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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出自東漢荀悅《漢紀》,這句話強調建章立制對治國安民的重要意義。荀悅是東漢哲學家、史學家,他繼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愛民、惠民,認為仁義是治國之道的根本,主張德刑兼舉,法教并行,所謂“政之大經,法政而已”。作為東漢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悅及其思想在歷史上有相當的影響。
漢獻帝覺得班固的《漢書》文繁難省,于是令荀悅仿照《左傳》體例將其由紀傳體改撰為編年體,記述西漢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約18萬字。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漢紀》與《漢書》并稱“班荀二體”。
高度重視典章制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早在先秦時期,《尚書》就記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禮》(又叫《周官》)與《儀禮》《禮記》并稱三禮。在三禮中,《周禮》地位特殊,該書以記載典章制度為主,有著復雜嚴密、井然有序的治理體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國,小至基層治理,均在《周禮》中有周密的記載。歷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說法,比如明代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的設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漢代劉歆、鄭玄等大儒認為《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公致太平之書”。
《論語》“為政”篇中,有一段子張向孔子問政的記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張向老師請教:“今后十世的情況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子回答:“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制度,周朝又繼承商朝的禮儀制度。所以,即便將來一百世以后的情況,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虛指,但是通過典章制度、禮樂文化來凝聚力量、走向未來的邏輯確實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禮為源頭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各個方面行為規范的準則。這種重視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繼承、發展。
比如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唐玄宗開元年間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國家行政法典,它的編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備”。這部法典對國家政策的咨詢、決策、執行、監察、考核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制度規定,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行政制定了統一的法律法規,把各級政府機構行政納入法制之下,在國家行政立法方面達到了較高水平,體現出當時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古人對建章立制的重視,“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因為制度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同時也可以明確看到自古及今隨著世變時移,我們在治國理政的制度層面做出的增益和變化,生動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
◎本文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劉同華、郝思斯),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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