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什么時候才能意識到，自己的外交理念既矛盾又“天真”

【文/弗蘭克·澤林，翻譯/鯨生】

在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即將首次訪華、兩周后又將第三次訪問華盛頓之際，世界局勢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長期以來，歐洲愜意地依靠著跨大西洋聯盟。然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如今已抽走這張“毯子”，令歐洲感受到寒意。他一邊讓副總統萬斯扮演“壞警察”，一邊讓國務卿魯比奧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扮演“好警察”。在這種策略下，意見不合的歐洲人被推來搡去，時而被逼到這一角，時而被趕到那一邊。

默茨與其外長約翰·瓦德富爾在驚恐中倒退回冷戰思維，那是一個“民主對抗專制”的時代。與此同時，大多數歐洲國家，甚至美國本身，都與中國保持著相比德國更為密切的溝通渠道。慕安會結束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見了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佐以及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在布魯塞爾看來，這兩人都堪稱歐盟的“害群之馬”。魯比奧甚至呼吁人們在匈牙利四月的選舉中支持歐爾班。

與此同時，印度人和中國人長期以來都在不同的多極化利益共同體框架下思考問題。在西方，加拿大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開放程度最高。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一方面強調與美國保持緊密關系，另一方面認為中國“更加可靠”。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也在朝這一方向調整。

默茨呼吁歐洲必須團結一致，與此同時，他卻在對華問題上采取了獨特的做法。在他首次訪問北京的前一周，中國方面正冷靜地觀察著這位德國總理如何不厭其煩地將世界劃分為“善與惡”。

在默茨看來，“惡”代表的是俄羅斯和中國。他的演講中幾乎找不到一句肯定中國的話——這與魯比奧對歐洲的表態形成對比。默茨在基督教的大齋首日（2月18日）的演講中宣稱，中國的外交政策“自3000年以來從未如此具有攻擊性”，甚至提到所謂的“臺灣再統一”。這對北京而言是一種挑釁——因為德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同樣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既然只有一個中國，也就不存在“再統一”這種說法。

默茨還說，中國“欲追求全球領導地位”，仿佛對于一個自公元前221年便實現大一統、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都是毫無爭議的世界強國的國家而言，這是一種僭越之舉。

當地時間2月13日，德國總理默茨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 視頻截圖

而他沒有提及的是：在若干核心議題上，中國實際上獲得了全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希望看到一種新的國際秩序誕生，不再由西方少數國家為全球大多數制定規則。默茨批評中國“系統性利用他國的對華依賴關系”，仿佛美國和歐洲從來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北京方面清楚地記得：數十年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曾高度依賴西方，尤其是德國。

至少默茨承認，中國“多年來保持戰略耐心”，又擔憂其“很快將在軍事上（與西方）實現勢均力敵”，這一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他由此得出結論：“無論如何，美國的領導地位已經受到挑戰，甚至可能已經喪失。”

然而，默茨并未得到一個邏輯上的推論——即現在應當同這個“挑戰者”中國展開更加緊密的合作。

雖然默茨沒有像外長瓦德富爾最近在新加坡那樣把中國描述為“對手”（相比其他所有國家，新加坡有三分之二居民為華裔），但他明確表示：“我們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它當作伙伴的想法是天真的。”德國“不會張開雙臂迎接中國”。然而，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數據，2025年德國對華新增直接投資約70億歐元，同比增長50%以上；雙邊貿易額增長2.7%；中國對德出口增長超過10%。

盡管如此，中國并未出現在默茨的伙伴名單上。他列舉的合作對象包括：加拿大、日本、土耳其、印度、巴西、南非、海灣國家，以及其他“應該扮演關鍵角色”的國家。他希望與這些國家“更加緊密團結，在相互尊重和長期耐心的基礎上合作”。其潛臺詞近乎是：“全世界民主國家，聯合起來。”至于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的體制問題，則被有意忽略。

然而，這些國家——除了與中國陷入激烈爭端的日本，以及最近才向中國大幅靠近的加拿大之外——都早已同中國建立了密切的伙伴關系。巴西、印度和南非更是與俄羅斯、中國共同構成金磚國家機制的核心，是全球南方當中最重要的聯盟。

這些國家當然愿意與德國做生意，但在它們看來，德國始終是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的一部分。默茨一方面批評特朗普，另一方面又急于重建跨大西洋關系。指望這些國家在俄羅斯和中國問題上為德國所驅使，在政治上顯得過于天真。

從全球南方的視角看，默茨甚至在擴大德國與這些新興國家之間的距離。他說：“在大國時代，我們的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它正在受到威脅。”畢竟現在有一場直接威脅歐洲的戰爭正在上演。

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長期以來都習慣了忍受西方強加的意志，他們正確地得出結論：柏林現在才終于意識到這一切。因為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從越南到阿富汗，正是美國發動的戰爭塑造了地緣政治局勢。那些國家早就開始經歷“大國競爭的時代”了。在此之前則是殖民時代，情況更為糟糕。

在美國發動的這些侵略戰爭中，德國往往是自愿配合者，有時甚至是執行者。那場持續了20年之久的阿富汗戰爭，也是德國參與的侵略戰爭，戰爭結束距今尚不足五年。

過去30年里，只有一位德國總理公開反對美國的戰爭：社民黨人格哈特·施羅德在20多年前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當時說：“我們準備好展示團結。但在我的領導下，這個國家絕不會去參加冒險。”

當年，身為基民盟議會黨團主席的默茨，卻指責施羅德是在為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充當“關鍵證人”。

全球南方并未忘記曾被西方當作棋子擺布、而德國和歐洲卻隨波逐流的時代。

加拿大總理卡尼已經認識到西方的“雙重標準”難以為繼，但默茨并未如此反思。他終于承認，“大國政治根據他們自身的規則行事”，因為這同樣影響到他的國家，并形容其“迅速、強硬且經常難以預測”。大國害怕自己對外產生依賴，卻操控著別國對自己的依賴，如有必要的話甚至會利用這一優勢。

然而，這樣的地緣政治套話并不能拉近德國與全球南方的距離。更何況，默茨的話甚至冒犯了德國的新朋友：“專制國家或許擁有追隨者，但民主國家擁有伙伴和盟友。”對于印度、巴西或印度尼西亞等充滿自信的國家來說，僅僅因為同中國或俄羅斯保持緊密關系，就要被德國這樣一個中等國家的政府首腦貶低成是具有依賴性的“追隨者”，顯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因此，柏林與其試圖接近的國家之間存在明顯鴻溝，因為它找不到正確的對話語調。與科爾、默克爾或朔爾茨政府時期相比，默茨時期的德國同中國之間的距離更遙遠了。

這種差異在慕安會的一場對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瓦德富爾同印度外長蘇杰生的對話，基本上沒有受到關注。但與魯比奧的演講一樣，這場對話已經成為體現世界正在如何變化的歷史性記錄。瓦德富爾在對話中反復提到，德國需要的新伙伴“必須共享相同的價值觀”。他強調，因為“與中國存在根本性不同”，印度正是“最佳示范”。

然而，蘇杰生并未附和德國關于尋求“價值共同體”的論調。他無視了瓦德富爾對于印度的中俄伙伴的公開批評。相反，蘇杰生強調印度的“戰略自主”，也就是要盡可能地與更多“獨立決策的權力中心”保持緊密關系，并尋找利益交匯點。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與印度外長蘇杰生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對話 視頻截圖

此外，蘇杰生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讓瓦德富爾知道，相比西方本身，他與那些被西方打壓的國家有更多聯系感，并以自己的方式解讀加拿大總理卡尼的演講：既然加拿大長期以來都是“西方聯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基于自身利益的政治博弈以及特朗普的無情手段標志著“未知水域”，因為他們開始背棄北約的盟友。

至于印度，則“從未加入過這樣的聯盟，長期以來都在這種不確定的概念框架下行事”。這就是為什么印度與盡可能多元的一批國家維持了超過20個多邊伙伴關系。其中的一個中心正是歐洲，那里剛剛經歷“戰略覺醒”。

蘇杰生對德國同行表示，信任與可靠性要比各自的政治體制或價值觀共同體更加重要。“幾次會面遠遠不夠，需要在社會各個層面持續地接觸，直到彼此進入真正感到舒適的水平。”蘇杰生這番話也同卡尼有相同之處，加拿大盡管與美國有“更密切的關系”，但現在依然認為中國“更加可靠”。

瓦德富爾顯然未被說服，盡管他自己的世界觀也充滿矛盾。為了讓自己的世界觀自洽，他不得不忽視一個事實，即蘇杰生在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時形容俄羅斯是“有價值且經受過考驗”的伙伴，印俄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對雙方都有好處，且是基于地緣政治利益。

瓦德富爾與默茨希望將世界劃分為“好民主”與“壞獨裁”的渴望顯然是出于善意，但在當今的全球政治中并未獲得認同，甚至沒有得到那些柏林試圖爭取的國家認同。

這同樣是因為，德國政府完全忽視了現實世界中的經濟力量對比，而片面地關注“善與惡”這樣的敘事：印度的經濟規模（是“好”的）僅為中國經濟（是“不好”的）的一半。德國與中國的貿易規模是與印度的五倍。

因此，一位將隨同默茨訪華的德國大企業高管得出這樣的結論：

“印度的外交政策，相比默茨的外交理念，更符合出口型國家德國的利益。”

（原文發布在德國The Pioneer評論平臺，原標題：“默茨非黑即白的世界觀。”譯文有刪減，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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