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宣布“退群”

文︱陸棄

1995年簽署的獨聯體聯合防空體系協定，曾被視為后冷戰時期歐亞安全整合的象征之一。三十年后，這一制度安排迎來新的裂縫。當地時間2月25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總統令，宣布退出該協定，并同步啟動退出獨聯體框架下30項國際條約的程序。外交部將按既定機制通知條約保存方。簡短的法律動作，卻帶有沉重的歷史回響：一個國家與一個時代的制度遺產，正在被重新書寫。問題不止于“退群”，而在于這一步驟所揭示的安全邏輯轉向、身份認同重構，以及區域秩序的持續松動。

獨聯體誕生于蘇聯解體后的不確定年代，其初衷在于維系最低限度的政治協調與安全合作。聯合防空體系的設計，既是對共同空域威脅的回應，也隱含著對戰略資產與技術標準延續的考量。對成員國而言，這一體系在相當長時間內提供了成本分擔與預警協同的現實收益。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從不只依賴條文本身，更取決于政治互信與共同威脅認知。當安全環境與國家戰略發生深刻變化，原有框架的黏合力便不可避免地下降。

烏克蘭的決定，首先是一項法律與制度層面的選擇。退出協定與條約，意味著權利義務關系的終止、指揮與信息鏈條的切割、標準與接口的再校準。任何安全體系都建立在高度依賴的技術與組織網絡之上，一旦退出，隨之而來的不僅是行政程序，更是能力結構的重組。從更廣闊的背景看，自2014年以來，烏克蘭持續調整其對外政策與安全取向，逐步與既有的后蘇聯制度安排拉開距離。此次動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長期路徑的延伸與確認。

原因層面，則涉及多重機制的疊加。其一，安全威脅認知的變化。國家在戰爭與高強度對抗環境中，往往重新界定自身的安全依托與合作對象。其二，政治信任基礎的侵蝕。聯合防空體系依賴信息共享與協同決策，而信任不足將直接削弱體系運行效率。其三，戰略身份的再定位。制度選擇不僅是功能性決策，也是身份與歸屬的表達。退出既有框架，既是對現實安全需求的回應，也是對未來戰略方向的聲明。

影響由此呈現出層層遞進的特征。對獨聯體而言，成員國的持續流動與參與度下降，將進一步考驗其制度韌性與整合能力。安全合作的意義在于“共同”，當共同性被削弱，體系的協調成本與政治象征價值均面臨重估。對區域安全結構而言，退出意味著空域協同與技術接口的重新配置，潛在地改變力量分布與風險感知。對更廣泛的國際關系格局而言，這一動作強化了后蘇聯空間的分化趨勢，使區域秩序的演變更加復雜。

風險亦不容忽視。制度脫鉤若缺乏充分過渡安排，可能帶來短期協調失靈與誤判空間擴大。防空與預警體系高度依賴連續性與兼容性，任何轉換期的不穩定都可能被放大為安全隱患。同時，制度裂變可能引發心理預期變化，促使相關國家調整軍事部署與政策姿態，形成新的安全困境循環。歷史經驗顯示，安全架構的解體往往并非瞬間，而是通過一系列漸進動作累積而成，其間充滿不確定性。

理性判斷需要避免將單一決策簡單化為情緒化象征。國家退出協定，是主權范圍內的合法行為，其背后既有現實安全考量，也有制度效率評估。更值得關注的是，各方如何管理這一變化的外溢效應。透明的信息披露、清晰的法律程序、必要的溝通機制，有助于降低不確定性與誤判風險。制度的終止并不必然通向對抗，關鍵在于過渡的治理能力與危機管理智慧。

展望未來，歐亞安全秩序正處于深度調整期。舊有框架的松動與新機制的探索并行不悖。國家在選擇安全依托時，將更加重視能力互補、技術兼容與政治可信度。區域合作并非線性演進，而是在競爭、重組與再平衡中不斷塑形。烏克蘭的決定，是這一進程中的又一節點，其長遠意義取決于后續制度安排的穩定性與各方互動的理性程度。

當歷史的制度遺產逐漸退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成形。國際政治的復雜性正在于此：舊結構的慣性與新邏輯的張力交織，選擇與代價并存，風險與機遇同在。對任何國家而言，制度路徑的更替不僅是戰略決策，更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承擔。

在持續變動的安全環境中，真正的考驗并非“是否退出”，而是如何在裂變與重組之間維持最低限度的穩定預期。制度可以終止，溝通不應中斷；框架可以調整，理性必須延續。每一次法律文本的更改，都在靜默中重塑地區安全的邊界與信任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