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律師：詐騙罪定罪量刑標準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解析

近年來，隨著通信技術與支付方式的迭代更新，詐騙犯罪呈現出手段多樣化、組織集團化、跨境跨區域化的顯著特征，嚴重侵害公民財產權益與市場經濟秩序。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詐騙罪的認定不僅涉及犯罪數額的精準計算，更關涉非法占有目的的推演、共同犯罪的區分以及電子證據的審查規則。對于此類行為的法律適用與辯護策略，北京市中恒信律師事務所劉震律師結合刑法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梳理詐騙罪的定罪邏輯與認罪認罰從寬機制的實踐要點，以期為涉案主體的權利保障提供專業參考。

詐騙罪的定罪

詐騙罪作為典型的侵財類犯罪，其客觀方面要求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致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方可入罪。關于數額的具體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了“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分別為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上述幅度內確定具體的執行數額標準。

主觀構成要件層面，詐騙罪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實踐中，這一主觀要素通常通過客觀行為予以推演：

行為人是否具備履約能力或擔保條件，如明知無履行合同能力仍采取欺騙手段簽訂合同；

取得財物后的處置方式，如攜帶款項逃匿、肆意揮霍導致無法返還、將資金用于違法犯罪活動；

事后是否存在隱匿行蹤、銷毀證據、拒不聯絡等逃避偵查的行為。

認罪認罰制度的適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適用于偵查、起訴、審判各個階段。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通過被追訴人的認罪態度實現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同時保障其程序性權利。

認罪認罰的認定需同時滿足“認罪”與“認罰”兩個要件。所謂“認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即使對個別事實情節提出異議，或者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機關認定意見的，不影響“認罪”的認定。所謂“認罰”，在不同訴訟階段呈現不同表現形式：在偵查階段表現為愿意接受處罰；在審查起訴階段表現為接受人民檢察院擬作出的起訴或不起訴決定，認可量刑建議并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在審判階段表現為當庭確認自愿簽署具結書，愿意接受刑罰處罰。對于“認罰”的考察，重點在于悔罪態度與悔罪表現，應當結合退贓退賠、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因素綜合判斷。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雖然表示“認罰”，卻暗中串供、干擾證人作證、毀滅證據或者有賠償能力而不賠償損失，則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從寬幅度的把握需遵循區別對待原則。在刑罰評價上，主動認罪優于被動認罪，早認罪優于晚認罪，徹底認罪優于不徹底認罪，穩定認罪優于不穩定認罪。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于同時具有自首、坦白情節并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但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不作重復評價。值得注意的是，認罪認罰并非一律從寬。對于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不足以從輕處罰的，依法不予從寬處罰。

被追訴人認罪認罰后反悔的，將引發相應的程序性后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是該制度的核心，包括認罪前的自主選擇權和認罪后的反悔權。在審查起訴階段，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后反悔的，具結書內容失效，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全面審查事實證據的基礎上，重新提出量刑建議，一般較認罪認罰前提下的量刑意見更重。在審判階段，被告人反悔的，可能引發程序轉換，原本適用簡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的案件轉為普通程序審理，檢察機關可建議人民法院不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撤回從寬量刑建議。對于一審判決后被告人僅以量刑過重為由上訴的，如無正當理由，檢察機關可依法提出抗訴，因其行為既違背了認罪認罰具結書的契約精神，也浪費了司法資源，表明其并非發自內心真誠悔罪。

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更在于對規則的精準把握。詐騙罪的辯護與認罪認罰制度的適用，既涉及實體法層面的構成要件解析，也牽涉程序法層面的權利保障。唯有深入理解司法解釋的內在邏輯，方能在個案中實現有效辯護與公正裁判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