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四川某偏遠山村。
一間四面漏風的土屋里,鏡頭對準了一個頭發蓬亂的女人。她蹲在角落,與雞鴨同處一地,地面混合著人與牲畜的排泄物。
村民說,這是個瘋了十幾年的婆娘,不知來處,沒有姓名。
然后,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女人看見鏡頭,渾濁的眼睛里突然閃過一絲光亮。她張了張嘴,一串完整的英文句子從她嘴里流淌出來——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旁邊的村民愣住了。他們聽不懂這句話,但他們認識那個發音,那不是瘋子的囈語。
女人又抓起地上的一張破紙,撿起半截鉛筆,手顫抖著,卻一筆一畫寫出工整的漢字。那些字跡清秀有力,與這間豬圈一樣的土屋格格不入。
那一刻,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脊背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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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人,到底是誰?
時間倒退17年。1995年,綿陽科技大學。
20歲的何成慧是家里的驕傲。她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女娃,父母砸鍋賣鐵供她讀書,她自己也爭氣,成績優異,還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那個年代,大學生是天之驕子,英語流利更是稀罕本事。何成慧的未來本該是一片坦途。
為了減輕家里負擔,她找了個家教的兼職。1995年深秋的一個夜晚,她結束家教往回走。學校就在前方不遠,那條路她走過無數遍,閉著眼睛都能回去。
但她不知道,黑暗里有兩雙眼睛已經盯了她很久。
一根悶棍從背后砸下來,她甚至沒來得及喊一聲,就失去了意識。
等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被捆綁著,扔在一間土屋的角落里。一個38歲的男人蹲在門口,抽著旱煙,用打量牲口的目光看著她。
這個男人叫倪天國,村里的老光棍。
后來何成慧才知道,自己被“買”了。沒有復雜的談判,沒有驚天動地的陰謀,就是120元現金——在那個年代,甚至買不起一輛新自行車。
120元,買斷了一個女大學生的一生。
何成慧很快弄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試圖跟這個男人談判。
“你放我走,我讓我爸給你錢,要多少都行。”
倪天國抽著煙,不緊不慢地搖頭。
“我不要錢,我要個婆娘給我生娃。”
何成慧的心沉到谷底。她試著掙扎,但手腕上的繩子勒得生疼。她試著喊叫,但這間土屋離最近的鄰居也有半里地。
倪天國沒有馬上動她。
他用了更狠的招——餓。
一天,兩天,三天。
沒有食物,只有偶爾灌進嘴里的涼水。
何成慧的眼皮越來越沉,不是因為困,而是因為血糖低到幾乎睜不開眼。
她的手開始發抖,那是肌肉分解的信號。她想過咬舌自盡,但連咬下去的力氣都沒有。
到第四天,倪天國進來了。他在她面前放了一碗飯。
何成慧盯著那碗飯,眼淚流了下來。她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她更知道,如果不吃,她會死。
那天晚上,倪天國在她最虛弱的時候強奸了她。
從那以后,食物成了馴化的工具。順從才有飯吃,反抗就是饑餓。
這種最原始的巴甫洛夫式條件反射,把一個天之驕女的尊嚴一寸寸碾碎,混進土屋地上的雞鴨糞便里。
她跑過。
那是被囚禁的初期,倪天國忘了鎖門。何成慧拼盡全力沖出土屋,跑向村外。她跑得跌跌撞撞,腿軟得像踩在棉花上,但那是她用命在跑。
她不知道,自己根本跑不掉。一個長期營養不良的人,怎么可能跑過一個天天干活的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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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天國很快追上來,像拖一只雞一樣把她拖了回去。
但真正讓何成慧絕望的,不是倪天國的力氣,而是周圍那些圍觀的村民。
倪天國對著村民解釋:“這是我救下的女人,她腦子不好,非要跑。我是她男人,照顧她一輩子。”
沒有人說話。
何成慧用盡最后的力氣喊:“救救我!我不是他老婆!我是大學生!我是被拐來的!”
人群中有人皺了一下眉,但很快別過臉去。有人小聲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轉身離開。
沒有人站出來。
在那個封閉的熟人社會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所有人的生存哲學。
這個女人是誰不重要,她從哪里來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管了這事,就要得罪倪天國,就要惹麻煩上身。
于是,何成慧被重新拖回那間土屋。這次,倪天國把她拴得更緊。
那之后,時間變得模糊。
何成慧不知道自己在土屋里待了多久。日升月落,春去秋來,都被那扇破門擋在外面。她與雞鴨同住,吃著倪天國吃剩的殘羹冷炙。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爛不堪,頭發結成硬塊。
她的精神防線,在日復一日的折磨中慢慢崩塌。
最開始,她還在心里默背課文,用英語跟自己對話,提醒自己是誰。
后來,那些單詞開始變得模糊。再后來,她不再想這些了。
瘋了,對她是種解脫。
她不再去想什么大學,什么未來。
她只知道,那個男人進來的時候要聽話,聽話就有飯吃。
她退化成了依靠本能生存的動物,唯一證明她曾經是人的,是那雙眼睛里偶爾閃過的一絲光。
直到2012年,那束光被鏡頭捕捉到了。
那天,有記者來村里采訪別的新聞。路過倪天國家的土屋時,正好看見何成慧蹲在門口發呆。
記者舉起鏡頭,對準她。
那一瞬間,不知是什么觸動了她的潛意識——或許是鏡頭的形狀像當年的教室黑板,或許是攝像機讓她想起曾經拍過的畢業照。
她張開嘴,吐出了一串流利的英語。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在場的人全都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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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村民跑去叫來倪天國。
倪天國的臉色變了,他沒想到,這個瘋婆子瘋了十幾年,突然冒出洋文。
事情很快傳開。
警方介入,調查,核實,聯系家屬。
當何成慧的父親趕到那間土屋時,他幾乎認不出眼前這個形銷骨立的女人是自己的女兒。
17年前,他送她去上大學,她穿著新衣服,笑著跟他說“爸,等我畢業掙了錢,接你進城享福”。
現在,她蹲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語,眼神空洞。
父親顫抖著伸出手:“慧兒,爸來接你回家了。”
何成慧抬起頭,看著他。
那目光陌生而茫然,像看一個從未見過的路人。但她沒有躲開,任由父親把她拉起,扶出土屋。
走出那道門檻時,她回頭看了一眼那間土屋。
17年,她把人生最好的年華,丟在了那個與雞鴨同住的地方。
后來的事情,并不圓滿。
醫生檢查后告訴家人,何成慧的精神分裂已經非常嚴重,極難治愈。她的大腦,像一臺被反復碾壓的機器,零件全都碎了,再怎么修,也回不到原來的樣子。
那個1995年的女大學生,實際上已經死在了那間土屋里。
如今活著的,只是一具曾經屬于她的軀殼。
何成慧的故事,像一個恐怖的寓言,提醒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面。
它讓人憤怒,讓人窒息,但最讓人恐懼的,是這件事里每一個環節的“尋常”。
120元的價碼如此尋常,倪天國買人的念頭如此尋常,村民的沉默如此尋常——正因這些尋常,才讓罪惡滋長得如此肆無忌憚。
何成慧瘋了,但她說出的那句英語,是她對自己最后的證明。在漫長的黑暗里,她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身在何處,卻沒能忘記年輕時學過的那些單詞。
那幾句流利的英語,是一個靈魂被碾碎之前,發出的最后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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