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還在剪片子的我,刷到顧國寧去世的消息,手機直接砸臉上——原來年薪八十萬的主持人,也扛不住連續低燒半年不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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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老同事說,2015年后他的工資條縮了快一半,為了湊兒子的國際學校學費,他偷偷接了不少商業配音,凌晨兩點還在地下室錄到干嘔。我爸也是肺癌走的,最懂那種“累到骨頭縫發酸”的錯覺——以為睡一覺就好,其實免疫系統早就罷工。顧國寧把持續低燒當成“主持人常見咽炎”,吃了半年薄荷糖硬撐,錯過最佳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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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傳媒大學用他名字設了獎學金,首批五個孩子各拿兩萬,發表獲獎感言時全在哭——他們見過顧老師期末考那天,一邊咳血一邊給全班錄示范音頻,說“你們將來要替我站著”。媒體圈平均壽命比普通人短五年,真不是嚇人的數據,是無數個顧國寧用命填出來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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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關掉電腦去廚房倒水,聽見室友在客廳改方案,鍵盤敲得像機槍。想了想還是把紀錄片鏈接甩過去,附上一句:下周體檢我陪你,別再拖了。顧國寧的故事最殘忍的部分不是他走了,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復制他的路徑——把咳嗽忍成癌癥,把離婚忍成抑郁,把“再撐撐”忍成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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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前,我給自己約了全身體檢,順手把微信簽名改成:低燒不退不是敬業,是作死。這回,輪到活人認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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