了一種隱隱作痛的執念。也正是這種情緒，讓他在美國工作時開始反復思考：如果中國始終積弱，即便在海外有一份體面工作，又有多少意義？

不得不說，這種想法在當時并不罕見。從辛亥之后到抗戰前夕，從留日到留美，一批批青年在“專業發展”和“民族存亡”之間反復搖擺。孫立人最終選擇了后者，放棄工程技術路線，改投軍旅，報考了美國弗吉尼亞軍校，這一步走得并不輕松，卻決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方向。

弗吉尼亞軍校在美國軍界有著悠久傳統，軍事理論、戰術訓練、紀律要求都相當嚴格。在那里，他系統接受了西式軍事教育，從班排戰術到營團協同，從火力配置到后勤保障，一套完整的現代軍事思維逐漸成形。與其說他只是換了一個專業，不如說是換了一副看待戰爭與國家命運的眼鏡。

學成之后，他沒有在美軍體系里謀求職位，而是選擇回國。從工程師轉身軍人，這條路，已經沒有退路可言。

二、西式軍官與黃埔嫡系：同一戰場的兩套邏輯

孫立人回到中國后，很快進入國民黨體系，先是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擔任中尉軍訓隊長，隨后在1932年被調入由宋子文一手創辦的稅警總團。

稅警總團原本是由政府財政系統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任務帶有警備與半軍事性質。宋子文留學背景深厚，重視現代管理，也格外看好同樣有留洋經歷、又在美國軍校受過專業訓練的孫立人，于是把訓練部隊的責任交給他。

在這里，孫立人開始把腦子里“中西結合”的想法付諸實踐。他早年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熟悉“四書五經”里那一套忠恕、氣節、禮法的觀念；后來又在美國軍校受到科學化、制度化的軍事訓練熏陶，兩方面的內容在他腦中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不斷碰撞。

訓練稅警總團時，他一方面強調體能、射擊、戰術演練，照搬西式軍隊的嚴謹操練；另一方面又在精神動員、軍紀教育上引用典故、講忠義，把“戰場不是兒戲”“軍人以責任為重”反復灌輸。久而久之，這支部隊在國軍內部顯得有些“另類”：紀律較嚴，訓練較新，內部氣氛既有一點“學院派”的理性，又帶著一些傳統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風格在當時的國民革命軍中并不普遍。國軍各部出身雜，既有舊軍閥系統改編的部隊，也有黃埔出身的新式軍隊，更有地方勢力掌握的雜牌軍。訓練水平參差不齊，軍紀松弛、兵員素質不高的問題一直存在。孫立人試圖打造一支“能打仗的現代化部隊”，在當時確實顯得有些“另起爐灶”。

后來，稅警總團在蔣介石的指令下改編為新編第三十八師，簡稱新38師，歸屬第六十六軍建制。而第六十六軍的軍長杜聿明，則是典型的黃埔系嫡系將領。

杜聿明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屬于蔣介石親手打造出來的“基本盤”之一。他在北伐、中原大戰、抗戰初期多次參與作戰，資歷深厚，深知國民革命軍內部的種種情況。對他來說，軍隊的核心是服從命令，是政令暢通，是“上面怎么定，下面就怎么打”。

可以說，這兩個人站在同一戰場，卻帶著兩套不同的軍隊觀：一個更注重制度化訓練與戰術效率，一個更看重命令體系與政治忠誠。

這種差異，在和平時期尚能相安無事，一旦放到生死攸關的前線，沖突就難免會暴露出來。

三、緬北血戰與仁安羌：一場救援戰埋下的隔閡

時間來到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軍措手不及。此后短短幾個月里，日軍趁勢南下，占領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越南等地，進攻緬甸，企圖切斷中國與外界的最后交通線——滇緬公路，并進一步威脅印度。

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條公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東部沿海大多已被日軍控制，外援物資無法從海路輸入，軍火、汽油、藥品等戰爭物資幾乎只能從滇緬公路經緬甸仰光港轉運，一旦這條線被日軍截斷，中國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將更加被動。

在英方反復溝通與請戰背景下，1942年初，中國政府組織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目標是協助英軍阻止日軍攻勢，保住交通線。遠征軍總兵力約數個軍，主要由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以及部分特種部隊組成，杜聿明擔任第一路遠征軍總指揮。新38師此時已編入第六十六軍序列，屬于杜聿明的指揮體系。

與此同時，美方派出史迪威中將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及中緬印戰區盟軍總司令，他對中國軍隊的訓練與作戰有直接影響，對遠征軍的行動也有相當話語權。也就是說，中國遠征軍實際上處在一個多重指揮鏈條之中，上有蔣介石授命，下有英軍合作，還要與美軍指揮官協調。這種復雜結構，為后來一系列分歧埋下伏筆。

1942年4月，戰局陡然緊張。日軍由南向北猛烈推進，英軍在緬甸中部節節后撤。4月14日前后，位于仁安羌油田附近的英軍第一師以及裝甲第七旅陷入日軍重圍，處境兇險。油田一旦失守，戰略物資會被日軍奪取，而數千英軍若遭全殲，對盟軍士氣也是巨大打擊。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遠征軍接到任務，要求出兵救援被圍困的英軍。

新38師接令后，孫立人率部迅速行動。他本人趕赴前沿指揮部，同英軍上將亞歷山大會面。英軍情報顯示，被困部隊已瀕臨絕境，彈藥、水源和食物嚴重不足，若短時間內無法突圍，整師覆滅只是時間問題。

有史料記載，亞歷山大面色沉重，將電文遞給孫立人，電文內容大致是：部隊困境重重，難以支撐。面對這種絕境，孫立人沒有表現出慌張，反而態度篤定，表示會在限定時間內發動突擊，協助英軍突圍。這種姿態，對精疲力竭的英軍指揮層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隨后，新38師部隊展開夜間機動，主力部隊在有限兵力條件下實施分路攻擊，對日軍陣地發動突擊。作戰的細節，今天已難以完整重現，但結果卻相當明確：在激烈交戰后，新38師成功打開缺口，英軍大批官兵得以脫困。據戰后統計，僅此一戰，中國軍隊救出包括亞歷山大在內的英軍和隨行人員共七千余人。

這一戰的影響遠超戰術勝敗本身。對中英雙方來說，這不僅是一次軍事救援，也是一次政治象征：中國軍隊在盟軍體系中展現了戰斗力，英方輿論對中國遠征軍的評價也明顯轉好。英國媒體報道此役，稱贊中國軍隊勇猛頑強，在英倫本土引起不小反響。

從個人聲望角度看，孫立人憑借仁安羌之戰名聲大振。“救英軍”的標簽，讓這位新38師師長在國際舞臺上有了存在感，也進一步贏得美國指揮官史迪威的欣賞。

然而，有意思的是，這場救援戰在多年之后，卻成了杜聿明看待孫立人時繞不過去的一塊“心結”。在他看來，孫立人與英、美將領走得太近，尤其是在仁安羌戰役中，把大量精力用在保護英軍上，多少帶著“對外人太賣力”的味道。這種觀感，在那個講究“嫡系”“自己人”的政治環境里，格外刺眼。

四、野人山與印度：兩條路、兩種判斷、兩句截然相反的評論

如果說仁安羌之戰只是埋下裂痕，那么1942年緬甸戰局的全面崩潰，則使得這道裂痕徹底撕開。

4月下旬，日軍攻勢持續，英軍在仰光方向節節敗退，最終決定向印度方向大規模撤退，自保為主。中國遠征軍在戰場上逐漸陷入孤立，正面與側翼都承受壓力。原本設想的協同作戰，在局勢急轉直下之時，被現實撕得支離破碎。

在這樣的背景下，盟軍之間的分歧集中爆發。

史迪威從整體戰區角度出發，提出主張：遠征軍向印度轉移，保存有生力量，再行整訓。這在美軍的戰爭觀里，是典型的“保存實力以圖再戰”的邏輯。英軍早已決定以印度為后方核心，更傾向于用印度作為新基地重建戰區。

但在中國最高統帥部看來，遠征軍一旦集體撤往印度，就意味著大批中國主力部隊脫離本土控制，長期寄人籬下。對于蔣介石這樣的最高統帥，這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對于已經承受巨大國內壓力的重慶政府而言，“中國軍隊成建制退往他國”必然引發諸多議論。

在這個關頭，蔣介石的態度非常明確：遠征軍必須歸國。杜聿明身為黃埔嫡系，服從命令是天職，他向上呈報情況后，接到指示，要帶領部隊由緬北翻越野人山，經原始叢林回到中國境內。

所謂“野人山”，是人們對緬北、中印邊境原始叢林深山的一種稱呼。那里地形復雜，叢林密布，瘴氣橫行，毒蟲、猛獸隨處可見，幾乎沒有成熟道路。即便在和平時代，穿越這種地帶都極具風險，更何況是一支疲憊不堪、補給嚴重不足的軍隊。

孫立人對這條路線并不樂觀。他更傾向于接受史迪威的方案，先行率部向印度方向撤離，經過短期休整再尋機回國。對他而言，保存部隊戰斗力是首要任務，路線選擇必須以實際生存概率為前提。

這時候，兩種思路的差異徹底暴露出來：杜聿明強調的是“服從最高統帥命令，必須回國”；孫立人強調的是“考慮實際地形和部隊狀態，優先選擇可行線路”。兩種思路都不是單純的個人好惡，而是與各自的成長背景、軍事觀、政治立場緊緊相連。

意見幾經爭執，終究無法統一，只能分兵行動。

杜聿明率領第五軍、第六軍主力，按照命令翻越野人山，沿叢林路線回國。一路上，部隊缺乏糧食供應，許多人靠野菜、樹皮充饑，瘴氣感染、疾病死亡、摔落山崖、迷失路線的情況頻繁出現，再加上日軍追擊騷擾，傷亡極為慘重。許多官兵倒在了返國的途中，真正走出叢林的，已是原來兵力的一小部分，這段經歷后來被描述得極其慘烈。

另一邊，新38師向西北方向撤退。在途中，部隊遇到大量從緬甸逃出的華僑和印度難民。他們衣衫破敗，神情恍惚，很多人已走到了體力極限。新38師官兵在物資有限的情況下仍拿出水與食物分給難民，對重病、老弱者盡量安排照顧。也正因為這種舉動，一部分難民抱著求生希望，選擇緊緊跟在隊伍后面，一同向印度方向撤離。

這一路走得并不輕松，但整體來說，新38師保存了比較完整的戰斗力，最終在印度境內整編，成為此后中印戰區的重要組成部隊之一。從結果看，兩條路線，一條以巨大的人員傷亡換回一支殘破部隊，一條則帶著相對完整隊形退出戰區；一邊是“命令優先”的選擇，一邊是“保存實力”的考量。

遺憾的是，戰后卻很少有人單純從“客觀得失”角度討論這件事。在政治氛圍越來越緊繃的環境里，這件事逐漸被賦予了各種復雜含義。

對于杜聿明來說，自己按照最高統帥指令，鑿穿野人山血路而歸，卻看著孫立人的部隊安全抵達印度，并在史迪威麾下繼續受訓作戰，這種對比本就刺眼。他會不會覺得心中不平？大概率會。而且，這不僅僅是個人情緒問題，還涉及“誰更忠于命令、誰更聽話”的判斷。

有的說法認為，正是從這一階段起，杜聿明對孫立人的看法開始明顯惡化。他看到的是：一個與美方關系密切、以“救英軍”揚名的師長，在關鍵時刻選擇跟著史迪威的方案走，結果保存了實力；而自己這個遠征軍主帥，則扛著沉重傷亡數字回國。站在他的位置上解讀這件往事，情緒自然不會平靜。

多年后，當被問及對孫立人的評價時，杜聿明用了“賣主求榮”這種極其尖銳的詞語，認定他“根本談不上民族英雄”。在杜聿明的邏輯里，孫立人過于看重與英、美軍的合作和個人戰功，在關鍵抉擇中沒有堅持“回國”的路線，這便觸犯了他心目中“軍人應有的立場”。

但如果把情緒先放一邊，單純從戰局實際、地形條件和部隊生存狀況來分析，新38師撤往印度并接受整訓，從軍事角度說很難簡單定性為“賣主”。尤其是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中國軍隊不論駐扎何處，只要繼續抗戰，其性質便仍舊是對外抗敵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后來的很多討論里，人們往往愿意從更冷靜的角度看待孫立人的選擇：他不是沒有政治顧慮，而是在當時那種多方勢力角力的戰區里，做出了一個兼顧部隊存亡與繼續抗戰道路的決定。

站在遠處看，兩個人其實都付出了代價：一位帶著重創的遠征軍殘部回到中國，承受的是失敗指揮官的壓力；一位留在印度繼續作戰，后來在復雜政治環境中也難以全身而退。評價自然各有側重，爭議也難以徹底平息。

五、名將、功過與一句偏激的話

說到這里，有一個問題躲不過去：孫立人是不是“民族英雄”？

從抗戰戰績來看，他所率領的新38師在緬北戰場確實打出過硬仗。仁安羌救援戰中，他在敵強我弱、友軍被圍的情況下組織突擊，救出數千英軍，這對當時中國在盟軍中的地位提升起到明顯作用。后續在中印戰區的幾次反攻行動中，新38師也有不少戰斗表現，不能簡單抹殺。

在部隊建設上，他把西式軍事訓練與本土傳統教育相結合，強調紀律、體能、戰術訓練的同時，重視軍人精神與責任感。許多曾在他麾下服役的軍官、士兵，回憶起他的帶兵方式時，往往會提到“訓練嚴，卻講理”“對士兵要求高，但也照顧人”的印象，這些都不是憑空捏造。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與美方關系密切，與史迪威等人往來頻繁，這在當時政治氛圍下，很容易被有意無意地放大。遠征軍撤退路線之爭、對英軍態度等問題，也讓一些人對他的立場產生疑慮。杜聿明晚年的那句評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說出口的。

從資料可查的部分看，“賣主求榮”四字，用在他身上顯然過于嚴厲。抗日戰場上，他確實冒著生命危險帶兵作戰，為挽救盟軍、打擊日軍付出過不小代價；在關系中國軍隊形象的關鍵戰役中，他沒有退縮，也沒有臨陣脫逃。這些事實，難以用一句“求榮”來一筆帶過。

另一面，杜聿明也不是簡單“出于私怨詆毀別人”的角色。他在遠征軍慘敗、翻越野人山時承受巨大壓力，作為最高戰地指揮官必須對大量官兵的犧牲負責。他帶著傷痕累累的記憶回憶這一段歷史時，很容易用“誰和外人走得太近”“誰沒堅持從叢林回國”的角度，去審視昔日的部屬。

不難想象，當年那片濕熱叢林里那些無名官兵的死亡，對他觸動有多大。當他意識到自己堅持的那條路付出了沉重代價，而另一條路在結果上看似“更好”，心理上難免產生強烈對比。于是，在很久之后，他對當年的不同選擇作出極端概括，情緒色彩難以完全剔除。

有一點需要強調：評價一位軍人，尤其是經歷過大規模戰爭的一線指揮官，很難用“英雄”“叛徒”這樣的極端標簽一刀切。抗日戰爭那樣的背景下，每一次決策都牽連成千上萬人的命運，事后回望，容易簡單化，彼時彼地卻極為復雜。

孫立人在抗戰中的表現，有功有錯，但整體上，他確實為抗擊日本侵略軍承擔過責任，冒過風險，做出過成績。杜聿明晚年的那句“根本不是民族英雄”，更像是一種帶著強烈個人情緒的否定，而不是一份冷靜的結論。

歷史有時候不回答“該不該”，只留下“做過什么”。誰聽命翻越野人山，誰轉向印度保存實力，誰在仁安羌解圍，誰在叢林中倒下，這些事實本身，比任何激烈的話語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