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結婚人數創5年新低！比疫情時還慘淡！政府狂撒70億新幣“催婚催生”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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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新加坡統計局又扔出一枚數據炸彈：2025年，全島只有24687對新人注冊結婚。

這個數字比2024年少了6.2%，是自2020年疫情以來的最低點，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

如果你對這個數字沒概念，我們換個角度：這相當于，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每天平均有67.6對新人發誓共度余生——而在疫情剛結束的2022年，這個數字是每天80.5對。

消息一出，學術界一片哀嚎。專家們擔心的不只是婚慶公司要倒閉，而是那個更致命的問題：新生兒從哪里來？

新加坡國立大學楊李唯君教授說得非常直白：“在很多亞洲國家，婚姻數量就是出生數量的主要預測指標。因為在社會和法律層面，婚外生育仍然不被普遍接受。”

與此同時，2024年龍年——華人傳統里最該“生娃”的年份——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TFR）只有 0.97，穩穩地躺在歷史最低點。

那么問題來了：到底發生了什么，讓年輕人連婚都不想結了？

不愿意結婚、更不愿意生娃

新加坡年輕人算了三筆帳

“經濟前景不確定、生活成本上漲、地緣政治緊張”——專家們給出的理由聽起來很官方。但翻譯成人話就是：年輕人不愿意結婚的最大原因還是沒錢，或者不敢花錢。

第一個原因：“在一起”的成本實在太貴了！

根據《海峽時報》的數據，新加坡婚宴酒席價格過去十年漲了超過50%。一桌酒席現在要1500到2000新元。而同期的核心通脹率卻不到這個數。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辦婚禮的花費，漲得比你的工資、比你的存款利息，快得多。

《海峽時報》的那位作者接著吐槽：即便你辦一個小型婚禮，賬單也會迅速累積。很多夫妻最后的花費都在30000到50000新元之間，這還沒算上服務費、開瓶費、禮服、裝飾、酒精飲料和婚后派對等開支。

50000新元什么概念？新加坡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4500新元，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要不吃不喝至少11個月，才能攢夠一場婚禮的錢。

婚禮只是開始。結了婚住哪兒？建屋局（HDB）的BTO組屋確實相對便宜，但等待期長快也要兩三年，對于一些人來說確實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如果選擇私宅，那價格讓人望而卻步。

我們隨便翻翻PropertyGuru的數據就知道，哪怕是在非核心區域，一間公寓的價格也動輒一百多萬新幣。算上房貸、水電、保險、以及未來孩子的開銷，這筆賬算下來，足以讓很多年輕人手心冒汗。

于是，一個無奈的現象出現了：2025年的《家庭趨勢報告》顯示，25歲到34歲這個“黃金婚育年齡段”的結婚人數，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具體有多慘？看數據：

• 新郎為25-29歲的婚姻： 減少了 11.7%

• 新郎為30-34歲的婚姻： 減少了 6.9%

• 新娘為25-29歲的婚姻： 減少了 10.8%

• 新娘為30-34歲的婚姻： 減少了 6.7%

以前我們說是“晚婚”，現在看起來更像是“恐婚”。不是不想找，是覺得還沒準備好；不是不想結，是覺得口袋還不夠深。

圖源：MSF

第二個原因：觀念變了，事業和財務穩定遠比結婚生子重要

數據為證：過去二十年，新加坡人初婚年齡一路飆升。

• 新郎： 從2004年的 29.4歲 → 2024年的 31.1歲

• 新娘： 從2004年的 26.7歲 → 2024年的 29.6歲

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齡中位數，已經來到 31.9歲，十年前是30.4歲。

以上種種數據背后的邏輯是：越來越多人把職業發展和財務穩定放在結婚生子之前。還有一個“日益增長的少數群體”覺得，婚姻跟自己的人生目標不太搭。

有年輕人說得實在：“我有信心讓自己過得舒服，但我看不到那個愿景里有一個男人（女人）。”還有人說，現在的求婚聽起來不像“想和我共度一生嗎？”，更像是“想一起申請BTO嗎？”

越來越多人花更長的時間尋找合適的伴侶，或者在確定關系后花更多時間磨合，才考慮步入婚姻。

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晚婚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群體變化：新加坡長期的生育率下降，導致目前適婚年齡人口在縮水。

特別是20歲出頭到30歲出頭這個傳統上的“適婚黃金年齡段”的人口數量正在減少。池子變小了，魚自然也就少了。

第三個原因：男女價值觀的隱形錯位

《聯合早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拋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在低生育率的困境里，或許該“男兒當自強”了。

文章指出，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男女平等觀念的深化，女性的學歷和經濟地位迅速提升。這使得她們在選擇伴侶時，眼光自然也更高。但在一些女性眼中，許多年齡相仿的男性，顯得“格外不成熟”。

來源：早報

無論這是否是錯覺，它確實成了女生間一個普遍的話題，并且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后果：年輕女性單身率大幅上升。

從2010年到2020年，25歲至29歲的男性單身者比例上升了7個百分點，而同年齡段女性的單身者比例卻飆升了15個百分點。30歲至34歲年齡層的情況也類似，男性單身者上升4.8個百分點，女性則上升7.7個百分點。

對于一個經濟獨立的現代女性而言，單身成了一種“默認的自然狀態”。除非遇到超越理性的愛情憧憬，否則為什么要放棄這份自由和舒適，去將就一段不那么完美的關系呢？

新加坡政府嘗試了、努力了

但效果依然很有限......

如果你以為新加坡政府只是在旁邊喊“加油”，那就大錯特錯了。從慷慨的嬰兒花紅（Baby Bonus）到新推出的“大型家庭計劃”（Large Families Scheme），從增加陪產假到推行靈活工作安排（FWA），可謂用心良苦。

第一招：砸錢，而且是真金白銀地砸。

新加坡政府一名部長不久前宣布：2026財年，預計將撥出近70億新元（約合人民幣375億元）用于婚姻和生育相關計劃。相比2020年的40多億，這筆預算漲了75%。

這筆錢不是小數目——相當于每個新加坡公民（約354萬人）攤到近2000新元。而這70億還不包括教育、住房等領域的既有補貼。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馬善高說得很明確：“我們不能替年輕人做決定，但可以為他們做好準備。”

第二招：聽建議，連“免費托兒”都擺上臺面。

2026年2月的國會辯論上，議員們的建議一個比一個具體：

①惹蘭勿剎集選區議員羅守恩建議：托兒、托嬰、學生托管服務免費。理由是：就像人人享有免費基礎教育一樣，育兒也該是公共產品。

②裕廊東-武吉巴督集選區議員許德財建議：推出“大家庭大房子”政策——想多生孩子的家庭，買大房子時給更多津貼；因為新生命要換房的，放寬最低居住年限。

③非選區議員蔣佩姍建議：按孩子數量給育兒假，推行有薪看護假，把靈活工作安排升級為有約束力的政策。

這些建議，哪一個不是直擊痛點？

第三招：創新，連“約會”都給補貼。

2026年2月，政府放了一個大招：文化通行證（SG Culture Pass）可以用于約會了。

這個通行證原本是給每個公民100新元，鼓勵去看演出、聽音樂會。現在，政府和約會應用 Coffee Meets Bagel（CMB） 合作，把這100塊變成了“拍拖通行證”——情侶們可以用它去參加各種文化活動，邊看展、邊聽音樂會、邊培養感情。

CMB可不是隨便選的——這款應用專注幫用戶找“持久認真的長期關系”，用戶必須用Singpass注冊，驗證婚姻狀況，杜絕愛情騙子。

政府的邏輯是：鼓勵單身人士放下手機，走向線下，通過共同探索文化藝術，建立“更有深度的情感聯系”。

問題來了：錢也砸了，政策也出了，連約會都補貼了，為什么結婚率還是跌？

第一個原因：錢能解決的問題，不是全部問題。

副總理顏金勇在2026年1月坦言：2025年的生育率數據“不太可能帶來好消息”。他提到一個扎心的事實：過去的龍年都會出現“嬰兒潮”，但2024龍年，生育率還是0.97，和兔年持平。

這說明什么？說明龍年都不靈了。

有分析指出，盡管政府多年提供慷慨支持，但“生不生孩子”這件事，越來越和錢沒有直接關系。年輕人的優先級已經轉向事業、個人自由和生活質量，傳統家庭計劃被往后排了。

第二個原因：全球都在跌，新加坡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新加坡的困境，其實是一個全球發達國家的通病。韓國、日本等東亞卷網們，生育率都在“破1”邊緣徘徊，隨著國家變富裕、城市化程度提高，生育率下跌幾乎是逃不開的魔咒。

不利的因素在于：有學者在《Toxic Demography》一書中警告：人口一旦開始下跌，就會產生慣性，逆轉起來又慢又不確定。

第三個原因：有些紅線，政府暫時還不敢碰。

比如卵子冷凍。在新加坡，只有21歲-37歲才能冷凍卵子，這還是上調后的年齡。很多想“先拼事業、后拼娃”的女性，只能飛去馬來西亞、泰國做手術。

有40歲的女性接受采訪時說：“這對新加坡女性很不公平。它不給我們40多歲生育的機會，所以我們只能30多歲就湊合結婚，因為時間不等人。”

政府和社會宗教團體的顧慮是：放開卵子冷凍，可能會讓女性更晚結婚、更晚生育。但這種“保護”，在很多人看來反而成了束縛。

24687對，這個數字不僅僅是一個統計結果。它是無數年輕人在深夜算完賬后的嘆息，是他們在事業和感情之間的艱難權衡，也是他們對“婚姻”這兩個字重新定義的開始。

在這個什么都漲但工資的漲幅可能跑不過其他漲幅的年代，愛情或許是唯一的避風港。但要讓年輕人勇敢地走進婚姻這座圍城，光靠嘴說“我愛你”是不夠的，還得讓他們的錢包說“我可以”。

只是目前看來，“我可以”這三個字，對于很多新加坡年輕人來說，依然有點燙嘴。

年輕人想要的是：經濟上不那么喘不過氣，生活里有空間裝下愛情和家庭；政府想要的是：國家有人口接續，社會不陷入老齡化泥潭；社會想要的是：傳統價值不被顛覆，但又要適應新時代。

誰該讓步？或許答案是：所有人都得往前走一步。

年輕人可以稍微降低一點對“完美時機”的執念；政府可以繼續優化政策，甚至觸碰一些“敏感但必要”的改革；雇主可以更靈活地對待家庭員工；社會可以更包容不同的家庭形態和人生選擇。

但政策干預的邊界在哪里？錢能激勵到什么程度？文化變遷能扭轉嗎？

這些問題，70億新元的補貼也給不出答案。