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病夫”叩響宇樹科技的門

【文/觀察者網 心智觀察所】

2月24日，一架從柏林起飛的專機載著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和約三十位德國頂級企業掌門人，向東飛越了八千多公里。

對默茨而言，這是他去年5月就任總理以來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對德國經濟界而言，這更像是一次帶著急迫感的集體“問診”——曾經的歐洲經濟火車頭，急需從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里尋找重新啟動的鑰匙。拜爾制藥、大眾汽車、西門子、阿迪達斯、奔馳、寶馬、漢高、DHL、德國商業銀行……這份隨行名單讀起來幾乎就是半部德國工業史。

據德國本土媒體披露，有意向隨行的商界高管人數遠遠超過了最終成行的三十人。當一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企業家們爭相要求陪同總理出訪某一個國家時，那個國家對這個經濟體的意義，已經不需要任何經濟學家來論證了。

一語成讖的“歐洲病人”

要理解默茨這趟東方之行的分量，必須先看清他身后那個正在失速的德國。過去兩年多，這個歐洲最大的經濟體經歷了二戰以來罕見的連續衰退。

2023年GDP萎縮0.3%，2024年再降0.2%，成為七國集團中唯一連續兩年負增長的經濟體。五大經濟研究機構聯合預測2025年經濟增速僅為0.2%——這已經不是“車頭減速”，而更像是“引擎熄火”。

過去五年里德國GDP幾乎原地踏步，但同期歐元區其他國家增長了約6%，美國增長了12%。制造業增加值持續下滑，工業產出至今仍低于疫情前約百分之十的水平。企業破產潮洶涌而來，德國信用評級機構預測破產企業數量可能逼近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歷史峰值。僅汽車產業在2024年宣布的裁員計劃就超過七萬人，大眾一家就打算在2030年前裁掉三萬五千個崗位，大眾還曾在德累斯頓和茨維考兩家電動車工廠暫停生產，原因是電動車銷量停滯、庫存積壓達十萬輛。2025年，德國工業領域又裁員超過十二萬人。《經濟學人》雜志2023給德國貼上的“歐洲病人”標簽（如下圖），如今像一個不祥的預言般卷土重來。

德國經濟的病灶是結構性的，而非簡單的周期波動。這個以制造業立國的國家，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高達百分之十九，是法英兩國的兩倍。俄烏沖突切斷了來自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能源密集型產業首當其沖，化工巨頭巴斯夫縮減本土產能，西門子推遲了設備更新計劃。德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達到東歐鄰國的兩倍以上，競爭力被一點點蠶食。德國工商總會的調查顯示，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工業企業正在考慮將生產線遷往海外，在能源密集型行業中這一比例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而在人工智能這個決定未來競爭力的關鍵戰場上，德國的表現更令人憂慮——2023年全球五萬四千項AI專利中，中國占了三萬八千項，美國六千多項，德國僅有七百零八項，排名全球第七。英國《金融時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以德國的方式打敗了德國——用更高效的制造、更快速的創新和更低廉的成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市場對德國的意義從未如此突出。德國聯邦統計局2月20日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以2518億歐元的雙邊貿易總額重新超越美國，再次成為德國第一大貿易伙伴。而德美貿易額卻因關稅爭端下降了百分之五，降至2405億歐元。德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總值約1706億歐元，比上年增長近百分之九，其中電氣設備進口增長百分之十五，數據處理和電子光學產品進口高達509億歐元。這些數據的潛臺詞很清楚：中國不僅是德國產品的買家，更是德國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供應方。

德國三大車企的財報更為直白：大眾在華交付量同比減少百分之七，營業利潤暴跌近四成；寶馬中國銷量下滑超過百分之十七，凈利潤縮水逾四分之一；奔馳在華凈利潤縮水超過四成。中國本土品牌尤其是比亞迪的崛起讓德系車企市場份額不斷被壓縮，中國市場上本土品牌份額已接近七成，德國品牌僅剩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反過來看，離開中國市場，德國汽車工業將面臨更慘烈的局面。寶馬CEO齊普策在默茨出發前公開表態，稱忽視中國市場的人“正在錯失巨大的機遇”。

2021-2025中德、德美貿易額趨勢對比（@心智觀察所制圖，綜合德國聯邦統計局以及海關總署最新統計數據）

默茨選擇2月下旬這個時間窗口訪華，背后有著多重戰略考量。他剛在基民盟黨代會上連任黨主席，國內政治地位穩固。訪華之前他剛完成對印度的訪問，這種“先印后華”的外交排序展現了德國多元布局的戰略自主性。但更深層的驅動力來自大西洋對岸——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大棒正四處揮舞，德國對美出口額在2025年下降超過百分之九，汽車及零部件出口暴跌近百分之十八。默茨在基民盟活動上明確表態：“如果美國人認為要以關稅來對全球施加影響力，那是他們的選擇，但那不是我們的政策。”

德國工商總會外貿主管特賴爾的話更加直白：“鑒于美國總統特朗普反復無常的行為，中國目前比美國更可預測。”他還具體列舉了環境技術、醫療技術和循環經濟等可與中國加強合作的領域，并強調非公開會談比“擴音器外交”更有希望取得成果。事實上，默茨并非唯一做出這一選擇的西方領導人——加拿大總理卡尼、英國首相斯塔默近期都相繼訪問了北京。

德國《明鏡》周刊將這種趨勢描述為各國紛紛“加入開放對話之友俱樂部”。驅動這些領導人東行的深層動力，與其說是中國的吸引力增強了，不如說是美國的可靠性下降了。

為何是宇樹科技？

在默茨此行的所有行程安排中，最出人意料也最耐人尋味的，莫過于他選擇在杭州拜訪宇樹科技。一位德國總理，千里迢迢飛到杭州，走進一家成立僅十年的中國機器人創業公司——這個畫面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強烈的象征。

宇樹科技由創始人王興興在碩士畢業后一手創辦，起步于杭州的一間小辦公室。當年他研究的問題很直接：波士頓動力的機器狗造價數十萬美元，能不能用純電驅動替代昂貴的液壓方案，把成本降到普通人買得起的水平？十年后答案已經寫在數據里——宇樹的四足機器人占據了全球近七成的市場份額，其機器狗售價不到一萬元人民幣，僅為波士頓動力同類產品的五十分之一。2024年公司營收突破十億元并連續五年盈利，2025年人形機器人出貨四千二百臺位列全球第二，估值已超過一百三十億元，正沖刺科創板“A股人形機器人第一股”。

從四足機器狗到全尺寸人形機器人H1、G1、R1，宇樹的產品線已覆蓋消費級和工業級兩個市場，它甚至發布了人形機器人領域首個App Store，允許開發者上傳和下載動作模型，試圖構建類似智能手機時代的應用生態。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機器人三次登上央視春晚舞臺，亮相2022年冬奧會開幕式，甚至出現在美國超級碗賽前表演中，全球影響力遠超一家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創業公司。

宇樹機器人在馬年央視春晚中表演“武BOT”，機器人演示了翻筋斗、舞棍、跑跳空翻、舞劍等武術高難度特技動作。（央視截屏）

默茨如果走進宇樹科技的車間，看到的絕不僅僅是幾臺會翻跟頭的機器人。宇樹的成長軌跡，精確地濃縮了讓德國制造業深感不安的那個故事：一家中國企業用極致的垂直整合與成本控制能力，在一個德國人曾認為自己有天然優勢的高端制造領域實現了“降維打擊”。更深層的沖擊在于，宇樹代表的不是低端復制，而是“中國方案”對技術路線本身的重新定義——當德國工程師還在優化精密液壓系統時，中國工程師已經換了一條賽道，用電驅動方案實現了同樣甚至更好的性能，而且成本只有對手的零頭。

在人形機器人被視為人工智能最重要的物理載體、各國爭相布局“具身智能”賽道的當下，宇樹的領先身位更顯意味深長。對默茨來說，走進這家企業就是走進一個認知的沖擊波——它迫使他正視一個事實：中國的科技創新已不再是追趕者的姿態，在某些前沿領域，中國企業正在定義游戲規則。而德國引以為傲的“工業4.0”戰略喊了十年，在具身智能這個最熱門的賽道上，卻拿不出一家能與宇樹抗衡的本土企業。這種反差，或許比任何貿易數據都更讓一位以"價值觀至上"著稱的德國總理感到震動。

將宇樹科技與此行其他拜訪對象放在一起看，行程設計的深層邏輯渾然一體。參觀梅賽德斯-奔馳在華業務，看到的是數十年中德經濟互補的活樣本，也是德國車企對中國市場深度依賴的縮影；拜訪西門子能源的杭州業務，暗合兩國在綠色轉型領域的天然合作空間；而走進宇樹科技，則是面向未來——它回答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AI與先進制造深度融合的下一個十年，中國將扮演什么角色？德國又該如何與這樣一個既是競爭者又是合作伙伴的中國相處？正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崔洪建所言，杭州的行程“頗具深意”，讓默茨深入企業、走訪地方，全面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與科技實力，形成更客觀全面的對華認知。

結語 “八千公里”的務實

默茨此行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友好之旅。德國媒體早已披露，他“從未如此精心準備過一次出訪”。德國外交部要求他對華采取更強硬立場，經濟部長則警告不要這樣做。他為此在出發前的周二晚間邀請一小批中國問題專家到總理府共進晚餐，討論至深夜。德國商業亞太委員會也恰在此時發布報告，警告中國的競爭壓力已構成“系統性風險”。這種內部拉扯，生動體現了柏林對華政策長期以來的兩難：經濟上離不開中國，政治上又不愿完全靠近。

與此同時，德國經濟研究所的數據卻透露出一個被公開討論掩蓋的事實：2025年德國企業在華投資達到四年來最高水平，前十一個月超過七十億歐元，較前兩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五。德國資本正在用腳投票，選擇加碼中國而非撤離。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非但沒有將德國企業從中國拉走，反而產生了反向推力：既然美國市場充滿不確定性，那就在中國尋求更大的確定性。這種“去美國化”的資本流向，恐怕是華盛頓最不愿看到的副作用。

默茨在基民盟黨代會上說過一句值得反復咀嚼的話：“當今的外交政策同樣也是對外經濟政策，而對外經濟政策是我們經濟政策的核心組成部分。”這句話撕去了外交的華麗包裝，露出最樸素的邏輯——在一個經濟持續低迷、制造業節節敗退、十二萬工業崗位剛剛消失的國家，外交的首要使命就是為經濟續命。

當他在杭州的宇樹科技車間里，看著中國工程師造出的機器人以不到競爭對手百分之二的成本完成同樣的高難度動作時，他或許會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意識到：這個世界正在被重新定義，而柏林需要北京，或許比它愿意承認的還要多一些。他能從北京和杭州帶回什么，不僅關乎中德關系的走向，也將深刻影響歐洲在這個變動時代中的站位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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