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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汝明為毛澤東做飯長達22年,每次都要把菜單銷毀:中南海有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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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春天,成都的夜風還帶著寒意。中共中央在這里開會,賓館后廚卻是一片熱氣騰騰。鍋碗瓢盆碰撞,油花翻滾,一位身材不高、動作麻利的中年廚師正盯著灶臺,火候、鹽度一個勁地掂量。他叫程汝明,誰也想不到,這個出身山東農村的伙計,很快就要走進中南海,為毛澤東做上整整二十二年的飯。

      那一年,他三十出頭,已經在鐵路系統闖出名氣,擅長中西合璧的菜式。會議結束后不久,他接到通知:調入中南海,負責首長伙食。消息不曾對外張揚,程汝明只是收拾了簡單的行李,住進了豐澤園旁的一棟二層小樓。從此,廚房的燈光陪著他,直到1976年毛澤東離世,這段隱秘而又特殊的職業生涯才算畫上句號。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的想象里,為領袖做飯似乎光彩風光,甚至帶著幾分傳奇色彩。但在程汝明看來,那其實是一份責任極重、規矩極多的工作。尤其“菜單不能留”的紀律,看似細枝末節,卻折射出那個特殊時代里,中南海后勤制度的嚴密與謹慎。

      一、從萊州少年到“移動中南?!钡膹N師

      時間往前推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程汝明出生在山東萊州,家里四個孩子,他是男孩中的老大。家境拮據,地少人多,九歲就下地干活。春種秋收,風吹日曬,年輕的心里其實已經明白:光守著幾畝薄田,日子翻不了身。



      十二歲那年,他跟著一個在天津永安飯店打工的老鄉,離開村子去謀生。父母一開始不同意,嫌他年紀太小,也怕他像村里其他出去“闖世界”的孩子一樣,受不了苦又灰頭土臉地回家。但程汝明心里有股勁,這一次,他不想再退回去。

      那時的天津,租界林立,外國人多,各式西餐廳也很興旺。為了活下去,他走進了法租界的一家西餐館當學徒。洗菜、刷碗、打雜,從最辛苦、最邊角的小活干起。四年下來,他發現這里的西餐口味被“改良”得有點中式化,心里總覺得學得不夠“正宗”,便又跳到英租界的一家西餐館,跟著英國主廚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之后十多年,他先后在匯中飯店、猶太俱樂部、維克多利餐廳打拼,俄式、法式、英式料理都練過。手藝越來越嫻熟,薪水也跟著上漲。但不得不說,現實擺在眼前:家里窮,兄弟姐妹多,他幾乎把工資全寄回家,也不過勉強填補窟窿,自己依舊住在狹小的工棚里,看不到太大出路。

      轉機出現在1949年以后。新中國成立,舊秩序被打破,他被分配到鐵路系統當職工,有了正式編制,穿上了干凈的制服,心里那種“有依靠”的感覺,讓他格外珍惜。工作勤懇,手藝扎實,他一步步被評上先進,1953年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那個從黃土地里走出來的農家子弟來說,這是實實在在的榮耀。

      1952年,北京召開保衛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為了做好外賓接待,相關部門從全國挑選業務骨干,程汝明被選中,在外賓專列上主管西餐配餐。那段經歷,對他來說很關鍵。一方面讓他的專長得到充分發揮,另一方面也讓外交部和鐵路局注意到了這個肯鉆研、手腳利索的廚師。

      會后,他被安排長期在外國專家乘坐的車廂里做西餐主廚。沒過多久,1954年,一紙調令送到:他要上一個更特別的專列——毛澤東的專列。



      當時毛澤東經常出京視察,一年有好幾個月都在路上。辦公、休息、會見客人,大多都在專列上完成,所以有人把那列火車稱作“移動的中南?!薄T谶@樣的環境里,吃飯不只是填飽肚子,而是關乎領袖精力、身體,甚至外事禮儀的一件大事。

      一開始,程汝明只是以“幫忙”的身份參與。毛澤東身邊原本就有廚師李錫吾,擅長中餐、湘菜、家常菜,深得毛澤東信任。程汝明對毛澤東的口味完全陌生,只能一口一聲“李師傅”,老老實實照著對方指點去做。先從小菜端起,再慢慢試著做些面食、點心。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雖然是湖南人,卻格外喜歡吃面食。恰巧,程汝明在天津學廚時,對各種面點頗有研究,這倒成了一個意外的優勢。只不過那時他擅長的主要是西式點心,而毛澤東更偏愛中式做法,這就需要再花一番功夫去“轉型”。

      在專列上,為首長做飯和給普通旅客做完全不同。時間緊,要求高,還不允許出一點紕漏。程汝明白天忙著掌勺,晚上常常琢磨怎么把西餐的技法融進中式味道里。慢慢地,他從一個“西餐高手”,變成中西兼通的全能廚師,也逐漸成為這列“移動中南海”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二、揣摩口味:從不吃醬油到“補腦紅燒肉”

      談起毛澤東的飲食習慣,外界流傳不少說法。程汝明后來回憶,毛澤東其實沒什么特別的忌口,魚、泥鰍,各種肉類都能吃,年輕時還極愛辣椒。真正特別的,有兩個地方:其一是偏愛油水充足的菜;其二,就是堅決不碰醬油。



      有一次,專列上準備了一道紅燒肉。程汝明知道毛澤東喜歡吃肉,特地用心鹵制,色澤紅亮,香味濃郁。按通常做法,這道菜少不了醬油。誰知菜剛端上去不久,又原封不動被撤了下來。程汝明心里一緊,以為是味道出了問題,趕忙去問李錫吾,這才知道:“主席不吃醬油?!?/p>

      為什么不吃?連跟隨多年的李錫吾也說不清,只知道這是毛澤東從青年時期就形成的習慣。程汝明憋不住好奇,終于找了個合適的時機,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主席,您怎么沒讓放醬油?”毛澤東笑了笑,說這跟早年的經歷有關。

      毛家曾經辦過一段時間醬油作坊。一次他路過時瞥見醬缸里爬著蛆蟲,那一瞬間的惡心感,讓他從此對醬油生出心理上的排斥。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沒改過。這個細節,倒也頗為人性化,聽上去甚至帶了些生活氣息。

      原因搞清楚了,問題就變成了技術上的:不用醬油,紅燒肉怎么“紅”、怎么上色?程汝明開始琢磨替代方案。經過幾次試驗,他改用糖色。先把白糖炒到微微發棕,帶一點焦香,再下肉煸炒。這樣做出來的紅燒肉不僅顏色不輸醬油版,反而因為焦糖香氣更顯醇厚。毛澤東嘗過之后,非常滿意,這道“無醬油紅燒肉”就此成了桌上的常客,甚至被護士和身邊工作人員戲稱為“補腦良方”:主席疲憊的時候,總愛吃上一頓。

      類似的小插曲還不少。1958年,成都會議結束后不久,程汝明被正式調入中南海。從那一天起,他不再只是專列上的臨時幫手,而是真正走進了毛澤東的生活圈。住處離豐澤園不遠,基本上隨叫隨到。

      剛進中南海那陣子,他也經歷過一段“心里沒底”的時候。有一天,他照例炒了一盤菠菜,想著給主席換換口味。誰知菜上去不久就被退了回來,傳話的是工作人員:“主席說,這個菜可以多放一點油?!痹掚m簡單,分量卻不輕。程汝明一邊趕緊照要求加油、加湯,一邊暗暗揣摩:原來問題不在生熟,也不在咸淡,而在“油水大小”這種細節上。

      這盤“二次加工”的菠菜又端上去后,很快就被吃了個干凈。程汝明這才松了口氣,也在心里記下了一條:再好的廚藝,如果做不出對方想要的味道,名氣再大也等于零。自那以后,他把精力更多放在揣摩毛澤東的偏好上,而不是一味端出自己的“拿手菜”。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有時會突然想起某道久未嘗過的點心或菜肴,往往是一句話就提出要求。一次在廬山,他突然想吃一種叫“酪炸”的東西。這其實就是炸牛奶,是從西點演化出來的一道甜品。外皮酥脆,內里綿軟,制作工序卻相當繁瑣。需要調奶糊、慢火加熱,再放涼定型,之后切塊下鍋,前后少說得折騰大半天。

      正常情況下,首長吃什么都是提前設計好的,菜單先報批,再根據時間安排。像這樣臨時起意點一道復雜甜品,對后廚來說壓力不小。更麻煩的是,當時住處沒有冰箱,完全只能靠自然冷卻。程汝明一邊架鍋,一邊琢磨降溫辦法,忽然想起廬山有泉水,水溫頗低。于是讓人抬來一大盆泉水,把裝著奶糊的器皿反復放進去,熱涼交替,總算在時間不算太離譜的情況下端上了桌,沒有耽誤毛澤東的“口?!薄?/p>

      這類看似瑣碎的故事,串起來卻能看出一點東西:那就是程汝明在日復一日的廚房生活里,不只是機械執行,而是在想盡辦法貼近一個人的飲食習慣,同時也不斷拓展自己的手藝。對他來說,毛澤東的餐桌既是責任,也是考場,更是一間無形的課堂。

      三、從蘿卜絲餅到中西宴席:十項全能的后廚擔當



      如果只說毛澤東的“三餐四季”,還不足以概括程汝明的工作范圍。中南海的廚房,要應付的遠不止家常飯菜,還有各種規格的宴請,從小范圍的老鄉聚會,到接待外國元首、前政要,都需要細致安排。程汝明和李錫吾,在很多場合都扮演了“幕后功臣”的角色。

      1959年,釣魚臺國賓館建成啟用,北京城里的一家小吃鋪也悄然起了變化。這家店專做蘿卜絲餅,攤子不大,卻頗有名氣。毛澤東偶然吃到一次,記住了那股香氣。后來,店里的王師傅被調入釣魚臺,成為那里的點心廚師,蘿卜絲餅也隨之進了“國賓序列”。

      問題又來了:毛澤東并非隨時都在釣魚臺,也經常外出視察、下地方調研,不可能每次想吃蘿卜絲餅就跑到那里,更不現實讓王師傅到處跟著。他饞這口時,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解決。程汝明看在眼里,心里就有了主意——既然如此,那就把這門手藝學過來。

      按一般思路,像蘿卜絲餅這種招牌點心,往往算一個廚師的“看家本領”,不會輕易外傳。但王師傅得知這是為了讓主席在各地都能吃上這口熟悉的味道,態度非常認真,把制作工序一遍遍示范。程汝明則不只是照本宣科,邊看邊問:“這一步火候要到什么程度?面和得太軟會怎么樣?蘿卜絲水分是不是要提前處理?”他后來感嘆:“跟人學徒,不能只記配方,要多動腦子,否則表面看著像,吃起來就差了。”

      學成之后,他在中南海小心嘗試。某一天,桌上多了一盤蘿卜絲餅,毛澤東夾起一塊,咬了幾口,點點頭。這算是對程汝明的一種默許。自此,這道點心不再局限于某一個小鋪子,而成為可以隨行的“旅伴”。

      除了點心,程汝明在擺宴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1961年,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英國退役元帥蒙哥馬利。按照接待規格,這頓飯不能太“隨意”,也不能完全西式。最后采用了中西合并的方案:以西餐為主,搭配若干中式菜肴。菜品搭配、盤飾布局、餐具選用,都需要細致斟酌。



      宴席結束后,蒙哥馬利頻頻稱贊飯菜可口,一再表示“吃得太多了”。人走之后,毛澤東倒起了疑問:“今天的飯菜,好像不是咱們自己的廚子做的?”負責護理的吳旭君聽了,有些納悶,專門跑去后廚打聽。程汝明答得很直接:“還是我和李師傅做的,只是這次擺盤講究了些,用了正式的西餐餐具,看起來和往常不太一樣罷了?!边@個小小的誤會,從側面說明了一點——平時給主席做飯,講究實用,花樣不多;但一旦涉及外賓,標準立刻提升,需要既符合禮儀又不失“家常味”。

      同一年,在中南海,毛澤東還安排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聚會。座上主要是湖南籍的老鄉,氣氛相對輕松。他在席間提前打了個“伏筆”:“一會兒要來個貴賓,是你們的老上司。”不多時,一個身材清瘦、戴著眼鏡的中年人走進來,態度謙遜。毛澤東向眾人介紹:“這是愛新覺羅·溥儀?!?/p>

      此時的溥儀已經經過多年改造,獲特赦后作為普通公民生活。那頓飯菜也出自程汝明之手,其中有一道辣椒炒苦瓜,是毛澤東平日很喜歡的一道家常菜??喙衔犊啵苯酚譀_,溥儀有些猶豫,不太敢夾。毛澤東看在眼里,笑著說:“不吃辣,不吃苦,怎么搞革命?”場面略帶戲謔,卻帶著一種半開玩笑的鼓勵意味。溥儀只好夾了一塊,細細咀嚼。毛澤東見狀,又加了一句:“這樣就合格了?!?/p>

      據溥儀后來回憶,回家后他讓妻子照樣做這道辣椒苦瓜,嘗過之后搖頭說道:“沒有毛主席家的好吃。”這一來一回,雖是飯桌閑談,卻也映出當時社會氛圍的變化。從前的“末代皇帝”,如今在普通的家常菜面前,也只是一個認真學習如何過新生活的公民。

      從蘿卜絲餅到酪炸,從紅燒肉到宴席菜單,程汝明用“十項全能”的標準要求自己:毛澤東愛吃的、偶然提到的、有可能出現在重要場合的菜,他都努力學會,確保隨時能端得出來。這既源于職業敬業,也帶著一點樸素的滿足感——讓領袖和客人吃好,是他一生最拿得出手的本事。

      四、“菜單不能留”:中南海后廚的隱形規矩



      說到程汝明這段二十二年的經歷,經常被人提起的一條,就是他反復強調的紀律:“不許工作人員留菜單?!睂ζ胀彝N房來說,菜單不過就是個吃什么的清單,留也罷,不留也罷。但在中南海,這件小事背后卻牽扯到保密和安全。

      程汝明剛進中南海的時候,對這條規定其實也有點想不通。直到有同事給他解釋:如果重要領導人的飲食習慣、菜式變化被別有用心的人掌握,很可能被用來推測健康狀況。比如長期清淡,可能是胃不好;經常吃某類食物,可能在調理某個疾病。一旦判斷出身體狀態不佳,對方就可能選擇在這個時間段發難。

      這種推理聽起來略顯冷峻,卻并非空穴來風。冷戰時期,情報戰不僅在戰場,更在各個角落蔓延。對最高領導人而言,連飯桌這樣的細節,也被納入了保密范疇。這也說明,在權力中樞的日常生活中,安全與紀律不是抽象口號,而是落實到每一張紙、每一份菜單上的具體要求。

      從那之后,程汝明養成了一個固定流程。每日做飯前,他先寫一份菜單報給上級審批,內容包括菜名、食材、烹調方式,批示通過后,再謄寫一份帶入廚房。飯菜做好、送到桌上,等一切完畢,他會在第一時間將手里這份菜單銷毀。有時是撕得粉碎,有時直接投入專門的焚燒爐,確保不留任何痕跡。

      這個過程看上去繁瑣,卻被他堅持了二十多年。有人開玩笑問他:“留一兩張做紀念不行嗎?以后還能跟子女說說呢。”他總是搖頭,話不多,卻有一句常掛在嘴邊:“中南海有紀律?!?/p>



      不僅菜單不能留,他對自己的工作和身份,也極少向外透露。家里人知道他在北京、在中南海,但不知道具體做什么。信封上的地址,總是簡單的“中南海一〇一信箱”。對外人而言,這串數字平平無奇;對內部人士來說,“一〇一”就代表著毛澤東的住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相關信息陸續公開,家里人才真正明白,這二十二年里,程汝明一直在給誰做飯。

      平日里,偶遇其他領導人家的廚師,大家會聊聊技術:哪個菜怎么改刀,哪種做法更省油、更健康。但涉及各自服務對象的起居、飲食偏好乃至行程安排,他一律避而不談。既不打聽,也不議論。這種“裝不知道”的態度,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職業自覺。

      不難想象,在這樣高壓而又高度保密的環境里,工作本身并不輕松。做菜要精,衛生要嚴,時間要準,還要時刻繃著保密這根弦。稍有疏忽,輕者挨批評,重者可能會被調離崗位。也正因為如此,在回顧自己的經歷時,程汝明最看重的一點,不是多少次為外賓掌勺,也不是在專列上見過哪些風景,而是那句樸實的話:“給首長做了一輩子飯,都是干干凈凈、安全放心的。”

      他沒有留下厚厚一疊菜單,也沒有一堆“紀念菜譜”。那些菜名、做法、搭配,全都藏在記憶里,隨著時光流逝而慢慢模糊。但一些細節仍然清晰:廬山泉水里快速降溫的酪炸,成都賓館里緊張準備的宴席,武漢會見外賓時精心設計的中西合并菜單,還有豐澤園小廚房里那盤“加了一點點油”的菠菜。

      這些故事,放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不過寥寥幾筆,卻構成了另一種視角:國家運轉的背后,不只是會議文件和戰略部署,還有成千上萬像程汝明這樣的普通人,在各自崗位上默默承擔著自己的那一份重量。

      程汝明的這二十二年,一頭連著萊州黃土地上的汗水,一頭連著中南海燈光下的灶火。身份沒變,還是那個愛鉆研、肯吃苦的廚師,只是所面對的對象、所承擔的責任,與早年在天津端盤子的日子,已經截然不同。對他而言,能在這條路上堅持走到最后,沒有留下失誤和污點,本身就是一種值得珍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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